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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170323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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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关于生物演化的预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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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社会演化，必须从生物演化讲起，因为首个逻辑自洽且大体正确的演化理论就源于后者。生物演化的现代理解，即“现代综合理论”，已经写入了生命科学的标准教材（如Futuyma 1998）。本节将重点围绕与社会演化有关的核心内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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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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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下三个条件都满足时，才有可能出现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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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演化只能在系统内展开。所谓的系统是指由两个或多个相互联系的单元组成的，具备涌现特性的整体（Jervis 1997，6）。没有系统就不会有系统内个体单元的多样性，更无所谓选择压力（即没有环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演化。[1]生物演化可以在（本地或全球）生态系统中发生，而生态系统包含了物理环境和系统内的所有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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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演化只能在有生命体填充或由生命体发展的系统（如人类社会）中展开。换句话说，囊括生命体的系统才会有真正的演化。[2]这是因为，只有系统中的核心单元（如有机体或文化单元）可以通过变异—选择—遗传机制来发生变化，系统才具有演化性，而不具备生物基础的单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也许有人会说，非生命的系统（如太阳系、宇宙）也可以“演化”，但这种演化仅仅停留在比喻层面，并没有真正的演化意义——对于这些系统而言，称之为演化也好，变化也罢，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真正的演化系统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它的核心单元是通过变异—选择—遗传机制这一特定的方式来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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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演化是在时间和空间下展开的（如生态系统的生物演化，生态—社会系统的社会演化），因为变化必须在时间维度下展开，而单元体之间以及单元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空间维度中展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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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系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那么它一定是演化性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应该必须用演化的方法来理解这个系统。事实上，面对这种系统，只有演化的方法才能给我们提供充分的认知。正如杜布赞斯基雄辩地指出的那样——“除非我们运用演化的视角，否则生物学中的一切都无法理解”（Dobzhansky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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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看，我们只能说，只有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即社会系统）这两个系统，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换句话说，只有这两个系统具有真正的演化性。不仅如此，人类社会是在地球的生物演化基础之上形成的（Campbell 1960，380n2；Bhaskar 1986，136~143；Hodgson and Knudsen 2010a；2010b，特别是第一章）。这样的话，应该用也必须用演化的方法来看待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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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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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机制：变异—选择—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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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生物演化沿着三个不同阶段展开：产生多样性（即遗传物质或基因型发生变异或突变），（自然）选择（即特定的表现型及其对应的基因型遭到淘汰或保留）和遗传［即复制，或经筛选后所剩下的基因型（genotype）及其对应的表现型（phenotype）得以传播］。[5]由于达尔文（Darwin 1859）首次正式阐述了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因此它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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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环境下，基因突变基本上是随机产生的，没有人为力量参与其中。这些不同的突变充当了选择过程的终极基础——基因突变导致表现型产生多样性，而表现型才是选择阶段中直接被选择的对象（Mayr 1997）。[7]换句话说，选择直接作用于表现型，从而间接地在基因型上展开。这是因为环境的选择压力只在表现型，而非基因型上可见。特定的表现型对有机体的“（延括）适应值”（inclusive fitness）[8]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抑或呈现中性，是由环境决定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呈现出有利的表现型的有机体更有可能在竞争中战胜呈现出不利的表现型的有机体。在选择表现型的过程的背后，环境间接地选择了基因型——有利的表现型所对应的基因型，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在种群中扩散；反之，不利的表现型所对应的基因型难以扩散，最终甚至可能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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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演化的分子和基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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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至1866年，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为理解生物演化的基因基础提供了首个洞见。遗憾的是，他的工作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基本不为人知。直到20世纪初，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和卡尔·柯伦斯（Carl Correns）各自独立地重现了孟德尔的成果，才改变这一状况。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托马斯·摩尔根（Thomas Morgan）及其学生将基因定位于染色体上，为孟德尔遗传学奠定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1937年，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将演化生物学和遗传学整合为完整的生物演化理论——“现代综合理论”，或者说“新达尔文主义”。[9]在他的研究的启发下，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和莱迪亚德·斯特宾斯（G. Ledyard Stebbins）对“现代综合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Mayr 1942；Simpson 1944；Stebbins 1950；关于“现代综合理论”的标准介绍，参见Futuyma 1998，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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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Watson and Crick 1953）共同发现了生物演化的重要分子基础，即生命系统最关键的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通常，生命体中的遗传物质都以双链DNA的形式呈现，但对于一些RNA（核糖核酸）病毒或逆转录病毒而言，它们的遗传物质则是单链或双链的RN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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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的终极基础来自基因突变。遗传物质与生长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由此影响表现型。通常情况下，基因与表现型并非单一对应的关系——有些表现型的性状（如眼球的颜色）被多个基因片段控制，许多基因又有多个副本，不同基因间的相互组合也可以产生不同的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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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指出，细胞的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存在着屏障，这也就否定了获得“性状”（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直接遗传的可能。魏斯曼屏障表明基因型可以影响表现型，但表现型无法直接影响基因型。在分子层面，魏斯曼屏障意味着生物演化的信息传导是单向的，即从遗传物质（DNA或RNA）导向蛋白质，反之则不行。更确切地说，遗传信息可以翻译成蛋白质，但蛋白质所储存的信息不能回过头翻译成遗传信息。这种单向的信息传导排除了生物演化中获得性状（即表现型）直接遗传的可能性，从而在否定了“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同时，也确立了“新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地位，这也就是分子生物学中的“中心法则”（Crick 19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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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形形色色的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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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矛盾”意味着在作者的论著中，两种态度（即承认和否认）都出现过；“含糊”意味着作者的论述显得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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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化方法的本质与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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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解生物演化的科学理论，新达尔文主义并不能精准地预测演化的特定结果，也无法准确预言特定有机体或特定物种的命运（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演化过程具有偶然性，比如小行星撞地球导致恐龙灭绝）。[12]既然如此，为什么新达尔文主义会被讴歌为现代科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换句话说，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力从何而来？答案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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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达尔文主义理论优美而凝练，只需一个简单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就能解释地球（或其他星球）上的大千生命（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有机体对环境奇迹般的适应，同一物种内不同个体间的共性与差异，不同但相关的物种间的共性）。[13]其他任何理论或方法（即非演化的或只有部分演化性的方法）都无法与之媲美。[14]其次，生物演化中的其他中观和微观机制，都可以被新达尔文主义的框架整合与统一。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违背新达尔文主义核心机制的生物演化现象。正如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所形容的那样，新达尔文主义是能够溶解一切的“万能酸”（Dennett 1995，62）。最后，在新达尔文主义面前，所有对生命起源的外生的（即外生因素或外力驱动）解释都显得黯然失色，甚至是画蛇添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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