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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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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思想交流是所有跨政府网络的凝聚力。如果一批环境监管者、央行行长或公用事业委员等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将开始探讨各种监管技术，对共同的难题表示遗憾，并就各种新方法展开讨论。举一例来说，据报道，在世界公用事业监管者年会上，与会者随身携带两本笔记本。一本用来记录会上产生的各种想法，另一本只用来记录了解到的有关当前公用事业监管技术的各种信息。就这点而言，国家政府官员会议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性会议并无区别。在举办这些会议的大酒店呆上一个小时便能证明这一点。与会者在大厅里参加有关他们所处行业及其技术最新发展的各种小组讨论；举行各种圆桌讨论，分享他们的经验；并积极地沟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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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互联网将各国政府官员联结起来，那么他们的网络通过虚拟化的方式将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他们彼此交换各种数据、组织结构图和方针政策，以及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等。实际上，反垄断监管者之间所进行的非正式交流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从这些监管者的访谈中，某个评论家总结道：“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等已成为当代国际监管外交的主要方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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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信息交流目标更加明确。譬如说，美国环保署（EPA）和墨西哥环保署（PROFEPA）已就双方执法案件中的罚款措施、行政执法程序以及环境刑事执法项目进展等各种信息进行交流。它们同时就执法活动和已取得的成就等各种数据进行交换。如此一来，它们对各种执法方式和执法能力就有了清楚的认识(60)。另外，环境合作委员会（CEC）及其常设机构，由美、墨、加三国监管者组成的环境执法和守法合作北美工作组，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交流跨国污染问题等方面的信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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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机构而言，通过跨政府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显得很重要，这并不足为奇。继“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呼吁要加强情报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据新闻界报道，通过使之前“缺乏沟通”的国家共享信息，这一号召可能已导致外交上的突破和长期的、全球性的外交调整(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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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信息交流之外，信息网络还经常积极地收集和提取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关于它们的网络成员如何开展工作等方面的。这种信息提炼的结果是产生“最佳操作方法”的准则，即特定时期网络所有成员所认同的一套实现预期目标的最佳可行性方案(63)。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以及世界各地的金融监管机构已颁布各种最佳做法准则，从如何规范证券市场到如何防止洗钱等等。实际上，国际证监会组织甚至颁布了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签订原则，这些原则本质上就是为跨政府网络量身打造的一套最佳做法。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督核心原则》就是这种“最佳操作方法”准则的一个例子。该原则从成员国中提取了各种做法和政策，“为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提供了一幅全面的蓝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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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参与者也积极开展合作，向所有成员开放各种有价值的新信息。仍以证券监管领域为例，国际证监会组织开始引导其成员开展协调合作，以应对全球化给监管领域带来的新挑战。同样，七国集团于1989年成立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一直努力地履行自己的使命。为了减少洗钱犯罪活动，不断提高各种标准。这些标准旨在为各国制定和执行反洗钱法和程序提供一幅蓝图。此外，来自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国家的执法人员每年召开会议，交换重大洗钱案件和行动等方面的信息。对执法专家而言，这些一年一度的“分类”操练，是他们了解当前洗钱趋势和有效对策的重要机会(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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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网络参与者所交换的有关彼此的各种信息——诸如能力、素养、诚信和专业水准等等。一个网络一旦得到建立，它基本上就成为了解该网络成员声誉等信息的一个渠道——即使之前他们并没有或不关心他们的声誉。在同行之间享有和关心声誉，这是专业社会化强而有力的工具——这在治理部门和私营或非营利部门的效果不相上下。各网络成员面临共同的挑战和责任，这是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倾向于加强各种专业规范。如果某些行为明显违反这些规范，它们将在整个网络快速传播，从而提高了违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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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将欧盟内部的这些网络称为“声誉享有者”，指出这些网络“促进形成了各种行为标准和工作方法，它们有利于产生共同期望，提高享有盛誉的社会执法机制的效率”(66)。例如，欧洲药品评价署，“和其他国家对应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并且将这些“希望在其他网络成员面前维持他们声誉”的各个机构联结在一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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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政府网络代表的是一种信息监管体系。该体系的权力不是来源于强制力，而是来源于通过信息和说服施加影响力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显得尤为重要(68)。欧盟率先开始了这种类型的监管，在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治理框架内出现了各种监管者网络。这种权力的成功行使，尤其依赖于一个建立起信用和专业声誉的机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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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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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的网络主要侧重于加强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使它们更好地执行本国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它们的监管对象——从罪犯到公司——都跨越了国界，因而它们必须与其他国家对应机构开展合作，以此来扩大它们的监管范围。在一些案例中，如同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网络那样，交流机密信息需经立法机构授权。在其他案例中，这些网络则正好具有这些功能。