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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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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星球上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议会会议的地区，我所描述的这些只是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其他的会议有：拉丁美洲议会，成立于1964年，由来自22个国家的各10名代表组成；非洲议会联盟，成立于1976年，包含35个非洲议会；阿拉伯议会间联盟，成立于1974年，由18个议会和立法会议组成；以及安第斯集团议会，创建于1979年10月25日，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59)。所有这些组织，就像上述组织一样，推进了地区合作甚至是地区一体化，在地区政治中加入了议员的声音，否则就会通过更为官僚化的机构进行，如美洲国家组织（OAS）和非洲统一组织（O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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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其他这类会议存在的问题是相对低效。它们都是具有值得敬重目标的可敬组织——它们在职业社会化和培训方面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下面将会讨论——然而，它们对世界事务甚至地区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它们的问题可能是在各成员国中立法部门相对行政部门权力有多大，机构本身的设计，成员国间同质性和共同利益的缺失，或是三者兼有。不管是什么原因，参与者几乎没行使什么公职权力，很少在他们可以较有影响地使用软权力机制——信息交流、商讨、说服——的情势下找到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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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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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地区议会，在欧洲议会（EP），也即欧洲联盟的议会领导下，已经获得了一种权力，作为对所谓的“民主赤字”的一个反应。民主赤字产生于欧盟所做的很多决定没有经选举而产生的代表的参与。对欧洲来说，问题——很可能很快就要在其他地区重演的问题——在于，地区层次上的更多民主是否意味着一个单独地区议会的更多参与，或是各国议员网络的更多参与。为了与在第一、二章中所描述的其他政府网络相一致，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国家议员必须创建类似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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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及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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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自己的世界，它是作为欧洲联盟管理机构之一的一个独立立法机关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它不是由国家议员组成的，而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已在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罗马条约》，起初只赋予了欧洲议会一个决策咨询角色。随后的条约和重要规定扩展了欧洲议会作为欧洲体系内一个制度性行为体的自主权，以至于现在议会和部长理事会在许多实质性领域共享权力。尤其在近些年，欧洲议会较上述更为松散的地区会议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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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欧洲层次上议员的权力有了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欧盟内“民主赤字”的讨论仍集中于各国议员的参与。曾是立法权力倡导者的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1991年指出，“大多数国家议员直到最近还缺乏将自身与欧洲议会联系起来的有效机制。他们一直怀疑欧洲议会有要求更多权力的企图，而且也一直不愿与之密切共事以建立一个议会负责制的联合架构”(60)。她提议举行不定期的“巡回审判法庭”，由来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的专门议会委员会组成，深入探讨特定政策领域的问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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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权力状况看上去并不适合采纳她的建议。然而，欧盟正逐步建立一些类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的超国家议会和各国议会间建立一套垂直立法网络，类似于其垂直司法网络，尽管不是很正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例如1989年，欧洲议会建立了一个实体架构，把专司欧洲事务的各国家议会组成的委员会带到了一起——尴尬地命名为共同体与欧盟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会议（COSAC）。COSAC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它已经讨论了许多议题，例如国际安全和环境，也在欧盟决策过程中国家议会的作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作为这项活动的部分结果，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包含了一个特别协议，要求欧洲议会在待决的立法上与各国议会共享信息并与之商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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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过去的十年见证了许多有关欧盟议会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地区层次上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还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富有价值的角色。而在全球层次上，尽管现在很难设想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类似实体，但或许也会成为可能。然而，即便是在地区层次上，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也不可能取代各国家议会。只有在联合各国议员并作为彼此互动的催化剂取得较大程度成功时，这种会议才可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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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议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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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议会会议于1997年9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了成立大会。有来自28个国家的400名议员出席，并有将近400个来自政府间组织、研究机构、企业和工会团体的观察员参加。会议由魁北克议会负责组织，它的召开使得议员们能够讨论逐渐深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和议员在该进程中的作用。