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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14章 成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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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们，当我成为律师时》是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轻歌剧《陪审团的审判》中的一首快板歌曲。一个权力很大也很富有的法官告诉观众，当他还是个囊中羞涩的年轻律师时，他几乎接不到任何案子。尽管他曾一度苦闷绝望，但他不愿向当时的境遇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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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渐渐厌倦了下等待遇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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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只有面包和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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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就爱上了有钱大律师那又老又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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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昏暗的地方，又有柔和的灯光笼罩，她也许看上去不超过43岁”，欣喜的准岳父大人告诉年轻人，这个明智的选择定会给他带来很好的回报，保证接下来利润可观的案子将会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未来女婿那里，让他接到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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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这些案子收取的费用十分可观，年轻人因此在业内很有权威和影响力；也正因如此，他取消了那纸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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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所描写的关系其实与世界大多数地方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并无二致。在很多人和很多团体看来，资本主义就像那个大律师的丑闺女，但只有通过她才能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目标就是在他的女儿身上耗费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却尽可能多地赚取钱财。最佳路径就是那位法官所做的：与她调情，时间长得足以敛财，然后甩了她。如果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再选择与她结婚。就算娶了她为妻，也尽量少见她，并用她带来的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去供养一个合适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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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勉强自己为了资本主义的追求，而把一天中的几个小时、一生中的一些年月搭进去，但目标是财富，而不是什么工作或者什么生意。人们要的是资本主义事业所带来的安逸和权力，而不是事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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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政府发现其经济下滑到危险的状态，远落后于竞争对手，那它可能也会不大情愿地允许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改革。政府可能会多给中央银行一些自主权，降低一些关税，或者放宽对一些行业的管制，甚至包括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对此仍是犹豫勉强的。人们期待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想要的回报。目的是对现状的明智保护：做一些不情愿的让步是为了避免接下来更糟糕局面的出现；换句话说，为了留住樱桃园，只能勉强出售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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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塞缪尔·约翰逊和本杰明·迪斯雷利都娶了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妻子，而且无论是特蒂·约翰逊，还是玛丽安妮·迪斯雷利都并非美貌动人、能生会养或聪慧过人，甚至还都很彪悍。（迪斯雷利曾打趣说，他妻子“是个出色的人，但永远记不清楚到底先有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约翰逊和迪斯雷利都极为热爱和享受他们幸福和睦的家庭生活，并都因为妻子的离世而陷入深重的悲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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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英美商人努力工作的激情和英美社会追求资本主义的热忱一直给非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察者带来困惑、气恼和愉悦，因为他们既不能理解也不会同情这种奇怪的堕落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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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生活，”保罗·德·鲁西耶（Paul de Rousiers）于19世纪晚期时写道，“全都围着生意转，生意！这个词在那些美国佬或殖民者嘴里出现的频率高得令人咂舌，而且也都写在他们脸上。人们见面首先问的就是‘最近生意怎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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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作家、反美评论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在代表作《爱丽儿》中，被美国人这种雄壮的活力所吸引但又害怕，引用浮士德和尼采来描绘英美人意欲压倒一切的企图。[3]罗多敏锐地注意到在美国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笔下的人物，他们无论是现实的或是有雄心壮志的，尼采超人哲学都具有很高的地位。罗多隐约感觉到有种热情洋溢又理想主义的东西存在于美国社会中，但最终也无法给出定义。他得出结论，北美社会就是帕斯卡（Blasie Pascal）所说的恶性循环的赌注[4]样本：“对安逸生活的强烈追求超越了一切。”[5]罗多的控诉切中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精神：追求生意、效率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这和任何更深层次的生活愿景和意义都完全脱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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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尽管他也认为美国人那种图名图利的热望是可悲的功利主义，而且会阻碍发展，他依然观察到美国人对增长和生意的情愫远胜于仅针对财富的利欲熏心。美国人的生活里也有诗文相伴，不过那在韦伯眼里都是些沉闷且毫无文采的字句。“一旦整个民族的想象力都驰骋于纯粹数量上的巨大时，这种关于巨额数量的浪漫观念便对具有诗人气质的商人们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例如在美国就是这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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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世界之外（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美）的众多学者和艺术家眼中，资本主义就是奉献自己的所有生命活力却仅换得一些钱财而已，这丑陋不堪且无法接受，甚至连敏锐且审慎的观察家也无法体会热衷此道者的意识。这样毫无魅力的东西所引发的爱，注定是种堕落之爱，是渺小、贪婪又反常的。而由这种爱和目标打造出来的社会则是冰冷无情、粗俗贪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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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没有亲眼见证英语国家爱上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世界历史和塑造历史的激情也显得不可理解。在美国佬和英国佬的眼里，那个女人简直美若天仙，为他们开阔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并明确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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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但丁对贝雅特丽齐（Beatrice）的一生苦恋，圆桌骑士兰斯洛特爵士（Lancelot）对亚瑟王之妻桂妮薇儿（Guinevere）的炽烈情感，生意在千万英美人眼中也是美艳绝伦的，如同希腊王子帕里斯（Paris）见到希腊斯巴达王后海伦（Helen）时燃起的熊熊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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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看来，企业家奇才如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比尔·盖茨等，不过是严谨冷酷的生意人，但他们的内在体验却是追梦而行。正如他们在得克萨斯油田上说的那样，金钱不是他们的目标，而只是一种记分方式。鲁西耶尽管不能理解这种心态，但他还是看到了这种事实。他写道：“金钱对他们来说并非完全是享乐的工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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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成就和变化的追求，都会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通过激烈竞争而得到满足。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完善，更标志着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进程。从18世纪起，英语世界便到处都是乔纳森·斯威夫特所称的“项目设计人”：一个个雄心勃勃的追梦人怀揣着各种各样的计划书，小到新商机和新工业，大到社会改良和世界和平。关于自立自强的文学作品的市场规模庞大、由来已久，并仍在不断扩大，它的存在证明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渴望重新装备他们的灵魂，以期减少冲突、提高效率，增进他们和世界互动的成效。每个时代都见证了新型宗教的兴起，自我提高方面的导师的出现，新世俗技巧和时间管理方式的应运产生，从而帮助美国人始终保持与时代变迁同步。除去少数极为富裕的地方，美国的几乎每个小镇，更不用说那些较大的城市和州了，对所有能让自己名声大噪的项目都怀有万分的激情，加速发展，更充分地参与到美国生活的活力中去。并没有谁在组织这场运动，也没有人去协调或去激发。左派或右派都不能宣称对它负责，而是自我改良和社会改革激励了几乎整个政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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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worth Longfellow）于1841年创作的诗作《永远向上》（Excelsior）应该是最好的，无疑也是最受欢迎的励志之作。这部作品描绘了英语世界奔涌西进的激情，这是一个带领大家和西方齐头并进的旅程，也描绘了横亘在盎格鲁-撒克逊英雄们和罗多这样的旁观者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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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开篇就描绘了一个年轻人行走在高山脚下的小村庄，踏着冰雪，高举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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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上面印有奇特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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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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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他路过炉火温馨的幸福屋舍，远处的冰川诡异地闪闪发光，完全不顾路人的警告和好言相劝。一位少女恳求他留下，并愿意让他疲惫的头依靠在她温暖的胸口。可他的回答只有一个：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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