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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21章 与灵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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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失误、冒险出了岔子、反美主义上升，以及与阿拉伯国家日益疏远，以上都标志着小布什政府的严重隐忧，但这些都远不是海洋体系悠久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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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洋秩序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英美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不是第一次，反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浪潮席卷了大半个世界；这不是第一次，英美政府因为愚蠢莽撞的决策使得本来就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这不是第一次，盎格鲁-撒克逊军队所犯下的暴行引发国际公愤；这不是第一次，那些试图反对海洋秩序的国家已经能够利用全世界对它们事业的支持。这甚至也不是第一次，所有都已发生，而海象和木匠还在一无所知地为自己庆祝，祝贺自己的理念和秩序即将获得全球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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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秩序在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起义中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历经英法之间的长年征战，并经过了20世纪大大小小的战争。除了别的以外，它一次又一次卷入的各种冲突一直都是宗教战争。虽说每场战争都有其特性，但回顾这条冲突不断的历史长河，可以帮助我们设法避免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大规模的对抗，并有助于伊斯兰国家在全球体系中找到合适和满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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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我们的首要教训是，没有必要去斗争到死。新教和天主教如今都很好地融合在海洋秩序的宗教生活当中，西方媒体对两种基督教价值观进行了无休止的对比，人们相信它们和开放社会的自由理念相容，而那种所谓封闭和落后的价值观被视为伊斯兰教的部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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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肯定是错的。天主教为反对开放社会曾经走过漫长而又痛苦的历程，最终才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和平共处。即便是新教，也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接受开放社会，当一些观察家们满怀希望地呼吁“伊斯兰改革”，让伊斯兰教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时，他们并没有领会宗教改革的本质和伊斯兰教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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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伊斯兰的瓦哈比运动和赛莱菲耶运动，以及植根于它们的政治运动，都和宗教改革中最为激进的新教徒群体有怪异的相似。瓦哈比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当代穆斯林改革者们想回到伊斯兰教的最初起源，如同清教徒想要恢复使徒时代的纯正基督教一样。瓦哈比教派谴责中世纪神学和传统，认为伊斯兰教中宗教权威的唯一来源是《古兰经》中安拉的话。把圣经而不是《古兰经》看作宗教权威的唯一来源，这也曾是英国清教徒团体的计划。瓦哈比教派试图压制那些与圣徒和其他在安拉面前求情的人相关的民间邪教。每个灵魂都应向安拉负责，没有人可以做中介。清教徒同样抨击了基督教的圣徒膜拜，认为将在圣母和圣徒前的祷告作为他们到上帝面前的代祷是徒劳无用的、偏离圣经的。为了确保压制这样的邪教，在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的影响下，近年来沙特政府摧毁了麦加和麦地那的一些清真寺和纪念碑，因为它们和那些被认为是非伊斯兰教的邪教和风俗有关。清教徒，比如欧洲北部众多激进的新教徒，摧毁了祭坛屏风、彩色玻璃、雕像以及其他教堂陈设，依他们的判断，这些都会分散人们对唯一真神的敬拜。对于清教徒和瓦哈比教派来说，国家法律应该明确以上帝律法为基础。这两个教派都拒绝传统的政治安排，以求建立一个神圣的国家，其统治者的合法性基于他们对上帝启示话语的忠诚。他们都相信上帝是密切参与和关注时事的，他已经预先决定了一切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传统形式的虔敬未能充分地承认上帝对人类所有活动完全和绝对的控制能力。他们都无法容忍他们所认为的异端和叛教，能够快速察觉自己宗教信仰之外有竞争力的神学传统。清教徒认为天主教是信撒旦的邪教，很多瓦哈比信徒认为什叶派并非真正的穆斯林。清教徒和瓦哈比教派相信一切的真理都能在上帝或安拉启示话语中找到；而这些话语已经准确无误地存在于一本圣书中；正确理解圣书上的话语，那里面包含了所有人需要的政治、道德和精神事务的指示。然而，它们任何一个教派都不是反智的，他们拒绝的是与之竞争的宗教运动中的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他们认为读圣书上的话语必须全情投入，并用精确细致的逻辑去解读。这两种运动都渴求去发展并转变整个文化，它们是在全球背景下看待自己的宗教命运。准备扳倒旧的政府，并建立新的国家，这两种教派都准备与君主制共存，但都对君主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将推翻政治统治者看作对宗教的不忠并加以制裁。两种教派都做好了用战争来捍卫和传播它们的宗教的准备，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宗教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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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教义上和瓦哈比教派有多大的差异，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和奥利弗·克伦威尔都会发现今天的伊斯兰教改革派在精神和神学方面都有很多值得他们敬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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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期来看，这都是有希望的象征。无论有什么不足，新教改革是近现代动态社会得以发展的环境。