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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 2009年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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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斯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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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94年开始研究跨政府网络的。我当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0年代初已就跨政府网络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正在观察欧盟的演进，它在1992年刚实现了单一市场，且我尤其感兴趣于各国家法院法官和欧洲法院法官之间正在形成的网络。我还注意到欧盟的真正工作是由各国监管者网络进行的，他们在欧洲交通部长、农业部长、劳工部长等理事会的指导下行动。与此同时，我正在讲授国际诉讼，阅读涉及全球性破产的案例（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们就如何解决各种问题直接相互谈判），或涉及人们在不同国家提起的平行诉讼案例，其中法官们就他们的判决相互进行沟通。此外在国际经济法中，我着迷于巴塞尔中央银行委员会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像国际证监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者组织这一类组织的兴起。总体上，在我看来，这些网络迅速和持续的增长（它们或是环绕在正式组织的边缘，或是出现于正式组织尚未建立之处），以及网络在长期局限于国内舞台上的官员（例如法官）中间的崛起，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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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世界正在走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若没有G20，这一危机会糟糕得多。G20作为跨政府的领导人集团是由G20财政部长会议而来的，财长会议自身的创建又是旨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附带后果。金融和经济监管者的多个网络，当下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中走到一起，它实际上承认了这些监管者网络在稳定和刺激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众多文章正在纷纷出现，论述非正式全球治理的价值，而非基于条约的国际组织提供的正式治理的价值。此外，随着亚洲崛起——以中国和印度为首但也包括很多东盟国家——学者以及普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亚洲方式”上，即经由非正式的网络而不是经由正式的基于规则的机构（它们规定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建立各种关系，实现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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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今天当我重读《世界新秩序》时，我有三个总体反应。首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些网络是21世纪合作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21世纪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纪，以联系来界定要远远超过分离——无论是好是坏。社会网络化了，经济网络化了，地下世界网络化了，甚至精神世界也网络化了！政府也必须网络化。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国家将会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政府将会是最具反应性和最有效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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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也确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正式国际组织。1997年当我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首先发表“真正的世界新秩序”一文时，我实际上论证了跨政府网络将会、也应该逐步取代这些组织，因为它们更快、更灵活、更有效。十年之后，我不同意十年前的自己。今年夏天G8在意大利拉奎拉开会，另有不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时间加入到八国中间，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结果是该会议实际上成为8+5（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1（埃及）+5（受邀讨论发展问题的来访非洲国家领导人）。要分辨谁在什么会议中、谁实际上作出了重要决定、谁应负责执行这些决定，这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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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案中，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能源署等的组织开始一目了然。成员是清楚的，程序是具体化的，结果是可执行的——至少在纸面上。我们可能已达到这么一步，跨政府网络的扩散正开始变得利大于弊。至少，我们应寄望巩固许多组织。至多，我们可能考虑将一系列正式网络置于正式机构的界限之下，同时根据成员和决策程序对这些机构进行现代化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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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我们的确需要解决跨政府网络的负责任和透明度问题，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和公民接受和鼓励各位官员参与到这些网络中。监管者、法官以及日益增长的立法者网络使得我们政治空间的全球化能赶上社会、经济甚至犯罪空间的全球化。这些网络是最佳做法和创新的传送带，使得政府官员相互教育和学习，以提高他们解决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难题的能力。他们也是自己的一个社会，帮助年轻官员或来自边远省份的官员跨越无所不在的功能界线而找到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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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懂得这种不同省份之间纽带的价值。在我从2007年8月至2008年5月在上海的十个月间，我有机会访问了浦东干部学院，在那里我看到很多市长班和司局长班，他们走到一起接受培训，分享经验。跨政府网络是这种跨越省际边界进行学习的延伸。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类似于全球官员会议。但即便有时它们似乎离所有的政府都必须服务的人民最远，它们也提供了同行期待和明确界定的专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对法官来说，那是献身于法治的普世理想。对监管者而言，这是效率、透明和诚实的政府。对立法者来说，则是不仅代表个体选民，而且代表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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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旦抓住了全球难题，我们就需要全球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永远不会有全球政府，我们也不应该。但政府官员的全球网络可以提供中介基础，以帮助我们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工作既深且远以在全球规模上应对挑战，解决难题。