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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六、对国际关系学中演化性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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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学就不乏用演化理论做装点的理论，包括臭名昭著的种族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学。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明确否定了上述这些邪恶的学说之后，国际关系的理论家逐渐找回了演化思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主流学派都有一些演化的要素（Kahler 1999；Sterling-Folker 2001；Patrick 2001）[1]。其实，肯尼斯·沃尔兹（Waltz 1986，331）就曾特别呼吁“把‘选择’概念置于（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位置”（也可参见Waltz 1979，74~77）。与之类似，在探讨（新）现实主义和（新）文化主义有没有合并的可能时，斯科特·塞根（Scott Sagan）就把选择视为两者可能存在的共同联系（Sag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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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我将对几个带有点演化味道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的例子和流派进行简要批评。我的核心目的在于强调，根据上文对社会演化范式的清晰又系统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早期运用演化思维的国际关系学作品都仅仅是停留在比喻层面的肤浅和错误的演化理论（比如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论）。而一些作品虽然有真正的演化色彩（如Spruyt 1994a；1994b），但大部分都达不到社会演化范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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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变迁的理论杰弗里·勒格罗（Legro 2005）提出了基于演化设想的外交政策变迁理论，尽管他没有用这个标签。勒格罗强调，国家通常会在认识到旧的外交政策不再起效时，改变自身的政策。而在寻求新政策的过程中，（旧的和新的）观念就在竞争成为新的政策。在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关于外交政策变迁的著作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提法，而且他甚至浅显地参考了演化生物学的内容（Welch 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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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Tang 2008a）率先明确运用社会演化范式发展了关于外交政策变化的理论。在考察了大致从1949年至2007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后，唐世平认为社会演化论的框架能最好地解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所发生的缓慢但深远的政策变化。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唐世平还解释了美国自“二战”后的军事干预主义（Tang and Long 2012）。他们明确整合了物质和观念两种力量，以及选择和学习两种过程。更确切地说，由于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实力/技术优势，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被迫选择温和行动的压力较小。因此，美国是大国之中最偏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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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变迁与扩散国际关系学中演化要素运用最多的领域，也许就是对制度和规范的演化的研究。这些文献将制度和规范当作因变量而非自变量，[2]以寻求解释特定的制度和规范是为何及如何出现并扩散的。由于这些文献聚焦于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因此它们显得更具演化性——即使是那些明确地带有演化性的文献，也是依靠某些演化要素来展开对变迁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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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对制度变迁的第一波研究，都明确采用了功能主义的方法［如Keohane and Nye（1977）1989；Keohane 1984；相关的优质综述，参见Sterling-Folker 2000］。由此，功能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所内含的缺陷在这些制度变迁理论身上也暴露无遗了（Tang 2011a）。近来的新自由主义者更强调权力和竞争，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捕捉到了更多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事实（如Ikenberry 2000；Gruber 2000；对新自由主义论及制度的文献的深刻批评，参见Schwell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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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对目标的偏好是固定的；而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和其他国内行为体的身份与目标随时会发生改变。因此，建构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更具有演化的色彩（Patrick 2001）。许多建构主义者都解释了（通常作为“集体认同”的一部分的）规范的兴起与扩散，他们各自的框架至少有一定的演化性，尽管他们不使用演化这个标签（如Wendt 1992；1999；Checkel 2001；Acharya 2004；Hall 1999；Reus-Smit 1997；1999；Holsti 2004；Johnston 2008）。