从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宗教斗争、教义革命、个人皈依经历、迫害、犯罪和政治斗争等，用亨利·柏格森的话来说，证明了动态宗教的爆发终将容许新型社会的诞生。当今的伊斯兰教是活跃着的宗教，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苦苦寻求自己最真实的声音。这可能是焦灼不安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危险和恐怖的现象，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一样，但它同时也是伟大文明的活力和进行参与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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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当年英美历史上的清教徒运动可谓一个关键因素。那些追根溯源到清教主义或是宗教改革神学的宗教运动，至今都在美国民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清教徒本身既不自由也不宽容，只是因为他们未能在英国建立起一个永久的神权政治国家，英国社会才使得向前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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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似乎有些冒昧，但是瓦哈比运动和伊斯兰改革的相关潮流看上去就在朝着相似命运进发。改革者们想要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版图，这样的雄心不太可能实现。不仅是什叶派必将反抗，与之对抗的还有很多极其古老的宗教传统，它们深深植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众多虔诚人们的情感和习俗中。而且现在看来，瓦哈比主义那种强烈的虔诚也将在代代相传中时强时弱，就和过去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运动一样。此外，正如印刷术使得无数普通信徒可以直接接触到圣经，从而普及了基督教神学一样，互联网也发挥了伊斯兰学识的伟大功能，使得包括女性在内的穆斯林都能自由地对自己的信仰的意义和信仰应当如何实践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伊斯兰教内部的神学多样性看来势必要增加；因此，我们应该会看到伊斯兰教内部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是否可以导致它们接纳多元化——无论多勉强，并从那里开始逐渐认识到人类生活中多元主义的积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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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历史及其与动态社会的关系显示出它与当代穆斯林价值观和理念的很多相似之处。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和英美人都曾经认为天主教神学无法与自由民主社会相调和，许多观察家认为南欧和拉美的天主教社会将会继续贫穷落后，因为它们的文化习惯源于它们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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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又听到用这种论调说伊斯兰教的声音。我们被告知，伊斯兰教是从根本上义无反顾地抵制属于动态社会的重要原则的。不同于基督教，我们知道伊斯兰教不能容忍其他信仰，并反对西方社会出现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对经文和传统进行逐字解读和律法解读，寻求教法，严禁借钱要付利息，而且不承认女性的平等权益。我们被告知，伊斯兰教文化与成功构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所需的文化观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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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达这些观点的不仅是西方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的伊斯兰学者和老师，都认同伊斯兰教和自由社会水火不容。然而就算我们快速审视一下基督教历史，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就会发现这些并不是独特的伊斯兰教的价值和理念。比如说，基督教教义也很早就明令禁止高利贷，非常正统的但丁把银行家丢在第五层地狱中，和鸡奸者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群体都犯下了天主教教义中违反自然的罪行。[1]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是僧侣们在传统禁忌周围逐渐找到一些办法，直到出现更丰富的神学理解；如今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正在寻求更为复杂的方法，由此金融机构便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提供更为灵活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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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的激情消退很长时间之后，宗教迫害和歧视仍然是英国生活中的特点。19世纪以前，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被禁止在英国国会中占有席位，或者申请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位。对上帝的亵渎是可提起公诉的犯罪。1977年，出版物《同性恋新闻》被起诉成功，因为它刊登了一首把耶稣描绘成同性恋者的诗；近至2007年1月，一个基督教团体还试图（以失败告终）以亵渎罪起诉英国广播公司，因为其播放了音乐喜剧《杰里·斯普林格：歌剧》。[2]经过审慎的考虑，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决定不废除这条认定亵渎国教会的教义违法的法律，尽管时至今日英国对异教徒的宗教和异见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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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曾长期抵制宗教多元主义。教皇庇护九世在1864年就明确谴责宗教自由的信仰是异端邪说，没有一个天主教徒能够接受。“每人都能自由地接受由理性之光指引、自认为是真的宗教”，这个主张尤其被指责为无法容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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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教会才正式接受宗教自由是一种道德原则。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西班牙新教徒和犹太人不可以公开举行任何仪式（比如婚丧嫁娶等）或者传教。1946年，西班牙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因为他的新教信仰而遭到解雇。