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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黄蜂”和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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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过往的作为有了一些了解；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关键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成功掌握了它的动态，发展出一种对外政策和一种国内秩序，将这种新力量充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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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有人会问：为什么？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够如此快速彻底地接受资本主义呢？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资本主义，又如此擅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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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要找到答案就需要我们离开地缘政治、经济和宏大全球战略的领域，来看看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社会和心理因素是怎样使得英语国家如此轻松和自然地飞跃到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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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向宗教和哲学领域，更具体地说是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研究成果。两位哲学家都很关心开放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差异（柏格森率先创造了这个词语，之后波普尔沿用下来）；他们的研究对于阐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文化力量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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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这位持进化论的哲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物种进化和个体生存的必要因素如何影响个人和群体的精神价值和心态，他于1932年出版了《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这部作品。他假定自然界有两种社会组织。一种组织完全依靠本能来引导，比如蜂巢或者是蚁丘。这些群体当中没有任何自愿可言，每个个体都是简单地完成指派的任务。动物王国中的极端本能社会并没有那么多；山地大猩猩和水獭生活在自己的社群中，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的本能支配，但它们相对于蚂蚁和蜜蜂来说要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柏格森认为，我们的祖先在人类意识得到发展之前，或多或少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这种社会被柏格森称作封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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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封闭的人类社会和蚁丘甚至是海狸的巢穴都不同，因为人类是有意识的，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身为个体，其愿望和本能所指令的行为可能是不同的。本能并不能像在蜜蜂和蚂蚁中那样起直接作用。它必须通过一种途径被有意识地感知到——使得人们去“选择”这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柏格森认为，宗教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满足这种实质上的保守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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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所有人都明白自身的位置。习俗、道德和法律互相巩固。部落或氏族的方式就是大自然的方式；违反习俗就是违抗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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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不是蚂蚁，他们并非仅仅受本能控制。道德和伦理的两难问题，甚至在封闭社会中也会出现。大部分希腊悲剧都是围绕着这类困境展开：俄狄浦斯[1]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自己的母亲；当克吕泰涅斯特拉[2]设计谋杀了丈夫阿伽门农时，她的孩子们无论选择什么行动都是罪孽——杀死他们的母亲或者不替父亲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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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个人意志会渐渐蔓延开来。青年男女不愿意奉父母之命结婚，因为爱可以冲破旧有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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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习俗捍卫着它们自身。柏格森的观点是，宗教产生了一种心理习惯，将人类智慧和本能驱动相结合以达到团结和延续。这使本能听上去有了意识的声音。违反禁忌的事情会让这个人颤抖并感到不适：那就是本能的力量。它会激发一种有意识的反应，从而推动人类遵循本能驱使。柏格森将这种宗教称为“静态宗教”，它旨在使人类和社会保持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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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领域之外，伴随本能之声而来的是美丽、恐惧和意义。神话、传说、直觉、远见、诗歌和畏怯均超出我们普通的感知，而它们都在丰富并塑造着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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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柏格森来说，无论如何繁荣发展，人类社会和蜂巢都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假如说蜜蜂也有历史的话，那它们的历史应该已经结束。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蜂巢在蜜蜂社会中运行完善，但是蜜蜂似乎并不会朝任何方向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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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显然是不适用的。作为一个物种来看，人类还处于起步阶段。有文字记载的短暂历史，辅以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一些口头传统和零散证据，都表明变化和发展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就如稳定性是蜜蜂的自然属性一样。在相对不长的时间里，人类的生存足迹蔓延到了整个地球，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居住环境和挑战，这都需要重新应对。人类文化本身就有要发展和变化的趋势；狩猎、农业、陶瓷和冶金等方面的技术在地球上某个地方出现，并通过交往和贸易传播到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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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接受学习和变化的一面使得人类社会远离封闭世界的传统和模式。这种求新、求变、求自治的本能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没有它，人类很难发展，甚至无法生存。柏格森定义的“开放社会”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类对变化的渴求的社会。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是截然相反的。在开放社会中，传统一致性被打破了。传统在个人生活面前丧失了强制力。女性可以从事原来男性专有的事情，反之亦然；农民不再需要屈从于贵族。开放社会立足于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不是传统和古老的法则。