这是21世纪网络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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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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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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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前后历时数千日。我是在十年前的1993年开始撰写的。随着它的逐渐成形，一篇又一篇文章，一稿又一稿，它先后吸引了研究团队各位尊敬的助理的注意力：Mirna Adjami,Michele Beardsley,David Bosco,William Bradford,Dana Brakman，S.Chelvan，Sungjoon Cho，Cait Clarke，Aliya Haider，Sharon Kasok，Amir Licht，Neil McDonald，Anja Miller（现在是Manuel），Gordon Moodie，Paul Oostburg，Laura Palmer，Stephen Park，Heidi Parry，Akbar Rasulov，Donovan Rinker-Moris，Khalil Sharif，Sven Spengemann，Andrew Tulumello，Eli Wald，Stepan Wood，Scott Worden，以及Patricia Yeh。这一群体中的一些成员自己也成为了学者，我引用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论文，包括Lore Unt和David Zaring。特别要感谢的是团队的领导者Tim Wu及之后的Annecoos Wiersema和Gabriella Blum，他们与其他学生一起工作，组织各章所需要的研究，负责填补初稿中的漏洞。我和他们像合著者一样一起工作、像朋友一样互相依赖。感谢他们对手稿的实质性评论以及他们珍贵的组织和研究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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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做出贡献的还包括1998年春季我在哈佛法学院所教的跨政府监管合作研讨班上的学生，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研讨班。学生们就这一主题的不同方面写了研究论文，很多引用于第一章和第五章，包括Marne Cheek，David Knight，Kal Raustiala，Faith Teo，Jeff Walker和Tim Wu。Marne Cheek和Kal Raustiala 后来发表了他们的论文，是一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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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特别感谢哈佛法学院前院长Robert Clark，他资助了许多暑期进行的研究和写作活动。我过去在法学院的同事们听取了无数次阶段性成果的陈述，并提供了富有助益的评论，还有很多出席各种法律理论研讨会和国际法研讨会的其他法学院同仁也一样提供了帮助，包括伯克利、芝加哥、哥伦比亚、杜克、欧洲大学研究院、乔治敦、纽约大学、牛津、洛杉矶加州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我在这些研讨会上所听到的犀利的问题和评论迫使我重新反复思考许多问题。我也感谢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卡尔人权中心，它为我2000—2001年这一重要的学术休假年提供了办公室和良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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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 Raustiala和Michael Barnett阅读了全部初稿并提供了极有帮助的建议，使第五章的大幅度改写成为必要。他们提供了关键和道义的鼓励。我也感谢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评阅人之一的Sean Murphy，一位难得的同事和朋友，他提出了不少很有帮助的建议；Lori Damrosch也作了类似的详细评阅。另外，我还感谢Grady Klein把我脑中一个网络化的世界秩序转变为封面上生动的图画。Jonathan Munk用轻盈而灵巧的手进行了专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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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要感谢多位恩师、同事和朋友，很多都引在脚注里了，但有些值得在这里一提。Robert Keohane一直具有极大的个人和思想影响力，我每一步他都给我反馈、建设性的批评和道义支持。他和Joseph Nye 本身就是极有影响的合著者；他们播下许多思想的种子，让我今天得以收获。他们还是极好的朋友。Chuck Sabel在过去三年的各种会议上提供了令人惊奇的思想火花和远见，使我确信民主实验论的潜力，帮助我看到了自身工作的新亮光。Ben Kingsbury一如既往是我的思想良心，推动我想明白我这一玫瑰色远景的实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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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ed Zakaria选择发表了我这里所提出的论题的最初版本，即《外交》75周年一期文章“真正的世界新秩序”。他给予的信任票使我完成这一项目信心倍增。最后，Abe和 Toni Chayes，他们的书《新主权》是数十年来国际法方面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影响了本书的几乎每一页。当我想到他将永远不能阅读这本书时，数年前失去Abe的伤痛至深，但Toni一贯的支持和信心，以及她对本书特定部分明快的反应，使得拜读和依靠他们的书成为一种常在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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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Edward Moravcsik和Alexander Moravcsik是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出生的，他们已经知道把我的电脑视为他们的敌人，我因快乐和消遣而感谢他们。对我的父母Ned和Anne Slaughter，我欠他们很多，尤其是当我连续七个夏天在乌姆布里亚逗留“完成”我的书时，他们体现出的耐心我深表谢意。我的兄弟Hoke和 Bryan Slaughter 给我幽默、爱和一贯的支持。Elizabeth Sullivan和Katherine Sullivan这对可爱的姐妹在上述的逗留期间逗我的孩子们高兴快活而我则在楼上写作，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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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位出色的编辑Ian Malcolm，这本书无法诞生，他说服我在2002年夏天将手稿发给他，并在其后一年间逐行逐段地编辑。他在最后阶段彬彬有礼的存在和压力是宝贵的。然而，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感激是属于William Burke-White的，我不可或缺的特别助理、合著者、知心朋友和听写员，以及Terry Murphy，四年间他作为伙伴和朋友在几乎所有事情上和我一起工作，对文稿进行技术处理。没有他们两位，这本书永远不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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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把本书献给我的丈夫Andrew Moravcsik。写作本书的十年是我们婚姻的最初十年。他使之成为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每时每刻与我一起痛苦和喜悦。对本书的完成没人比他更高兴，对本书的完成没人比他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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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斯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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