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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的难题：得不到解决的“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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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2]这些大理论间所展开的“大争论”，很大程度上规制了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发展。[3]在尼布尔［Niebuhr（1932）1960］和卡尔（Carr 1939）（重新）点燃了“现实主义”（realism）与“理想主义”（idealism）的争论之后，摩根索（Morgenthau 1948）和沃尔弗斯（Wolfers 1962）在“二战”后给出了对现实主义更为系统的论述。紧随其后，沃尔兹（Waltz 1979）的新现实主义结构革命和基欧汉与奈［Keohane and Nye（1977）1989］的新自由主义也加入了这场“大争论”（也可参见Keohane 1984；1986）。不满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缺乏对“社会”的关注，阿德勒［Adler（1991）2005］和温特（Wendt 1992）于20世纪90年代末发起了基于建构主义的攻击。哥本哈根学派（Wæver 1995；Buzan et al. 1998）则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进行了带有建构主义风格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与此同时，现实主义彻底地分裂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大阵营（Jervis 1976；1978；1999；Snyder 1991；Glaser 1994—1995；Brook 1997；Taliaferro 2000—2001；Mearsheimer 2001；Tang 2008a；2010a；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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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大争论”尚未得到解决，但在“大争论”的过程中，学界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共识。第一，除了些许值得注意的反对声音外（如Waltz 1979，66；Mearsheimer 2001，2），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际系统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根本变迁，尽管这些学者对这些根本变迁的具体时间、范围、程度，以及最重要的变迁原因，持有不同的观点（Cox 1981；Ruggie 1983；Schroeder 1994b，xiii；Wendt 1992；1999；Lebow 2008）。第二，不同的大理论之间虽然存在一些根本分歧，但这些分歧更多是源于各理论的某些不同的隐含假设，而非各自逻辑演绎的差异（Powell 1994；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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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更为根本性的疑问应该是：既然大家观察的是几乎同一个人类历史，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者们对国际政治世界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本书主张，“大争论”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关键原因在于，所有的国际政治大理论都严重忽视甚至无视了时间的改天换地的力量。更确切地说，由于每个大理论都或明或暗地宣称自己可以解释全部的人类历史，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假定了国际系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型，故而一个大理论就足够适用于全部历史。正如罗伯特·考克斯受到维柯（Vico）的启发所声称的那样，所有国际关系大理论都犯了“把从特定的历史阶段（故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得出的结论，假定为普遍有效”的错误（Cox 198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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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试图单独借助某个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家都默认了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几乎不曾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默认了人类社会只经历了一个国际政治的阶段。如此，所有国际关系大理论都不是演化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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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隐含的假定，沃尔兹给出了最清晰的阐述，“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保持着高度的恒定，模式不断重现，相同的事件无休止地重复出现”。他还进一步把这一“国际政治生活的显著同质性”，归因于“经久不衰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性”（Waltz 1979，66；本书着重强调）。与之类似，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2）也宣称“国际政治始终是无情的、危险的，而且很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本书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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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些理论承认国际政治发生过系统性变迁，但也都不够充分——它们并未对变迁给出真正的内生性解释（如Cox 1981；Ruggie 1983；Wendt 1999；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二、三、四章。相关的类似看法，参见Lebow 2008，96~97）。如此一来，这些变迁理论都不够好——因为好的变迁理论应该是内生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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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沃尔兹（Waltz 2000，5）的立场相反，尽管国际政治系统的部分特性保留至今，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它自一开始就是一个演化性的系统。[4]因此，我们需要用社会演化的方法来审视国际关系的历史——非演化性的理论不可能解释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事实上，正如我将在其他作品中详细阐述的，只有演化的方法能提供关于变迁的真正内生性解释（Tang，未发表的书稿；也可参见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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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社会演化范式，本书不仅阐述国际政治系统的转型，也将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社会学。社会演化的方法不仅提供了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真正内生性解释，也（通过社会演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宏观社会学）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国际关系理论间的“大争论”——此“两得”能，且仅能，通过这“一举”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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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全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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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三部分，共计六章。第一部分“铺垫”，包含了第一章。这部分旨在为第二部分运用社会演化范式进行实证研究打下基础。第二部分，即全书的实证研究，包含三个章节。借助社会演化范式，这三章将审视自公元前8000年至今，以及通往未来的国际政治系统转型。基于只有真正的演化性理论才能对转型提供真正内生性解释的理念，这三章对国际政治系统经历的三个阶段的转型，给出了真正内生性的解释——从“天堂”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更为规则化的世界。第三部分包含了第五章和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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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简练地概括了（将来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什么是社会演化现象，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Tang，未发表的书稿）。同时对国际关系以往的演化性理论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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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失乐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主要根据考古学和考古人类学的证据，审视了地球上的主要地区从和平相处的天堂般的世界，演化到战争不断趋于频繁和残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我将展示，因为食物来源丰富且唾手可得，以及广阔空间上的人口相对稀少，大致在公元前8000—6000年以前，人类都处于和睦相处的状态。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现成食物的供给不断下降，最终迫使人类转向定居农耕并展开相互厮杀。渐渐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规则与逻辑——“征服或被征服（没有中间状态）”——开始萌芽并在许多子系统内迅速扩散，最终将其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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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审视了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即米尔斯海默的世界，1648/1945年以前）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即杰维斯的世界，1945年至今）的历程。我从古代中国（公元前1046/1044年至公元1759年）和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公元1450年至公元1995年）这两个有详细历史记载的地区中提取证据。我强调，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具有内在的自我毁灭性。随着国家开始征服他国并取得一些成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互相关联的结果：其一，系统中国家的数目在减少；其二，存活下来的国家的平均规模在扩大。这两者必然导致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我们仍然能时不时地找到征服取得成功的案例），证据就是两个子系统内的国家消亡率都在下降。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客观事实，加上不利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选择、征服越发困难的观念的传播，以及主权观念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扩散这三个辅助机制，奠定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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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更为规则化的国际系统”，展现了地球上的主要区域将和平制度化的过程。我首先会介绍我此前提出的制度变迁广义理论（Tang 2011a），并借助它来审视（从旧到新的）欧盟、“南锥体”地区和东南亚这三个实现区域和平制度化的案例。我也会整合英国学派、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福柯（Foucault）的理论，从而提供关于如何研究国际（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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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作为演化系统的国际系统”，在之前章节的基础上，将强调社会演化范式至少是强大的社会科学范式，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鉴于国际关系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深远影响，我首先指出，我们以往对结构的过分强调是一条妨碍我们充分理解国际系统的失败道路。我会强调，系统，而非结构，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没有“无政府的逻辑”，没有“结构的逻辑”，只有“系统的逻辑”。在这之后，我将探讨系统影响国家行为的五个主要渠道，并把这种对国家行为的理解理论化。最后我会强调，理解社会系统演化的关键是行为体、行为体的行为与系统这三者的协同演化，从而结束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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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结论”一章，我会总结主要论点，并重申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强大而必不可少的范式。同时我也会给出从今往后，国家寻求自身安全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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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三、核心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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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概念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讨论。考虑到以下几个核心概念几乎都饱受争议，所以我先在此给出定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概念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已有详细的探讨，而它们在本书中的使用也没有变化，故而仅在此重申一下，不再给出进一步的细节（Tang 2011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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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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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地说，社会是由行为体或参与者（即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制度体系和物理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而组成的系统。[5]由于该定义明确指出了物理环境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把社会定义为“知识储备”或“观念分配”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如Berger and Luckmann 1966；Barnes 1988；Wendt 199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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