当地政府对于狂热天主教的一些年轻暴民袭击新教教堂的恶劣行径，经常是视而不见甚至怂恿他们去做。有一次，一群暴徒袭击了一所新教礼拜堂，砸毁并烧坏了教堂陈设，还造成了其他损失，他们声称这是因为新教徒散播的传单侮辱了圣母玛利亚，使他们的宗教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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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政教分离的概念并不像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深刻扎根于基督教历史中。传统罗马天主教的观念由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1160～1216年）最为明确地提出。在他的真福教令（1202年）（Venerabilem 1202[3]）中，他宣称教皇拥有神圣权利，可以给国王和统治者涂油，也可以废除他们。他把教会比作太阳，国家则是月亮，并认为因为月亮的光来自太阳，所以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和合法性完全是来自上帝，这也就是说，来自教会。很多新教徒都认同这个基本理念。玛丽一世时期因拒绝改变信仰而最终被火刑处死的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主教，在1549年时向年轻的爱德华六世布道时说，国王和皇帝不仅要遵从上帝和圣经，还要遵从“牧师”。[4]1864年，庇护九世将“教会应当从国家中脱离出来，国家也应当脱离教会”的主张谴责为异端邪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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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爱尔兰宪法前言中，几乎没有透露出一丝政教分离的意愿，它的开头是这样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为一切权力的来源，为世人和国家行动的归宿亦即我们最终的目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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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是美国新教徒而不是欧洲天主教徒一直最渴望将圣经和上帝的启示直接作为民法基础。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早年自觉地也是特意地将其民法立足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摩西律法。除其他法律条款外，在当时的马萨诸塞这导致了通奸判死罪的条款都得以通过。在当时独立的殖民地纽黑文，采用相当于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基督教教法的过程，可以说是走得最远的，所有选民们一致通过了1655年决议，圣经“将是我们在这片种植园上组织政府事务的唯一准则”。马萨诸塞不甘示弱，承认自己是“神权的”，其法规都包含着相关的圣经引文，从而显示出其依据的权威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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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法律中，宗教长期保留着特殊的权利和地位。丹尼尔·韦伯斯特于1844年在一个案件中辩论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基督教是宾夕法尼亚州普通法的一部分”，找到基督教的“神圣起源和真理”尤其是宾州法律的一部分。这个判决先例在1927年时依然成立，当时宾州最高法院支持一项禁止周日举行职业棒球赛的法律，因为它是“邪恶”的活动，会玷污基督徒的安息日。最高法院裁定认为“没人……会认为职业棒球比赛在任何方面有圣洁的本质……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职业能比打职业棒球更为世俗和没有信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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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基督徒都曾经——而且很多人如今仍然赞同，有时我们被告知这是独特的伊斯兰教立场——依据上帝的圣书来确定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地位。苏格兰著名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发表了不朽作品《为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吹响第一声号角》，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地论辩。他写道：“女人生来就是要顺从男人，为男人服务的。”他的证据？来自圣经中保罗的话：“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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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倾向在当今的伊斯兰教国家明显要比许多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国家严重得多，但很难说反对政教分离，希望以神启作为法律的基础，或者相信宗教规定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和权利，是伊斯兰教的独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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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世界当中宗教信仰遭遇动态社会的历史说明，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应被视作敌人。恐怖主义也并不是伊斯兰教特有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狂人信徒在长期的宗教战争中，都曾堕落到运用恐怖分子的战术，最终动态社会却从中出现。目前还没有非常有力的史实来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即随着伊斯兰教遭遇动态社会，它将比基督教缺乏活力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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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如果伊斯兰教要和动态社会和平共处的话，只有唯一一种可能。它不会将自己“世俗化”为形式温和的无神论。它不会融入一个后认信时代的宗教统一体，认为所有宗教基本是相同的。相反，虔诚的穆斯林将以无懈可击的正统、突出的美德、保守的原则和对他们信仰的伟大激情，向世界展示动态伊斯兰教。在他们的榜样、远见和教义的感染启发下，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会更深地扎根于自己的宗教，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在有着多种信仰和文化、充满活力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更为熟悉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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