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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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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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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与战略”这个话题为什么有意义？我担心咱们不是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甚至是中速，没准到低速，没准来一个大起大落，这是国际国内都关心的问题。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就是整个经济环境发生特别大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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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像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冲击，如果你在温州，赶上温州这几年，又赶上地产的冲击，你经营得很好，担保方、交易方都垮了，跟你赖账那就麻烦了。所以最应该关心的是经济环境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出现大的波动，政府就有应对，如果应对得很好大家日子就好过。如果手忙脚乱应对错了，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我想经济环境的核心恐怕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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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了30多年，后面增长的前景，我个人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说到中国经济，我赞同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潜力”。但是潜力不是现实，潜力发挥不出来的太多了，印度经济也非常有潜力。有潜力的地方很多，但是最后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太多因素。应该说我们目前的挑战，是非常尖锐的。因为这个挑战并非今天才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都存在。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转眼6年过去了。改革开放10年的时候，我们就写过一篇文章，末尾就是中国面临三个前景：第一个是高速增长的前景，第二个是出现动乱的前景，第三个是长期停滞的场景。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最主要的是分析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因素不仅支撑不了高速增长，恐怕也支撑不了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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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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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分析是，中国过去经济几十年增长有四大因素在支撑，或者叫“四轮驱动”。第一是改革开放。我的观点就是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亚于改革的意义。如果关起门来搞改革，我们今天恐怕还没走多远。中国一直处在大变革的时代，从开放当中获益，依靠后发优势，大大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距离。现在的麻烦是，一开始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人没认为有大变革，认为撒下一点面包渣你愿意怎么捡就怎么捡，捡了30年之后美国认为不一样了，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与美国在很多领域成了对手，大差距的好处在慢慢消失，反过来人家开始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进行防范、博弈、围追堵截。对外开放这些年来实际上已经产生变化，这是改革开放30年分析的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主要靠开放，靠后发优势，尽管这点优势今天还有，但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负面的因素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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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场化，一方面通过双轨制，通过引进市场因素，逐步使得整个经济市场化了。另一方面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对国企进行改造，这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30年以后，问题也大了，市场化的好处有了，市场化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企业改革这一块更是这样，我们的国企改革，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应该说30年前提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来。35年前开始就说“政企分开”，现在国企包括央企并没有“政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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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靠农村，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支火箭式推动力。1984年以前最大的就是“包产到户”，令农村焕发了活力，给中国领导人以信心。因为过去从来吃不饱饭，在那个信心的前提下进行城市的改革。但邓小平没想到乡村的发展，更没想到几亿农民到城里打工，这些因素带来的变化推动了我们后来的发展和增长，但这些因素的推动力正在消失，相关问题也在出现。每家两三亩地的种植显然是束缚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农民进城打工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现在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了。就是长期的候鸟式迁移，经济发展了，各方面的成本上升了。但是中国劳动力、人力成本的提升非常有限。农村人普遍读到初中毕业就开始辍学了。所以现在是中国经济需要提升的时候，人不提升，下面的增长就会遇到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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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跟地方竞争有关系。中国国家大，靠财政承包和地方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我觉得中国做企业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机会，各个地方竞相用更优惠的力度吸引投资。像这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尽管中国很不满意，但是别人看起来，比如到印度去投资，印度人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是天堂了。现在地方政府竞争也开始走到另外一面，由于地方竞争，地方政府的作用，大家看到的最明显的就是地方财政，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它的发展，造成一系列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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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靠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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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推动力都开始衰减，中国要想继续增长靠什么？现在经常讲到靠技术进步，靠教育，靠创新，这些都不行了，这些只能保证一般的增长。技术创新中国比不上美国，中国的人力资本也比不上美国，中国要改革体制，我想一天两天也改不成美国那种有利于创新的体制。这些因素，美国每年增长2%就感觉很好了。如果中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2%到3%，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说中国新常态只不过从10%降到5%左右，这样一般化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因为全球都没有。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还有比较高的潜在生产力？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对的，但解决不了问题。在“金砖四国”里中国也是在最顶端，什么才能支撑这个？实际上只有靠中国在这个阶段的结构转换了。最大的结构就是农民从低产的农业中走出来，到高产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因为在土地上现在农民一般产值也就是人年均1000元人民币，他现在就是出来到城里当小工，马上产出是好几万。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收益是支撑今后20年左右中国经济还能够在一个比较高水平上增长的主要原因。超过5%就比较高了，5%以上的增长，光靠技术因素，其他一般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中国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占35%左右，65%是农村户口。农民工进来了两个多亿，但是中国基本上是候鸟式的，到40岁左右就开始回流。家属绝大部分还不在身边，还有几千万的儿童是留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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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要达到5%以上，主要还要靠结构变化。这个结构是所有的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潜力，所有的企事业都是这样，在这个转换当中除了正常的技术进步、创新，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处在这个阶段，是有大量的人口，总人口当中很大比例从低产的农业部门转向高产出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这是他们带来的。而这种转变同时跟另外一个转变也是一致的，就是在从农村这种规模经济比较差的、集聚度比较低的地方进入城市。城市是高度集聚的，上班时间缩短，交流、沟通的成本降低，包括这么多企业，同样是互联网企业挤在一起，同样是金融企业在一条街上从低产出的产业向高产出的产业转移。另外也是规模不那么集聚向规模集聚的地方转移。这两个比较大的变化，才是中国有可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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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现这个增长需要对中国的政策做重大调整。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已经开始提出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中国目前所采取的应该是远远不够的。经济环境，恐怕最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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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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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引领经济走向好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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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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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引领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对新常态认识的逐步深化。经济新常态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经济较理想的状态，它不会自动出现，需要进行引领，以走向好的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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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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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新”即“有异于旧”；“常态”是相对稳定的状态。“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相对稳定的状态。它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有所不同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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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重要的是要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认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给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和合理波动，已被决策层所认可。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将放在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上，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动辄下猛药来维持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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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也存在“新常态”，它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缓慢而痛苦恢复的过程，反映了西方经济存在周期性波动乃至周期性危机的现实。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常态”显然不是从危机角度来说的，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等角度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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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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