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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四部分 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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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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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涉及了前言当中提到的前三个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和道德文化，回顾了过去三百年来常胜不败的经济和地缘战略，这些战略用于与不同对手较量、建立全球体系的漫长战争中；深入研究了两国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以及它如何先后使英国和美国长久以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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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变的时候到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盎格鲁-撒克逊的实力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来求问“那又如何”的问题了。我们已经回顾了盎格鲁-撒克逊权力到底做了什么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做到的，下一步我们要问他们取得的胜利对世界历史来说意义何在。难道英式和美式的海洋体系只是两个多余的范例？两个毫无意义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趾高气扬一时，然后被迅速遗忘吗？抑或两个国家确实有所企图，而不仅仅是希望增加它们领导人的权力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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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时常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英美优势的目标在于开创一个和平、自由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国际联盟、联合国和老布什总统在苏联解体后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其实都是不断尝试的范例，主要由英美政府提议并促进形成，但行动者也不限于英美政府。为创建自由和平的世界打下制度基础，这正是英语国家所寻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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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过去百年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英美国家一直低估了建立一个它们想要的全球民主和资本主义和平的难度系数。无论是当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热切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能成为“结束战争的战争”，还是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托尼·布莱尔试图通过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来在伊拉克实行民主制度，自由主义乌托邦似乎一直在逃避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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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情表象上来看，几千年来持续的专制统治和硝烟不断的战事似乎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就走到尽头。而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把人类的麻烦和冲突的起源归于人的本性当中，而不是针对拙劣的制度和糟糕的经济表现，这似乎也打击了人们对正义与和平即将到来的信心。如果我们既能看到盎格鲁-撒克逊政治领导力在过去百年里一直未能建立丁尼生笔下的人类的议会，也能看到失败的代价是如此高昂，一个真正的谜团就会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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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众多现代英美政客和意见领袖的眼里，一些本来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结束专制统治和战争等，却变得如此现实，似乎伸手可得呢？不仅如此，在多次战斗中以极为务实和无情的姿态战胜敌人，乌托邦乐观主义为何能强有力地存在于传统英美人思想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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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和木匠多年来游历过无数的海滩，也吞下了数不清的牡蛎。为什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仍然希望找到足够多的女佣带上足够多的拖把，去做一件常识上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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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者通常得出结论，认为那些口口声声要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政客，如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托尼·布莱尔（同样还有小布什），都是打着幌子的伪君子。毕竟，沙滩上的沙子从来就没被扫掉，而牡蛎却在不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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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似乎太简单了。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是一个深植于英美文化的持续再现的信念。这种对世界的乐观主义和为英美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积极变革观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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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我将探讨英美文化的发展动力和不断出现的乐观主义之间的联系，尽管遭受多次挫败甚至是灾难，这种乐观主义仍然在我们的政治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和最后部分，我会更进一步地把问题提出来，询问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种希望会频繁受挫。最后，我们会对海洋体系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进行一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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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些问题会将我们引入英美意识形态的根源所在。我们必须用世界历史中的“宏大叙事”，为特定事件提供背景和环境框架。这类叙事把对一些含糊却重要的观念的讨论塑造成“历史的意义”，然后通过其提供的背景使读者能够理解，比如说，当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罗纳德·里根宣称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人构建和解释西方和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的方式，最终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中那么多人，包括那些没有个人宗教信仰——不管是相信上帝还是相信实力（这些人是我们当中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人，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同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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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已经“轰然倒塌”，没有哪条单独的故事线能够捕捉到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后现代主义者的观念部分是正确的，但大部分是错误的。不久前，大多数欧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仅存在一种宏大叙事：进步的叙事。这是西方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非常鼓舞人心的叙事方式，它把世界历史描述成在理性和科学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稳步提高的故事。这种叙事幸存下来，但已不像以往那样让人信服。时至今日，这种叙事方式已有竞争对手出现。伊斯兰教的复兴在欧洲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得到广泛关注，它提出了关于世界逐步皈信先知的宏大叙事。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和政治保守派也同样背弃了关键的启蒙思想。在欧洲部分地区，有毒性和返祖的民族主义似乎又有抬头趋势，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些基础的、极重要的妥协要素也由于全球经济竞争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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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是历史上理性进步的启蒙叙事最强盛的时期的代名词，或者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西方生活中的“霸权”智识力量。若以此为衡量依据，后现代主义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这并无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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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我们生活时代的所有宏大叙事已轰然倒塌，这就错得离谱了。例如，伊斯兰教的宏大叙事就并未倒塌。基督教五旬节派是世界历史上扩张得最快的宗教运动，从1906年在洛杉矶爆发至今，已经赢得了大约5亿信徒，其宏大叙事也同样未衰败。如果现代启蒙的进步叙事现在面临众多竞争，那么它就远离了“轰然倒塌”。作为一种历史力量，它的威望和权势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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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处在宏大叙事“轰然倒塌”的时代。我们处在宏大叙事相互竞争的时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在它们因全球文化而碰撞到一起，并反对彼此时，它们正变得越来越充满活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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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任何个人意志力都要强大，甚至比人类意志力组合都强大得多的力量，正在穿过社会。数十亿的人感知到了这些变化，将其当作叙事的一部分延伸回到模糊缥缈的史前时代，期待着未来一些难以想象的高潮。这些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或真或假，它们却是在世界大事件中发挥出来的真实力量。那些故事配得上被称为宏大甚至是主导叙事；它们反映的权力大于任何个人或集体的意愿，它们向我们展示自己理所当然。作为个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社会，我们不只是简单地塑造它们；它们塑造我们的时代、我们感知现实的方法，因此，它们也在塑造特定的我们，效果显著但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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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解读这些叙事的方式在美国政治、文化和政策的每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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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主导叙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从古老的中东直到今天，亚伯拉罕意识形态一直在传播和发展，几乎已经涵盖了整个世界，其各分支宗教和哲学体系亦已崛起。歌德曾经说过，色彩是光的苦难功绩；更深刻地看，历史可以被称为巨大且争吵不断的亚伯拉罕家族的功绩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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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叙事中资历较浅且充满无穷活力的是，资本主义的崛起。这种社会体系起于微时，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改变了各大洲文化和社会关系，并一直持续至今，它通常被称为全球化，引发了星球上每一个角落在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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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导叙事是社会现象，但它们却有着自然事件的力量。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它们，也有很多方法去评价它们，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逃避它们。这两种叙事和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对回答美国实力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框架。美国社会不仅由这些叙事所塑造，美国故事也是这些叙事的一个部分，当我们讨论美国全球角色的历史意义时，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讨论美国故事如何与两大主导叙事的更大规模的故事相称。如果问到“历史的意义”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进入亚伯拉罕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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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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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幸存的零星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大约从三四千年前开始，那时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流浪牧民听到了他相信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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