传统在道德面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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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认为，每一个社会都具有开放和封闭的元素。小家庭群落中的部落民对广阔世界一无所知，即便如此他们仍生活在一个复杂、丰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一环境会回应外部事件或社会力量，以及群体成员的切身需要。另外，现代工业社会保留着很多封闭社会的功能。非理性的传统和喜好塑造了那些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的行为；部落的忠诚塑造了人们对于正在运转的政党、民族和阶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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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应该明确的是，我们作为标签使用的“西方”指的是开放社会的世界，而从东方向西方行进的旅程则是从相对封闭到相对开放的过程。与封闭社会相比，开放社会更高级、更冷酷。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传统作用和家庭纽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尽管有时也是令人窒息的环境。在开放社会中，个人很少会被这些束缚牵累，但是这种确定性和关系的缺乏会是冰冷又疏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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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要明确的是，资本主义不仅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是其原动力。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它令拥抱它的社会富裕而强大。试图倒行逆施的封闭社会力量被削弱，陷入困窘，最终被征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历史不再是对开放、回应和封闭这一循环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持续西进、不断废除防护墙的过程。开放社会是向动态社会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仍然在塑造着我们当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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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借用了柏格森的社会类型学，并使之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核心要素。20世纪见证了数亿人在法西斯暴政下丧失自由，全人类的心智都在封闭社会强有力的掌控之中。波普尔在这一时期进行写作。开放社会可能有自由，却令人恐惧。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记录封闭社会的拥护者为关闭开放社会所做的并且通常是成功的努力。波普尔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部哲学史，被理解为一系列为压制开放社会的颠覆性思想和政治力量，重建封闭社会的稳定性、永恒性和极权性所做的努力。它是一部从柏拉图时期到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的“筑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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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多着墨于开放社会的敌人而非朋友，因为这些敌人数量是如此之多，且力量又如此之大。人类心智可能会强烈地倾向于开放社会的概念，但开放社会是不稳定的，也是令人不安的。此外，本能的呼唤配合以封闭的宗教，都在不断地把人们往回拉。波普尔将雅典人对民主的反对（他认为这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有所反映）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在黑格尔思想中达到高潮）进行比较。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波普尔看到相似的现象：反动势力用传统宗教和价值观作为武器，奋力扼杀开放社会。波普尔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也看到了正在起作用的某些相似性。波普尔认为，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就存在开放社会的自由和正义元素与封闭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倾向之间的斗争，后者引自黑格尔的理论，对人类自由理念有着极大的敌意。苏联的共产主义更不必说，波普尔看到的是封闭社会的拥护者再一次践踏着开放元素，并奏响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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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正确的，历史上为创造开放社会所付出的努力大多付诸东流，或者顶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部分成功。希腊的开放民主社会就有要退到暴政统治的明显趋势。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一个恺撒；每一个元老院里，都有一个苏拉[3]。这些模式从古代遗留了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大部分欧洲社会在17、18世纪几乎无法向前发展，因为现代化曙光的压力导致了君主极权专制，而不是民主化的日益增进。英语世界的“金发姑娘”经验并非典型；许多小女孩在暗夜之中穿过阴森的树林向西方前进时，最后都成为饿狼的腹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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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英国和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开放社会。古典时期至少也短暂地出现过几个开放社会。许多意大利城邦可以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开放社会，汉萨同盟北部的贸易城市也具有开放城市的很多特点。但比起这些早期的开放社会，荷兰和英语国家的开放社会形式显得更加强大、广泛和持久。那些早期的开放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它们在特定的城邦出现，这些城邦通常只有几万人，且它们在出现后不久就会因为外国军事力量或国内反抗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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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社会有着迥然不同的历程。它们不仅是在别人消亡的地方存活了下来，而且已然繁荣兴旺。不仅如此，它们已经很成熟了。世世代代、岁岁年年，如今的开放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奴隶制被废除，妇女拥有了投票权，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教育。在更早的年代，开放社会犹如罕见又极其娇弱的花朵，只能在所有条件都具备之时短暂绽放，之后迅速凋零。如今至少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开放社会如同耐寒的四季常青植物，年年绽放，而且似乎对所有的枯萎病都具有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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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仅仅是开放的社会，它们还是动态的。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原则推动它们向前发展。在波普尔的眼中，开放社会仍是一株脆弱的植物；要了解动态社会，我们需要回到柏格森这里，以及他的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态宗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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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宗教来自本能的需要，是一种使得封闭社会的成员牢固地抓住戒律和传统的力量。苏格拉底因藐视宗教而被判处死刑；在现代欧洲历史中，有组织的宗教常常引起思想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抵制。在很多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静态宗教在日益被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努力加强一致性。原教旨主义可以说是静态宗教的愤怒反应，它试图重建受到威胁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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