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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网络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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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转向世界可能的样子，想象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或者至少是新世界的希望，假定各地的国家元首、首相、管理者、法官、立法者、专家和学者都将政府网络视为济世良方而非一个描述性的构想，积极地去创造和利用其作为全球治理的工具。假定现在的参与者和新网络对他们在更大的世界秩序结构中的作用有更强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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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政府网络不仅产生整合和有根据的分歧，改善对国际规则的遵从以及通过信息管理加强国际合作，它们同样进行自我管理，它们有意识地改善当前的和潜在的成员的管理表现；创造全体成员进行多边讨论和辩论的平台；创造机会使冲突成为积极而非消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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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和实施对网络规范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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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络一个最有希望的方面是它们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和支持的能力。它们目前存在的目的在于帮助其成员——管理者、法官和立法者获得所需信息和新观念，为执行过程和争端解决中的合作提供便利条件和提供协调法律和规章的平台。然而，在管理自身方面，它们能够通过发展以加强国内治理为目的的“网络规范”，它们能够变得有效得多。它们在逐步灌输和支持诚实、正直、独立和负责的规范以及支持面对国内抵制的成员执行这些规范方面尤其能有更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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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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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络拥有很强的导向自我管理的特殊性质。首先，它们是信息管道，不仅是关于管理、判决和立法，而且管理作为其成员的管理者、法官和立法者。这意味着，正如第一章讨论的，它们能成为“声望的传信人”——它们能传播关于特定成员行为的报告并创造它们起作用的环境。梅乔恩认为网络中每个成员的可信度都可以得到加强，因为每个成员必须在网络中维护其声望，而这只能通过遵守共同规范实现。外部观察家理解这些压力如何使这些行为变得符合规范，因此赋予网络参与者更大的合法性(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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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阿米泰·阿维拉姆（Amitai Aviram）也已界定了私人网络——企业和个体户——中那些使声望变得很重要的一系列特征(100)。一个网络的其他成员会知道某个特定成员是否违背了其承诺；他们可以选择将其生意转向另一个网络成员；违约成员会被一个中心“控制机制”制裁；在极端例子中，违约成员会被逐出网络(101)。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依赖于市场的匿名制——只要有货供应，买家可转向另一个卖家；只要价格公道，一个卖家可以转向另一个买家。而且，排斥在一个商业网络之外意味着其丧失了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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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政府网络中，尽管成员能很快知道其他成员在能力和可信度方面的声誉，名声不良带来社会和职业耻辱而非直接的制裁。至少在信息及和谐化网络中，一个成员如何将其生意转移到另一个拥有更好声望的成员，这点还不是很明确。在执行网络中，一国的政府官员很可能由于另一国政府官员的不良名声而决定不与其进行执法合作，但经常是存在腐败或失效政府的国家最需要支持，以使全球执行努力变得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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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私人网络而言，网络成员很可能决定阻止那些被发现违反网络规则的成员接触由网络收集的重要信息。更进一步，由网络成员中的一部分人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完成在共同问题上的相互协调和发展出一套最优秀的做法，良好的声望能成为被选入委员会中服务的重要标准。而且如果存在一个中心“控制机制”的话，比如新闻机构，它可以暂停对违反网络规则的成员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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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规则该是什么样的呢？政府网络如何在进行自我管理的同时也加强世界秩序呢？它们可将自身建构为致力于特定现实活动的网络，同时也可以作为那些致力于维护他们职业规范和理想者的管理者、法官、立法者，甚至是国家元首和部长的职业协会。他们可以将治理打造为职业概念，即通过立法、管理、执行、提供服务和争端解决。就像律师的律师协会和医生的医疗协会，法官、立法者或管理者的网络会特别关注实际知识和信息交换，并且会成为职业道德教育与执行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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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府会逐渐向其成员灌输普遍的职业规范，这并不难想象。比如说诚实。他们能够宣誓遵从清廉政府的国际标准，正如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提倡的，这个公约已被35个国家签署批准(102)。他们能够同意接受非政府组织的持续监督，比如透明国际。第二个普遍的规范是可以不考虑家庭联系和社会地位，对所有公民平等对待。第三个是职业忠诚的概念，要求法官和管理者相对政治进程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以及立法者对选举机器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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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是所有国家的公共服务的普遍理想；政府的每个分支也将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职业标准，以符合从证券到环境的不同主题的判决、立法和管理。