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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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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为后面章节的内容作铺垫。我的基本目标是，让读者对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有基本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使读者对社会演化范式有基本的认知。当然，我会在以后的作品中详细阐述社会演化范式（Tang，未发表书稿），而在本书中只对其重点内容进行探讨。由于本章的讨论较为简要，如果读者有兴趣作进一步的了解，可参阅我下一部关于社会演化的作品（Tang，未发表书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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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余下的内容如此展开：第一节总结了生物演化的基础知识；第二节澄清了对生物演化的几种常见误解；第三节定义了什么是社会演化现象；第四节概述了社会演化范式的核心原则；第五节在先前章节的基础上，批判了错误的演化性理论；第六节批判性地简要综述了国际关系学现有的演化性理论。最后是本章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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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之前，我在此要做三个重要说明。首先，我不会探讨仅仅是停留在比喻层面上的所谓演化说，因为它们只是简单地把演化和变化画上等号。比如，物理学家所讨论的太阳系或宇宙的演化。在这一类讨论中，演化都只有比喻层面的含义，因为它们的系统根本不是真正的演化性系统。[2]对于真正的演化性系统而言，它必须有生命体填充（参见本章第一节），太阳系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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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演化生物学家对“社会演化”这个概念的使用并不严谨，在此我也不做探讨（如Trivers 1985）。这一类作品大多着眼于非人类的物种（如蚂蚁），但是此类有机体都没有心智，故而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而言，它们能够提供的价值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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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直接忽略了那些名为演化实则不符的文献。由于这类文献实在是汗牛充栋，我不可能一一综述和批判，在此仅列举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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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套路，在其新制度经济学的作品中声称，演化方法是理解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正确方法（Schotter 1981）。由此，肖特默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方法。但正如博兰（Boland 1979，988）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理解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演化性——它只能出现一次动态变化（沿着帕累托边界走向均衡），之后就趋于静止，除非出现了外生冲击，导致它再次发生变化。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理解的变迁都是外生驱动的。如此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具备真正的演化性，因为它无法提供内生（故而充分）的制度变迁解释（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第一、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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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学中，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将权力转移的“长周期论”吹嘘为具有演化性的国际关系理论（Modelski 1978；1987；1990；2005）。他声称，国际政治经历了霸权更迭的长周期，因此具有演化性。然而，他的整个论述最多只是比喻层面的演化，或者不客气地说就是“伪演化”（Falger 2001）。显然，莫德尔斯基对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都一无所知。无论是生物演化还是社会演化，都不是周期形式的。最关键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根本找不到演化的核心机制——变异—选择—遗传机制。事实上，他的“长周期论”设想是否成立也是不确定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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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莫德尔斯基的设想还是肖特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演化性理论，我也不会再探讨类似的文献。因此，我接下来所探讨的社会科学及国际关系学中对演化理论的运用与误用，都限定于具备真正的演化要素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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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很遗憾的是，在写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时，作者对演化生物学领域的部分最新重大进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这并不妨碍本书的讨论，但是这确实是本书的最大缺憾。我将在我的下一部书《论社会演化》中弥补这一缺憾。值得指出的是，演化生物学领域中一些最重要的最新进展事实上意味着我发展的社会演化范式将更为有力，因而也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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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中文版注】system可以译成“系统”或者“体系”。本书一律采用“系统”的译法。部分原因是在中文语境下，“国际体系”似乎是有点特指“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贬义词。本书中，“系统”是绝对中性化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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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特林–福克（Sterling-Folker）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莫德尔斯基及其合作者［如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作品具有演化性（Sterling-Folker 2002：78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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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关于生物演化的预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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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社会演化，必须从生物演化讲起，因为首个逻辑自洽且大体正确的演化理论就源于后者。生物演化的现代理解，即“现代综合理论”，已经写入了生命科学的标准教材（如Futuyma 1998）。本节将重点围绕与社会演化有关的核心内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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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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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下三个条件都满足时，才有可能出现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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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演化只能在系统内展开。所谓的系统是指由两个或多个相互联系的单元组成的，具备涌现特性的整体（Jervis 1997，6）。没有系统就不会有系统内个体单元的多样性，更无所谓选择压力（即没有环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演化。[1]生物演化可以在（本地或全球）生态系统中发生，而生态系统包含了物理环境和系统内的所有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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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演化只能在有生命体填充或由生命体发展的系统（如人类社会）中展开。换句话说，囊括生命体的系统才会有真正的演化。[2]这是因为，只有系统中的核心单元（如有机体或文化单元）可以通过变异—选择—遗传机制来发生变化，系统才具有演化性，而不具备生物基础的单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也许有人会说，非生命的系统（如太阳系、宇宙）也可以“演化”，但这种演化仅仅停留在比喻层面，并没有真正的演化意义——对于这些系统而言，称之为演化也好，变化也罢，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真正的演化系统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它的核心单元是通过变异—选择—遗传机制这一特定的方式来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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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演化是在时间和空间下展开的（如生态系统的生物演化，生态—社会系统的社会演化），因为变化必须在时间维度下展开，而单元体之间以及单元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空间维度中展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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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系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那么它一定是演化性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应该必须用演化的方法来理解这个系统。事实上，面对这种系统，只有演化的方法才能给我们提供充分的认知。正如杜布赞斯基雄辩地指出的那样——“除非我们运用演化的视角，否则生物学中的一切都无法理解”（Dobzhansky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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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看，我们只能说，只有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即社会系统）这两个系统，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换句话说，只有这两个系统具有真正的演化性。不仅如此，人类社会是在地球的生物演化基础之上形成的（Campbell 1960，380n2；Bhaskar 1986，136~143；Hodgson and Knudsen 2010a；2010b，特别是第一章）。这样的话，应该用也必须用演化的方法来看待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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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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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机制：变异—选择—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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