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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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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古老的一个网状政府体系是北欧体系，这最初完全是由立法者驱动形成的。今天，那些先驱者在南亚、波罗的海，而且在不太成功的拉丁美洲地区也都有了效仿者。驱动这些网络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不断变化，但是它们都蕴涵了一个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和共同应对地区问题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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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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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理事会作为一个议会间合作论坛形成于1952年。5个不同国家的议员，还有三个独立地区（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聚集在一起就法律、社会、文化和财经事务，也在一些关乎交通运输和环境的特定倡议上寻求合作。最近，他们已扩展了其目标，将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囊括进来。这个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并就特别问题另举行一些会议。它通过5个委员会和4个政党团体就政策问题持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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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的五周年会议上，理事会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北欧地区内自由流动、为了性交易的妇女拐卖、可持续发展、移民政策，以及一般劳务和税收问题(49)。正如将在第4章进一步讨论的，一段时间以来，议员会议也导致了这些国家行政部门的合作——被标定为政府间而不是议员间——借助不同部长理事会的定期会议作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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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荷卢经济联盟议会间咨询理事会（I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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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在1955年建立。比荷卢经济联盟议会间咨询理事会就广泛的相关问题向成员国政府提出建议，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外交政策和法律协调等问题上。该理事会由49名成员组成，成员由各国议会委任。自1985年以来，理事会在监管申根协定要求在众多欧盟国家间实行人员和货物自由流通的适用性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50)。这一授权产生于对理事会在议会间合作领域的长期实践方面一个更为广泛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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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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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合作联盟于1985年成立，由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议员组成。他们的责任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生活质量问题。在南盟的赞助下，一个特惠贸易协定（SAPTA）得以确立，关于削减地区内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自由流动障碍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中。谈判也在朝着建立南亚自贸区（SAFTA）方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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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盟通过了有关打击恐怖主义和麻醉药品以及精神病药物的公约，并正在最终确定关于拐卖妇女和保护儿童的附加公约(51)。1992年，南盟建立了一个本地区抗击结核病的培训中心(52)。在1997年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它通过了有关建议，放松签证限制和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数据以使本地区所有议员了解彼此议会中的最新发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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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议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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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独立出来后不久，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采取措施确立一系列合作安排，如波罗的海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农业设备联合生产以及从赫尔辛基经由俄罗斯的公路建设。这些国家也建立了波罗的海议会会议，以北欧和比荷卢经济联盟的事例为样板(54)。在今天的一些活动中，波罗的海会议推动了这三个国家在协调立法方面的合作以符合欧盟的要求，努力改善边界设施和边境口岸，协调外交政策(55)。它也同其他地区的议会合作：在1994年与ICCB签署了合作协议(56)；在2001年授权其常务委员会进行游说，寻求与北欧理事会合并(57)；与北欧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58)；此外，2001年在布鲁塞尔与来自ICCB和北欧理事会的议员一起召开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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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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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星球上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议会会议的地区，我所描述的这些只是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其他的会议有：拉丁美洲议会，成立于1964年，由来自22个国家的各10名代表组成；非洲议会联盟，成立于1976年，包含35个非洲议会；阿拉伯议会间联盟，成立于1974年，由18个议会和立法会议组成；以及安第斯集团议会，创建于1979年10月25日，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59)。所有这些组织，就像上述组织一样，推进了地区合作甚至是地区一体化，在地区政治中加入了议员的声音，否则就会通过更为官僚化的机构进行，如美洲国家组织（OAS）和非洲统一组织（O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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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其他这类会议存在的问题是相对低效。它们都是具有值得敬重目标的可敬组织——它们在职业社会化和培训方面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下面将会讨论——然而，它们对世界事务甚至地区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它们的问题可能是在各成员国中立法部门相对行政部门权力有多大，机构本身的设计，成员国间同质性和共同利益的缺失，或是三者兼有。不管是什么原因，参与者几乎没行使什么公职权力，很少在他们可以较有影响地使用软权力机制——信息交流、商讨、说服——的情势下找到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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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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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地区议会，在欧洲议会（EP），也即欧洲联盟的议会领导下，已经获得了一种权力，作为对所谓的“民主赤字”的一个反应。民主赤字产生于欧盟所做的很多决定没有经选举而产生的代表的参与。对欧洲来说，问题——很可能很快就要在其他地区重演的问题——在于，地区层次上的更多民主是否意味着一个单独地区议会的更多参与，或是各国议员网络的更多参与。为了与在第一、二章中所描述的其他政府网络相一致，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国家议员必须创建类似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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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及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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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自己的世界，它是作为欧洲联盟管理机构之一的一个独立立法机关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它不是由国家议员组成的，而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已在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罗马条约》，起初只赋予了欧洲议会一个决策咨询角色。随后的条约和重要规定扩展了欧洲议会作为欧洲体系内一个制度性行为体的自主权，以至于现在议会和部长理事会在许多实质性领域共享权力。尤其在近些年，欧洲议会较上述更为松散的地区会议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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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欧洲层次上议员的权力有了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欧盟内“民主赤字”的讨论仍集中于各国议员的参与。曾是立法权力倡导者的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1991年指出，“大多数国家议员直到最近还缺乏将自身与欧洲议会联系起来的有效机制。他们一直怀疑欧洲议会有要求更多权力的企图，而且也一直不愿与之密切共事以建立一个议会负责制的联合架构”(60)。她提议举行不定期的“巡回审判法庭”，由来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的专门议会委员会组成，深入探讨特定政策领域的问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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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权力状况看上去并不适合采纳她的建议。然而，欧盟正逐步建立一些类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的超国家议会和各国议会间建立一套垂直立法网络，类似于其垂直司法网络，尽管不是很正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例如1989年，欧洲议会建立了一个实体架构，把专司欧洲事务的各国家议会组成的委员会带到了一起——尴尬地命名为共同体与欧盟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会议（COSAC）。COSAC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它已经讨论了许多议题，例如国际安全和环境，也在欧盟决策过程中国家议会的作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作为这项活动的部分结果，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包含了一个特别协议，要求欧洲议会在待决的立法上与各国议会共享信息并与之商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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