事实上，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标准已经存在，比如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律师作用基本原则，这两个原则由国际法官委员会监督(103)。单个政府网络可以将这些规范作为职业标准加以颁布，并确保维护规范和违反规范所带来的不同声誉都会产生真实的效果，或者失去成员身份所带来的利益，或者在网络事务中声名扫地。更好的是，如下一部分讨论的，网络成员能通过职业社会化的普遍进程使这些标准深植于其成员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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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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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是个复杂多变的现象，其内涵丰富到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学科。但对于我们而言，一个外行人的定义已足够。一个社会化的个人可能会强烈地想得到某物，但如果这么做会违反主流的社会规范或辱没社会声誉，他将不会这么做。或者，社会化可能强烈到直接制约个人利益与身份。但是，在上述例子中，它的影响很可能是未被觉察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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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可以在政府网络中以多种方式进行(105)。其中最有趣的现象就是通过较小的内部联系密切的团体来促进对于集体制定的规则的遵守(106)。很多法学专家在国内背景下界定了这种现象——最著名的是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的《无法律的秩序》一书(107)。养羊户、珠宝商和相扑摔跤手都能够在任何正式的法律框架外建立和执行一套集体的规范(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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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将这种现象的逻辑界定为集体行动逻辑的一部分。小型团体尤其善于克服集体行为的问题，因为提供集体物品的利益很可能超过其代价，因为他们能够利用“社会压力和社会动力”以促使遵守他们采用的任何规范(109)。园艺俱乐部、慈善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任何成员可以证明这些力量的权力。而且，这些动力在他们是可选择的时候最为有力——不顺从的个体遭到排斥，合作者被邀请参加这个迷人的小团体的中心(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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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动力主要在足够小的团体中运行，在小团体中，成员能彼此认识并且可以面对面交流(111)。当组织在价值上相对同质时，这些动力就变得更为强大(112)。相较于团体规模，埃里克森较多关注团结程度，他预测“严密的组织”会更遵守规范，会从组织整体的最大利益出发采取行动(113)。这些团体的成员可能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他们希望成为组织的一员，担心因为偏离而被驱逐，期待因遵守而受赞扬。或者像主流社会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成员将组织规范内化(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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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际政府网络具有某些描述性特点，它们被界定为组织团结度的关键：重复的经常性的交往，分享的价值，小规模，非正式制裁或奖励的机会。”(115)因此，按照蒂莫西·吴（Timothy Wu）的话，他们有创造“无国际法的秩序”的潜力(116)。在自觉考虑其与他国政府官员会面时，许多网络成员强调个人关系、建立互信和共同的事业感以及意识到彼此的行为和定期会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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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方式运作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巴塞尔委员会，它有意保持其成员资格的小范围和选择性。创建它的央行行长们特别规定在于每个成员派驻的代表不能超过两个——央行行长承担国际汇兑和合适的银行业管理者的责任(117)。他们对于维护世界银行系统稳定的必要性和维护其稳定的办法有着高度一致的信念。他们一年在巴塞尔委员会会面四次。除了能自由施加的相互监督和同行间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使协定真正具有约束力(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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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络或者小到可以按照此种方式运作，或者在它们内部包含多个次组织。比如说，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成员资格是开放的。但是作出关键决定的主席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只有19人组成(119)。另一方面，尽管巴塞尔委员会严格限制完全成员资格，但他们也邀请非成员国的央行行长通过更大范围的半年一次的会晤和持续的接触参与集体讨论(120)。像二十国集团这样的集团，在其成员削减为20个国家前曾从22个变到34个，如果他们能够定期举行结构化的会面，他们的规模也足以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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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的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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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网络和小型组织都依赖排斥权来强制遵守那些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规范。阿维拉姆指出“被一个商业网络排除在外可能导致被整个生意链所排斥；这是非常有力的制裁，在效果上可与政府的制裁匹敌。”(121)但是，他进一步注意到，暂停可能比排斥更加有效，因为它能避免使被排斥者认为他们没什么好再损失的情况(122)。相似地，正如刚刚提到的，通过小型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文献强调选择的价值，允许“排除”违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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