当然，确实有几位建构主义者（如Fiorini 1996；Patrick 2001）明确声称自己的方法是演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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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比完全由社会演化范式而确立的制度变迁广义理论（Tang 2011a），这些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制度变迁（与传播）理论，都只是幼稚的或部分的演化（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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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演化”明显受到波普尔—坎贝尔—图尔敏（Toulmin）的“演化认识论”的启发，伊曼纽尔·阿德勒［Adler（1991）2005］关于“认知演化”的论文，是建构主义的早期阐述（也可参见Adler 2005，第一章）。阿德勒明确把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当作理解国际政治认知演化的关键机制。不仅如此，他还挑出了几组二分的基础范式，并（含蓄地）提出要将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即“抓住中间地带”；Adler 1997a）。阿德勒的认知演化理论系统还是个双层博弈系统——国家创造新的观念，其中一些（通常是创新和进步的）观念会被选中而推广至国际舞台。一旦这些观念在“认知演化”的过程中胜出，它们就会（逐渐但进步地）转变国际子系统（Adler 1997b）。相较于对国际系统观念变迁的纯粹结构性解释（参见Wendt 1992；1999），阿德勒的设想有了显著的（演化性）提升，因为只有（国家内的）个体才能萌生观念，而国际结构中的观念不可能突然凭空出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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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显著的演化风格，但阿德勒的框架仍没有完整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声称建构主义占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中间地带（Adler 1997a，336），但他对物质力量在“认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只字未提。进一步说，在他的探讨中，权力和现实冲突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而这与他声称相较于之前的乌托邦理论，建构主义更加强调权力的论断完全相反（Adler 1997a，336；2005，14）。最后，即使建构主义占据了这些二分范式的中间地带，它也并未充分整合这些范式（参见Tang and Long 2012）。而如果要对国际关系和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给出真正的演化理解，那这种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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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际关系学中，亨德里克·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对欧洲国际系统在14世纪至18世纪所兴起的主权领土国家的解释，最接近于社会演化范式（Spruyt 1994a；1994b）。批判性地借鉴了蒂利（Tilly 1990）、克拉斯纳（Krasner 1984；1988；1999）和其他人的作品，斯普鲁特强调了变异和选择这两步，是理解某一特定的国家形态（即主权领土国家）为何及如何最终成为整个系统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形态所在。斯普鲁特认为，主权领土国家在保护贸易和征收税赋方面的能力更强，因此相较于另外两种可能的统治方式（即城邦联盟和城市国家），它具有长远的竞争优势。在领土国家与主权的兴起的解释上，斯普鲁特的论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幸的是，斯普鲁特错误地把社会演化和制度演化基本等同起来，也错误地强调了演化的周期与路径，并且他受到了太多来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理论的影响（如Spruyt 1994b，22~33，178~179；关于古尔德的批评，参见Dennett 1995）。此外，斯普鲁特也带有浓重的、嵌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之中的功能主义色彩。当然这是因为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下确立的缘故［如诺思、威廉姆森（Williamson）；具体批评参见Tang 2011a，第二章］。最后，就社会演化范式该用什么来合理解释社会变迁这个问题，斯普鲁特也没能给出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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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性的“行为体建模”（agent based modeling，ABM）“行为体建模”（或模拟）是另一种对演化性变迁的模拟方式。被广泛引用的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 1984）的著作是这一类方法的早期作品。法卡斯（Farkas 1996）做了一个简单的领导群体挑选政策的模型。近来，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及其同事模拟了国际系统中，通过征服和政权更迭，主权和民主化和平得以出现的演化过程（Cederman 1997；2001a；2001b；2002；Cederman and Gleditsch 2004；Cederman and Girardin 2010）。[4]他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也为研究国际系统的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的发现也佐证了本书的论点，尽管其时间框架相对较短（即欧洲从前现代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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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行为体建模”有多强大，它的演化性仍旧是非常有限的。一般而言，“行为体建模”固定了行为体的目标偏好，而只允许行为体的战略偏好可以在过程中发生改变。除了可能改变的偏好战略和系统中行为体的数量之外，“行为体建模”还进一步假定了环境是相对恒定的。这样的话，这种模型无法模拟行为体和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无法模拟整个系统的深层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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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系统变迁的理论国际政治系统似乎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演化方法因而有可能有效地对此做出解释。但就国际系统的演化而言，没有人给出真正的社会演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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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层面，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反演化的——沃尔兹（Waltz 1979，66）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2）都明确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在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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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承认，国际系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比如，约翰·鲁杰（Ruggie 1983）就指出，领土国家的出现构成了系统转型。