会议组织者希望在整个美洲产生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持久的议会间关系(63)。会议的闭幕声明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促进民主理想、人权、自由贸易，以及就业、改善教育、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卫生政策(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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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参与者也同意创建一个后续委员会（Follow-up Committee），以调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美洲间议会对话机制。1999年5月，该委员会就确立一个永久然而是灵活有效的议会论坛达成了一般原则。今天，该会议已成为美洲议会联合会（COPA），由大会、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组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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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地区一体化催化剂而发展起来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在彼此联系以求解决共同地区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第二类国家立法者更多地受被感知的需要驱动去追赶“政府”。这意味着行政首脑，他们的部长们，他们的监管者，所有人都在追求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其步伐远快于许多选民所期望的。其他的例子还有由来自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的各国议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由一些曾经落选欧盟成员但现在可能成为候选成员的国家构成，旨在确保在所有经济一体化事务上都有重要的议会参与。而且，加勒比共同体的议员会议以加勒比一体化进程的民主化为目标。不管形式多么不同，它们都是国家立法者回话的网络——矫正一体化的路径而不是推动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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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帮助立法者把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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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立法网络的最终功能是帮助其成员成为更好的立法者。它们为其参与者提供职业和技术支持、建议以及资源，因此极力使立法者更加专业，帮助使议会制成为所获得的技能或专长，而不仅仅是政治工具。为立法者提供专业知识，不仅帮助他们作为议员开展日常活动，而且要提升他们作为国际精英的地位。这种议会制也为议会工作确立了一套共同语言，议会工作本质上有助于超越国家从而使合作更容易进行——而不像那些便利监管者间合作的功能性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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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各州立法者间的合作已很好地建立起来。全国州立法者会议（NCSL）是一个由50个州立法机构资助建立的非盈利性组织(66)。NCSL训练各州议员，发起信息交流和一年两次的会议，为至少10个不同而拥有共有知识的专业人员组织和各层次州立法人员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它也保留了一个南部非洲工作队（Southern African Task Force），“通过选举观察、给国家议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在美国各州议会接待代表团，寻找机会帮助南部非洲地区的民主发展中政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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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国家边界，光有技术支持远远不够。专业协会在本质上是俱乐部，俱乐部既能扩展也能收缩其成员数目。对转型国家的立法者来说，由于在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此，从外部获得支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相应地，对于被俱乐部排除在外的立法者来说，其痛苦更像是由于数十年的种族隔离而被排除在国际性组织之外时南非官员所感受到的痛苦。各国议会间联盟，如上所述，有意寻求使用其广泛基础去支持相对虚弱的议会，例如海地、南非和柬埔寨的议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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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上述所有地区议会或议会组织为其议员提供了培训项目和一些至少是道德上的支持。例如非洲议会联盟为整个大陆的议员安排了信息和培训研讨会，并向特定议会提供技术帮助(69)。无论如何，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成立于1911年的英联邦议会联盟（CPA），现在包括142个国家、州、省和领地议会。CPA既是多目标的英联邦各议会参考中心，也组织代表团和个体成员间的交流。为了建立议会的专职制度，CPA的成员议会人员规划了一个典型的培训指南，现在正在积极地寻找一些新的途径去提高其成员的实际立法和服务选民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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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特·金里奇寻求通过创立21世纪国际立法者网络达到相同的目标，这个网络发起于1996年并由美国国会研究所主办。金里奇不仅直截了当地寻求确立双边立法网络，如上所描述的，而且也寻求确立一个立法者的全球网络。这个网络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全世界的立法者和议员“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70)——通过收集信息，让立法者彼此交流关于在公共部门做领导和解决问题的技巧的看法。然而，该网站现在已不复存在。即便是在它过去运作的时候，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立法者可能就已经怀疑这个计划背后隐藏的实质性议程，它与美国权力的扩张相联系。为了消除这些疑虑，如果美国国会议员们能有选择地与他们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同行们结为伙伴，建立一个全球立法者网络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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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全世界的立法者“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但是这种聚焦是以共同的实质性焦点为代价的，这一实质性焦点有助于增强法官或监管者的网络。立法者网络可能具有的数量上的任何优势都被它没有能力在民主代议这个价值本身之外的特定主题上权威性地发言所削弱。相比之下，议员全球行动组织通过围绕一些实质性问题如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民主化，同时提供职业支持和发展而将其成员凝聚到一起，从而增强了其影响力(71)。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把职业培训和支持与地区政治议程联系到一起，以便议员网络至少能够声称代表特定地区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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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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