在诸多情况下，执法网络和信息网络功能相互重叠，但是执法网络积极从事各种值得单独探讨的专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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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案例中的情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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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的是，在负责执法的这些政府官员中，诸如警察、海关官员、缉毒人员和检察官等，执法网络最为密集。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就是最佳例子。该组织设有一个总秘书处，主要负责情报交换，通过自动搜索工具以四种语言全天候运转，发出各种国际“通缉令”；出版各种国际刊物和最新资料；就治安问题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和专题讨论会；提供各种司法援助；培训各种可以向当地警察活动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专业人员(70)。国际刑警组织拥有来自不同国家的179个警察机关成员，是继联合国之后的第二大国际组织。让该组织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不是通过签订条约而成立，而且它不属于任何其他国际政治机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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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刑事执法网络，即特莱维小组，是另外一个例子。该小组最初成立于1976年，是交换恐怖主义情报的一个论坛。后来，特莱维小组功能逐步扩大，涉及国际有组织犯罪和社会公共秩序等问题。它在最高层次上是特莱维部长级小组，由成员国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部长组成。欧盟也有一个刑事执法网络（即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拥有12个中东成员国(72)。还有两个小组——都柏林小组和蓬皮杜小组——负责支持欧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展禁毒合作。而在西半球，每年召开的国际缉毒会议（IDEC）汇集了遍布中、南、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高层缉毒执法人员，他们共同分享与毒品有关的情报，研究各种打击国际贩毒分子的行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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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纯粹的刑法不谈，美国于1994年通过的《国际反托拉斯执法协助法案》，授权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在国外反托拉斯权力机构追究可能违反国外反托拉斯法行为时，对其提供援助……如果美国当局确信国外权力机构会有所回应。”(73)现在，美国和欧盟已经就他们共同关心的诸多案件直接开展合作，至于它们合作的程度，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已经开始“重新界定他们的角色，作为由处理共同问题专家所组成的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成员。”(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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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层面看，执法合作其实就是信息共享，并针对个案共同研究各种执法战略。接下来的合作就涉及制定战略优先次序和目标等，以及采取各项措施，促进公民遵守相关法律，并予以监督。促进公民遵守法律的各项措施，起初会导致对各种法律条文的相关咨询。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如果某些网络成员缺乏足够的执法能力，诸如办公大楼、计算机、工作人员和培训等。缺乏能力，再多的意愿与合作也无济于事。因此，通过技术援助和培训加强能力建设就成为执法网络的主要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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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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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方对外援助预算统计，并不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环保署（EPA）、司法部或财政部等部门的技术援助。然而，美国政府所有这些部门向世界各国对应部门所提供的技术援助不断增加。在2002财政年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来自87个国家的500多名官员提供了培训(75)。美国环保署向国外监管者和环境官员开设了23门培训课程(76)。这些机构正在努力提高法制不发达或薄弱国家的监管能力——不仅包括执行国内法规的能力，而且包括必要时执行国际和国外法律的能力。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基于利他主义，而是基于以下认识：跨政府网络全球治理体系的功效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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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每年针对国外证券监管者举办各种大型培训课程。至2000年，该委员会已培训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260多名监管者(77)。美国培训了墨西哥所有的环境监管者。譬如说，在竞争政策领域，斯宾塞·韦伯·沃勒（Spencer Weber Waller）指出，“世界其他国家都希望美国成为学习竞争法最重要的来源之一。”(78)同样，其他国家和国际网络也参与了这一培训进程。通过一年召开两次的国际银行监管者会议，巴塞尔委员会已向世界各地监管者提供了各种培训与援助(79)。通过新兴市场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向相关工作人员开设了各种培训课程”，促进了“信息交流与技术和经验转让。”(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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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也可以超出培训范围，帮助受援国建立相关监管机构。美国环保署与墨西哥的环境监管合作，就导致成立了墨西哥环保署（PRＯFEPA）。该环保署可以说基本上是美国培训的环境执法机构(81)。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众多国外证券监管机构签订了各种谅解备忘录（MOUs），不仅旨在创建一个合作框架，而且旨在提供相关技术援助，寻求在国外建立各种小型证券交易委员会(82)。如果国外权力机关根据本国法律，没有足够权限复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要特征，该委员会一般就会要求它取得相关立法支持，授权它可以这么做。该委员会的目的仍是希望在跨政府网络中建立一个对应的联结点。其他的案例，如美国司法部的国际刑事调查培训援助计划，正如它的口号一样：“要在全世界建立各种执法机构。”(83)美国五角大楼的援助也帮助其他国家建立了各种军事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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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简单的信息交流一样，培训和能力建设也是双向的。即使当美国环保署正在努力培训墨西哥环保官员，希望在墨西哥复制一个美国环保署时，墨西哥官员同时也在教导美国环保署官员——教导他们有关墨西哥的经验和政策等(84)。此外，他们有助于向有关各方灌输一种专业团体意识。1998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通告参议院，它与中欧和前苏联共和国的合作正不断扩大。调查局特别强调通过它的国家学院计划，培训国外执法官员意义重大。如此一来，不仅有利于“美国和参加国之间建立起从警察到警察的执法合作关系，而且有利于各参加国官员之间建立起这种关系。”(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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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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