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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五、什么不是社会演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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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生物演化论被强有力地确立之后，仍然存在无数关于生物演化的困惑的话，那存在更多干扰我们理解社会演化的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社会演化不同于生物演化，也比后者复杂得多。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都在社会演化的理解上犯过错误（如斯宾塞、凡勃伦、马克思、熊彼特、哈耶克）。要让社会演化范式成为社会科学的有效范式，我们就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本节将沿用前两节的评判标准，明确论述哪些情形不能构成真正的演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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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演化范式不是把新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论机械地照搬到社会演化之中。理由很简单，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社会演化不是单纯的新达尔文主义，甚至也不能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达尔文主义，而是内嵌于超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主义。与之类似，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基因和表现型，与生物演化的基因与表现型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这样的话，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基因和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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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和“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不同，社会演化范式不是生物演化决定论或还原论。[1]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都认为，自然选择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主要力量，甚至是唯一力量（如Wilson 1978；Alexander 1979；Tooby and Cosmides 1990；1992；Buss 1995）。而社会演化范式则认为，人类社会是社会演化而非单纯的生物演化的产物。换句话说，社会演化范式明确否定自然选择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主要力量的观点。如此，社会演化范式也就彻底拒绝了任何形式的生物演化决定论和还原论。不仅如此，由于社会演化的含义远远不止“不单靠基因”（如Richerson and Boyd 2005）或“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如Boyd and Richerson 1985；Durham 1991；Blute 2006；2010），所以仅仅承认“不单靠基因”或“基因—文化协同演化”，也不是充分的社会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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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演化范式不是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最适者生存”等扭曲了的生物演化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用更合适的标签——社会斯宾塞主义，在生物演化层面的理解就有错误。斯宾塞相信，自然选择会导致“最适者生存”。但自然选择只导致“更适者”生存，而非“最适者”——由于所有的适应结果都是基于特定环境的，所以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最适者”。驳斥了“最适者生存”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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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演化范式不是文化决定论。社会演化范式坚持认为，社会演化是由生物演化和观念演化共同驱动的。因为文化只是观念演化的一部分，那么文化——毫无疑问是塑造人类社会的关键力量——不可能决定整个人类社会。不仅如此，文化自身就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不是像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所说的那样，文化是自我独立和自我决定的（White 1949，xviii）。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主要作为观念而存在的文化，它必然源于物质基础，并在其给定的约束下而展开。这样的话，文化自身不可能成为塑造人类社会的独立力量。想到了这一点，“文化决定论”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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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社会演化范式不是幼稚的“适应论”或（社会科学更为熟知的）功能主义。功能解释只是演化方法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表现型即使不够完美，也一定是适应。表现型是不是生物或社会演化的适应，这是个实证问题，而非必定成立的铁律。此外，我们也不能像功能主义那样论断说，社会演化的所有“适应”都是个体或群体适应意识的立即产物。[2]生物演化已经彻底否定了“适应论”，而在社会演化中，功能主义/适应论更站不住脚了。事实上，功能主义还是演化思维的敌人（Hallpik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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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会演化范式不是命运的展开或历史必然性。最可耻的预言之一就是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或“命运的展开”（Berlin 2002）。与其基督教信仰相一致，斯宾塞基本把（生物和社会）演化等同于更高命运的展开，故而许多人也继续相信社会演化（甚至加上生物演化）是某种“历史必然性”或“命运的展开”（如Sahlins and Service 1960；Carneiro 2003）。与生物学的演化理论一样，社会演化范式也承认偶然和意外，并彻底否定了“历史必然性”或“命运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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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多数形式的决定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还原论。生物演化决定论涵盖了各种形式的基因决定论、生物决定论和（生态）环境决定论。“生物演化决定论”比“基因决定论”稍好些，但其实也同样不适合用来理解人类行为，更别说整个人类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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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幸的是，许多学者运用的演化方法都是功能主义/适应论。最明显的也许就是关于制度的研究。关于功能主义方法对社会制度研究的全面批评，参见Tang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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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六、对国际关系学中演化性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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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学就不乏用演化理论做装点的理论，包括臭名昭著的种族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学。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明确否定了上述这些邪恶的学说之后，国际关系的理论家逐渐找回了演化思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主流学派都有一些演化的要素（Kahler 1999；Sterling-Folker 2001；Patrick 2001）[1]。其实，肯尼斯·沃尔兹（Waltz 1986，331）就曾特别呼吁“把‘选择’概念置于（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位置”（也可参见Waltz 1979，74~77）。与之类似，在探讨（新）现实主义和（新）文化主义有没有合并的可能时，斯科特·塞根（Scott Sagan）就把选择视为两者可能存在的共同联系（Sag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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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我将对几个带有点演化味道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的例子和流派进行简要批评。我的核心目的在于强调，根据上文对社会演化范式的清晰又系统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早期运用演化思维的国际关系学作品都仅仅是停留在比喻层面的肤浅和错误的演化理论（比如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论）。而一些作品虽然有真正的演化色彩（如Spruyt 1994a；1994b），但大部分都达不到社会演化范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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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变迁的理论杰弗里·勒格罗（Legro 2005）提出了基于演化设想的外交政策变迁理论，尽管他没有用这个标签。