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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全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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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三部分，共计六章。第一部分“铺垫”，包含了第一章。这部分旨在为第二部分运用社会演化范式进行实证研究打下基础。第二部分，即全书的实证研究，包含三个章节。借助社会演化范式，这三章将审视自公元前8000年至今，以及通往未来的国际政治系统转型。基于只有真正的演化性理论才能对转型提供真正内生性解释的理念，这三章对国际政治系统经历的三个阶段的转型，给出了真正内生性的解释——从“天堂”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更为规则化的世界。第三部分包含了第五章和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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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简练地概括了（将来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什么是社会演化现象，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Tang，未发表的书稿）。同时对国际关系以往的演化性理论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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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失乐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主要根据考古学和考古人类学的证据，审视了地球上的主要地区从和平相处的天堂般的世界，演化到战争不断趋于频繁和残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我将展示，因为食物来源丰富且唾手可得，以及广阔空间上的人口相对稀少，大致在公元前8000—6000年以前，人类都处于和睦相处的状态。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现成食物的供给不断下降，最终迫使人类转向定居农耕并展开相互厮杀。渐渐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规则与逻辑——“征服或被征服（没有中间状态）”——开始萌芽并在许多子系统内迅速扩散，最终将其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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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审视了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即米尔斯海默的世界，1648/1945年以前）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即杰维斯的世界，1945年至今）的历程。我从古代中国（公元前1046/1044年至公元1759年）和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公元1450年至公元1995年）这两个有详细历史记载的地区中提取证据。我强调，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具有内在的自我毁灭性。随着国家开始征服他国并取得一些成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互相关联的结果：其一，系统中国家的数目在减少；其二，存活下来的国家的平均规模在扩大。这两者必然导致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我们仍然能时不时地找到征服取得成功的案例），证据就是两个子系统内的国家消亡率都在下降。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客观事实，加上不利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选择、征服越发困难的观念的传播，以及主权观念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扩散这三个辅助机制，奠定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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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更为规则化的国际系统”，展现了地球上的主要区域将和平制度化的过程。我首先会介绍我此前提出的制度变迁广义理论（Tang 2011a），并借助它来审视（从旧到新的）欧盟、“南锥体”地区和东南亚这三个实现区域和平制度化的案例。我也会整合英国学派、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福柯（Foucault）的理论，从而提供关于如何研究国际（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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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作为演化系统的国际系统”，在之前章节的基础上，将强调社会演化范式至少是强大的社会科学范式，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鉴于国际关系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深远影响，我首先指出，我们以往对结构的过分强调是一条妨碍我们充分理解国际系统的失败道路。我会强调，系统，而非结构，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没有“无政府的逻辑”，没有“结构的逻辑”，只有“系统的逻辑”。在这之后，我将探讨系统影响国家行为的五个主要渠道，并把这种对国家行为的理解理论化。最后我会强调，理解社会系统演化的关键是行为体、行为体的行为与系统这三者的协同演化，从而结束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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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结论”一章，我会总结主要论点，并重申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强大而必不可少的范式。同时我也会给出从今往后，国家寻求自身安全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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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三、核心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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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概念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讨论。考虑到以下几个核心概念几乎都饱受争议，所以我先在此给出定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概念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已有详细的探讨，而它们在本书中的使用也没有变化，故而仅在此重申一下，不再给出进一步的细节（Tang 2011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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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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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地说，社会是由行为体或参与者（即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制度体系和物理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而组成的系统。[5]由于该定义明确指出了物理环境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把社会定义为“知识储备”或“观念分配”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如Berger and Luckmann 1966；Barnes 1988；Wendt 199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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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地说，社会包含了系统内所有可能的过程（如相互作用、单元体的行为、制度化、社会化和内化）。