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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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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后，一个失误是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主动向市场的分权，而从一开始向社会的分权就相对消极和被动。单位体制收缩，国家退出，而新的社会再组织机制尚未形成。当“市场”、“竞争”、“私有产权”、“利益”、“自利”等观念迅速占据人们头脑之后，相对应的“社会”、“合作”、“公共品”、“公益”、“利他”等观念却被人们所遗忘。此时，家庭受到冲击，基层社区呈现涣散状态，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起步艰难，社会如何重新黏结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党和政府组织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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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口转移过程能形象地说明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大刀阔斧展开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三年脱困”改革中，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就业。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4年与1995年相比，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 908万，下降37.8%；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减少2 698万，下降76%；二者合计减少6 606万，下降47.5%。在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与攻坚脱困目标相继完成后的2001年，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在城镇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37%；2006年降到25%以下；2012年降到20%。而在改革之初，这一比重几乎接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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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重的快速下降对社会治理变迁具有关键意义。如果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可视为所谓“体制内”单位，那么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户和自由职业就是所谓“体制外”单位。“体制内”单位不仅仅是就业场所，在这些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相对健全，共青团、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也能延伸其中。“体制内”单位既提供经济参与机会和社会保护，同时也延伸和分担了政党和国家的政治教育和社会控制功能。相对而言，“体制外”单位只是纯粹的就业场所，党和人民团体的延伸覆盖远不及“体制内”单位，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大大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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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人都在“体制内”就业时，分散的个人借助单位体系以及单位化居住空间关联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党和国家的政治教育、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都可以借助单位的触角延伸到其中的每个人。当大多数人都在“体制外”就业时，借助于就业单位的政治教育、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就不再那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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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党面临的挑战非常明显。虽然党员人数保持持续增长，但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出现涣散状态，更难以延伸进入私营部门。此时，人民团体同样面临成员流失、基层组织收缩的痛苦局面，难以发挥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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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党下决心在私营部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人民团体基层组织建设。但这种努力只带来了统计数据上昙花一现式的繁荣，当一阵努力过后，基层组织数量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回升，又快速地重回收缩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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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会为例，从1993年开始基层工会数量一直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11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到2002年底，基层工会数量的确比2000年翻了一番，由85.6万个增加到了171.2万个，然而到2003年底又回落到了9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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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也有同样经历，2002年底基层组织数从1999年的254.9万个增加到了272万个，但2003年又回落到25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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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革命到建国，共产党一直是我国社会组织化的中枢系统。党的组织建设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意义。当党及作为外围组织的人民团体遇到组织体系难以延伸到体制外的巨大挑战时，说明我国社会治理也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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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组织延伸方法遇到了障碍，必须找到新的途径将离散化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法还不能与中枢系统发生脱节，否则会出现国家与社会的解纽，使这个巨型社会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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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建社会”不仅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更加成为决策者议程上优先级越来越高的议题。回顾从“和谐社会”到“社会治理”在党的核心文件中提出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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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体制内城镇就业人口比重降到30%。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党亟待加强的一项执政能力。2007年，党将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并列，国家建设体系由“三位一体”扩展为“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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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体制内城镇就业人口比重降到20%。2011年2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省部级主要干部研讨班的主题，从指导思想、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上明确了如何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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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更进一步地探索如何能够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体系通过“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有效地延伸到体制外。其中关键就在如何“社会协同”。以前是以单位作为社会治理的延伸和协同力量，而如今什么社会力量能够在组织社会基础上与党和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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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中国式结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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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社会再组织化过程中，我们以现代社会联结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结社为例。结社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一种途径，也是国家与社会进行协同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改革之后中国人的结社生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把这个实际已经发生的过程概括成“中国式结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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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革命”的提法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于1994年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非营利部门的崛起》一文，他从跨国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结社革命”正在展开，其意义不亚于19世纪后期民族国家的兴起。【1】他所描述的结社革命兴起，更多与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及新自由主义兴起背景下政府收缩相关，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开始减少，将责任转移到非营利部门，期望更多依赖于利他精神和志愿精神，借此调动社会活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由此，不同国家似乎都在经历一个以“志愿结社”为动力的社会重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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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是结社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们开始关注结社、研究结社的主要原因。随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展开，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受到很大冲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也被弱化，需要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满足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社会交往和归属的需求。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对社团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化程度与结社参与行为是正相关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结社行为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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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之后，全球社团革命提出的重要背景是福利国家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从经济学角度看，社团与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社团及其他非营利组织能够降低“合约失灵”的风险，以更加多元、灵活和高效的方式提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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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结社的意义也不乏深入的解读。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高度评价美国人的结社习惯对于民主和文明的基础意义。如托克维尔所说，“假若民主国家的人民没有结社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或没有政治结社的兴趣，那么他们的财富与教化虽仍可保全，他们的独立定将发生大危险。假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结社的习惯，那么连文明本身都受到威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的人民已经丧失了单枪匹马完成大事的力量，而又不能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完成事业，那么不久之后，这个民族即将沦于野蛮状态”。到现代，政治社会学家利用“社会资本”等理论视角以及更加系统的实证方法进一步发现了结社与治理之间存在的规律性关系，并解读了背后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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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结社革命在志愿结社和社团数量发展方面与所谓“全球结社革命”有并行和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借用了这一概念。加上“中国式”是要突出从动力、形式、后果与性质来看，中国式结社革命带动的社会再组织化过程与萨拉蒙所讲的“全球结社革命”存在本质性区别，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更不能简单地由此推定中国应该如何去学习和追赶这一全球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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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lamon, Lester M.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4）, 199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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