与之类似，约翰·缪勒（Mueller 1989）也指出，国家学习到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即使核革命没有发生，大战也已经过时了（也可参见Jervis 2002）。但这些作者都没有明确采用演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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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温特（Wendt 1992；1999）对不同的无政府状态的探讨，称得上是国际政治在系统层面上真正具有演化风格的解释。温特强调无政府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也就暗示了系统有转型的可能（也可参见Ruggie 1983）。基于对认同形成/转变和结构改变做出的“文化演化”的解释方法，温特（Wendt 1999，第七章）也对这种转型选出了几种可能的驱动力。此外，温特还探讨了文化演化下的选择和社会化。不幸的是，（与之前的阿德勒一样，）虽然温特谈及了“弱唯物论”（rump materialism），他几乎单纯地依靠观念力量。[5]因此，温特重复宣称，“国家置身于其中的最重要的结构，是由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构成的”（Wendt 1999，309；关于温特的“唯观念主义”的批评，参见Palan 2000；Copeland 2000b；191~192）。温特因而也就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塑造了不同的无政府的观念（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是如何及为何率先产生及扩散的（更深入的批评，参见本书第二、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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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Diamond 1997），对公元前11000年至今的人类历史，做出了气势恢宏的宏观叙述，故而也就涉及了国际系统的变迁。他采用了社会演化的方法，对物质力量（如地理、人口、病菌）和观念力量（农业和工业革命所体现的观念）都做了强调。遗憾的是，他既没有直接探讨国际政治的转型，也没有明确阐述自己的核心假设和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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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基于社会生物学，塞耶（Thayer 2004）和盖特（Gat 2006）提出了两个相似的，关于战争的历史起源与扩散的理论。他们都正确地指出，许多国际关系学论及战争起源的文献，其实是在探讨战争的直接原因（如Blainey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b），而国际关系学者常常误解了战争的起源。他们也都正确地强调了，只有以演化视角才能充分理解战争的起源。遗憾的是，他们都彻底站在了社会生物学的阵营里，故而不可能对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与扩散给出充分的解释（具体批评参见本书第二章）。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没有陈述什么是社会演化，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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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称对世界政治做出了演化性解释的文集，参见Thompson 2001。不幸的是，这本书的许多章节都受到了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伪演化的“长周期”方法，以及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方法的影响。斯特林－福克（Sterling-Folker 2002）很好地诠释了（人性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化、个体与群体、物质与观念这几组概念。遗憾的是，她没能把这些论点系统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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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制度，而建构主义侧重于（作为非正式规则的）规范。所谓的规范是指“行为标准”，或“对特定身份的行为体，应该表现出的合适行为的集体期望”（Florini 1996，364；Katzenstein 1996，5）。将制度作为自变量（即制度本身生效）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理论——任何变迁的理论一定是事后的（Calvert 19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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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定程度上，阿德勒［Adler（1991）2005］的论文和温特（下文探讨的Wendt 1992）的论文，可以很好地形成互补——阿德勒侧重于观念变迁的过程，而温特侧重于新观念对国际系统本质的影响。但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系统存在着相似的缺陷。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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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亨特利（Huntley 1996）详细阐述了他把民主化和平视为国际系统演化的产物的初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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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如帕兰（Palan 2000，589~590）所指出的那样，温特（Wendt 1999）为了支持自己的极端唯观念主义的地位，而暗中偷换了观点。他一开始承认“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Wendt 1999，110），之后又说“观念建构了看似属于物质范畴的原因”（Wendt 1999，94，原书着重强调），最后走到了“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因素是国际系统中的‘观念分配’”（Wendt 1999，96，也可参见137~138，309）的极端唯观念主义。因此，温特混淆了优先性和比重这两个概念。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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