关于过程，我在这里要强调三点。第一，过程不能被还原为单元体或系统局部的特性（Archer 1995；Wendt 1999，特别是147~150）。第二，系统内的过程超过了单元体（及其行为）间的相互作用——显然，单元体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也是系统内的关键过程。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社会科学家往往只关注单元体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的相互作用，而忽略了行为体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如Archer 1995；Wendt 1999，第四章）。这很容易让我们走上“唯心主义”（ideationalism）的歧途，而社会建构主义就是一例。第三，过程（如相互作用）会在系统内引发“涌现”（emergent）[6]的趋势（如工业化、殖民化、去殖民化、全球化、全球变暖和民主化），而这些趋势也构成了系统的重要特性（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五章）。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系统而言，社会因具有系统性的（涌现的）特性，故而不能被还原为个体与其他系统成分的简单总和（Jervis 1997）。而社会包含制度体系（即接下来所讨论的结构）这一事实，也只是它不能被还原为个体的简单总和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非全部原因［Giddens（1976）1993，128；2006，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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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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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用于塑造人类互动关系的约束。”（North 1990，3）换句话说，制度就是社会规则，它既包含了宪法、法律、国际机制等正式规则，也包含了规范、禁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在采纳了诺思（North）给出的定义的同时，我否定了另外两种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行为或行为模式；制度是组织（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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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或人类系统）是由诸多制度支撑的。相关联的制度构成了制度体系，即制度子系统（Lin 1989；Lin and Nugent 1995）。而整个社会制度体系或系统，就是社会的“结构”或“社会结构”。所以，我对结构的定义就是狭义的“制度”定义。另外我要再次重申，社会之所以不能被还原为个体的简单总和，其根本原因之一（而非全部）就是因为社会包含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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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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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纳达勒姆（Durham 1991，3~10）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只有观念层次上的意义。对于克勒伯和帕森斯（Kroeber and Parsons 1958，583）而言，文化是“塑造人类行为的因素，它是被传承和创造出的价值、观念和其他象征意义的系统模式”。对于格尔茨（Geertz 1973，89，92~94，144~145）而言，文化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就社会交往而言，有序的意义和象征系统”，或是“人类解释自身经验并指导自身行为所依据的意义结构”。因此，文化至少包括四个关键特性：属于观念层次，具有象征意义；是真实的；具备社会传承性；具备历史性。通过这种定义便可明白，只有人类才拥有文化（Geertz 1973；Durham 1991，3~10；Premack and Haus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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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不否认某些领域的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组织化（比如组织化的宗教、语言），但我也明确否定文化一定是“被系统地组织起来”的观点。认为文化一定被“系统性地组织起来”的想法是对文化的“整体主义”（holistic）理解，也是“功能主义学派”（functionalism）犯的典型错误。纪念碑等文化产物，只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是文化本身，因为它们有了物质上的投入，而文化本身只有单纯的象征意义，也纯粹属于观念维度，尽管在文化的背后肯定有物质性的东西在支撑着（Tang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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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包含了类似于规则的成分，也包含了与规则相差甚远的成分（如符号）。而只有规则才是社会中制度体系（即结构）的一部分。文化所包含的规则也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以及是否被最高权力支持的区别。与制度一样，文化不是行为或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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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指出，文化只是人类社会观念维度中的一部分——故而只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此一来，文化演化只是观念演化的一部分，而观念演化只是社会演化的一部分。社会演化包含了观念演化，自然也就包括文化演化在内了（参见本书第一章，具体细节参见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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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演化”（evolution）常译为“进化”，但这种翻译带有误导性。拉丁语中的evolutio意为“（将卷着的物体）展开”。瑞士生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由此创造了evolution一词，并将它运用到了胚胎发育的先成论。但随着后成论的兴起，evolution被逐渐运用到胚胎发育的重演理论中。同时从此开始，个体发育与物种变化被联系在一起，evolution也开始被用于描述物种受目的的驱使，沿着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生“进化”的过程。后来，这种理解被斯宾塞（Spencer）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最初并没有使用“进化”一词，而是用了“带有改变的传代”（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这种说法。时至今日，人们已经理解生物演化没有任何方向，也谈不上进步的意义。关于evolution在生物学中的含义变化过程，参见Peter J. Bowler，1975，“The Changing Meaning of ‘Evolu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6（1）
:95~114。关于对演化具有进步性的误解，参见本书第一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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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将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pluralism）这一分支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不完整（truncated）形式，而将“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这一分支视为建构主义的亲缘理论，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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