勒格罗强调，国家通常会在认识到旧的外交政策不再起效时，改变自身的政策。而在寻求新政策的过程中，（旧的和新的）观念就在竞争成为新的政策。在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关于外交政策变迁的著作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提法，而且他甚至浅显地参考了演化生物学的内容（Welch 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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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Tang 2008a）率先明确运用社会演化范式发展了关于外交政策变化的理论。在考察了大致从1949年至2007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后，唐世平认为社会演化论的框架能最好地解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所发生的缓慢但深远的政策变化。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唐世平还解释了美国自“二战”后的军事干预主义（Tang and Long 2012）。他们明确整合了物质和观念两种力量，以及选择和学习两种过程。更确切地说，由于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实力/技术优势，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被迫选择温和行动的压力较小。因此，美国是大国之中最偏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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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变迁与扩散国际关系学中演化要素运用最多的领域，也许就是对制度和规范的演化的研究。这些文献将制度和规范当作因变量而非自变量，[2]以寻求解释特定的制度和规范是为何及如何出现并扩散的。由于这些文献聚焦于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因此它们显得更具演化性——即使是那些明确地带有演化性的文献，也是依靠某些演化要素来展开对变迁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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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对制度变迁的第一波研究，都明确采用了功能主义的方法［如Keohane and Nye（1977）1989；Keohane 1984；相关的优质综述，参见Sterling-Folker 2000］。由此，功能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所内含的缺陷在这些制度变迁理论身上也暴露无遗了（Tang 2011a）。近来的新自由主义者更强调权力和竞争，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捕捉到了更多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事实（如Ikenberry 2000；Gruber 2000；对新自由主义论及制度的文献的深刻批评，参见Schwell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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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对目标的偏好是固定的；而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和其他国内行为体的身份与目标随时会发生改变。因此，建构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更具有演化的色彩（Patrick 2001）。许多建构主义者都解释了（通常作为“集体认同”的一部分的）规范的兴起与扩散，他们各自的框架至少有一定的演化性，尽管他们不使用演化这个标签（如Wendt 1992；1999；Checkel 2001；Acharya 2004；Hall 1999；Reus-Smit 1997；1999；Holsti 2004；Johnston 2008）。当然，确实有几位建构主义者（如Fiorini 1996；Patrick 2001）明确声称自己的方法是演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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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比完全由社会演化范式而确立的制度变迁广义理论（Tang 2011a），这些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制度变迁（与传播）理论，都只是幼稚的或部分的演化（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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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演化”明显受到波普尔—坎贝尔—图尔敏（Toulmin）的“演化认识论”的启发，伊曼纽尔·阿德勒［Adler（1991）2005］关于“认知演化”的论文，是建构主义的早期阐述（也可参见Adler 2005，第一章）。阿德勒明确把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当作理解国际政治认知演化的关键机制。不仅如此，他还挑出了几组二分的基础范式，并（含蓄地）提出要将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即“抓住中间地带”；Adler 1997a）。阿德勒的认知演化理论系统还是个双层博弈系统——国家创造新的观念，其中一些（通常是创新和进步的）观念会被选中而推广至国际舞台。一旦这些观念在“认知演化”的过程中胜出，它们就会（逐渐但进步地）转变国际子系统（Adler 1997b）。相较于对国际系统观念变迁的纯粹结构性解释（参见Wendt 1992；1999），阿德勒的设想有了显著的（演化性）提升，因为只有（国家内的）个体才能萌生观念，而国际结构中的观念不可能突然凭空出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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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显著的演化风格，但阿德勒的框架仍没有完整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声称建构主义占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中间地带（Adler 1997a，336），但他对物质力量在“认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只字未提。进一步说，在他的探讨中，权力和现实冲突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而这与他声称相较于之前的乌托邦理论，建构主义更加强调权力的论断完全相反（Adler 1997a，336；2005，14）。最后，即使建构主义占据了这些二分范式的中间地带，它也并未充分整合这些范式（参见Tang and Long 2012）。而如果要对国际关系和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给出真正的演化理解，那这种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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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际关系学中，亨德里克·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对欧洲国际系统在14世纪至18世纪所兴起的主权领土国家的解释，最接近于社会演化范式（Spruyt 1994a；1994b）。批判性地借鉴了蒂利（Tilly 1990）、克拉斯纳（Krasner 1984；1988；1999）和其他人的作品，斯普鲁特强调了变异和选择这两步，是理解某一特定的国家形态（即主权领土国家）为何及如何最终成为整个系统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形态所在。斯普鲁特认为，主权领土国家在保护贸易和征收税赋方面的能力更强，因此相较于另外两种可能的统治方式（即城邦联盟和城市国家），它具有长远的竞争优势。在领土国家与主权的兴起的解释上，斯普鲁特的论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幸的是，斯普鲁特错误地把社会演化和制度演化基本等同起来，也错误地强调了演化的周期与路径，并且他受到了太多来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理论的影响（如Spruyt 1994b，22~33，178~179；关于古尔德的批评，参见Dennett 1995）。此外，斯普鲁特也带有浓重的、嵌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之中的功能主义色彩。当然这是因为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下确立的缘故［如诺思、威廉姆森（Williamson）；具体批评参见Tang 2011a，第二章］。最后，就社会演化范式该用什么来合理解释社会变迁这个问题，斯普鲁特也没能给出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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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性的“行为体建模”（agent based modeling，ABM）“行为体建模”（或模拟）是另一种对演化性变迁的模拟方式。被广泛引用的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 1984）的著作是这一类方法的早期作品。法卡斯（Farkas 1996）做了一个简单的领导群体挑选政策的模型。近来，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及其同事模拟了国际系统中，通过征服和政权更迭，主权和民主化和平得以出现的演化过程（Cederman 1997；2001a；2001b；2002；Cederman and Gleditsch 2004；Cederman and Girardin 2010）。[4]他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也为研究国际系统的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的发现也佐证了本书的论点，尽管其时间框架相对较短（即欧洲从前现代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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