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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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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主要文明都是征服与扩张的产物（和受害者）——战争是塑造人类历史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Keegan 1993；Diamond 1997；Trigger 2003；Otterbein 2004；Hamblin2006），无一例外。这样看来，其中的一些国家会产生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人的思想不可能与其所处的世界完全隔绝（Marx and Engels 1846）。本节旨在阐述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产生，以及我们（特别是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社会化过程（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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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印度、欧洲和近东所流传的古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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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大文明，都流传下了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治国理念的文本（相关的早期探讨，参见Tang 2008a；2010a，第六章）。[1]秦惠王的核心谋臣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9年）在《商君书》中首次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张。[2]商鞅认为，国家的内在本质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仅受其能力所限，“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征服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第三》）。因此，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标志的预防性战争不仅可取，而且正义，“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第十八》）。所有这些论述都明确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学说（Tang 2008a；2010b，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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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印度，成书晚于商鞅的考底利耶也在《政事论》（约公元前300年）中鼓吹了相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考底利耶认为，不将别人的意图设想到最坏，那就无异于自掘坟墓，故而就有了这句著名曼达拉（Mandala）的格言：“我的邻居是我的敌人，而我邻居的邻居则是我的朋友。”（Boesche 2003，18~19）而一旦认定其他国家本性恶毒，那就应该用尽一切手段去削弱它们，最终征服它们。因而，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政事论》中充满了诸如用毒药、美色、间谍，甚至祭司来实现征服与捍卫土地的方法。古印度的另一部文本《摩奴法论》（Manusmriti，约公元100年—200年）也宣传了类似的思想：“尚未得到的，人主应该去获得；已经得到的，人主应该去保护。”（引自Brenner 200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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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源头的（西欧）欧洲文明，也产生了具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特征的文本。虽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98，卷一）提出的“自然奴隶”概念也许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色彩，但与其辉煌的艺术和哲学成就相比，古代希腊和罗马对战争的探讨实在是逊色太多。[4]直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欧洲才出现了明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马基雅弗利认为，只要君主在进行征服并维持征服，那么“他所采取的手段总会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将受到每个人的赞扬”［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八章，62］。对那些幻想着成为仁君善主的君主们，马基雅弗利则明确警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只看见那些被认为吝啬的人取得了伟大的事业，而其余人全都失败了。”［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六章，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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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伟大的古代近东文明（即亚述、巴比伦、埃及和波斯）没能留下一部完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文本，堪称一大谜题。[5]但它们还是留下了反映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只言片语。最突出的就是，从摩西（Moses）到大卫（David）再到所罗门（Solomon），《旧约》反复歌颂了取悦上帝［耶和华（Yahweh）］的战争。上帝命令摩西召集利未人，去屠杀那些向金牛犊祭拜的人（出埃及记32：26~28）。上帝又命令摩西“征服他们，彻底灭绝他们（‘都比你强大的七族’，即赫梯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齐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你不可和他们缔约媾和，不能可怜悯饶恕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倒他们的木刻，焚毁他们的雕像”（申命记7：1~5）。上帝命令扫罗（Saul）“去攻击亚玛力人，彻底消灭他们的所有，不可带有一丝同情；将男人、妇女、孩童连同未断奶的，以及牛、羊、骆驼和驴一尽杀死”。当扫罗执行了上帝规定的大部分暴行，却给了亚玛力王亚甲（Agag）和上好的牲口一条生路时，上帝便后悔将他立为以色列王（撒母耳记上15：1~3；也可参见撒母耳记上13：2；撒母耳记下12：31）！纵观整部《圣经》，上帝的追随者们将屠杀和残害讴歌为上帝的杰作。诸如鲜血、流血、杀人、摧毁和“用刀剑、饥荒与瘟疫，来惩罚/复仇”等字词短语，在《圣经》中随处可见。这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犹太国家所在的古代近东一直是残忍血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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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家和我们之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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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进攻性现实主义一直是政治家的指导理念。这也同样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除非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将他的国家也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否则他的国家不会存活太久。公元前1000年，地球上约有10万个政体，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没能存留到近现代（约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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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83年—前859年在位），生动描绘了他在战争中的残忍与暴行——石头上雕刻着“殴打叛乱的首领，将俘获的男女都活活烧死，在战败者的城市四周展示尸体、斩下的首级和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头领”等场景（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6]公元782年的一天下午，在与撒克逊人的战争中，查理大帝（查理曼/Charlemagne）“将4500名缴械投降的撒克逊人全部斩首”。他还撰写了欢快的诗歌，来庆祝屠杀和奴役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千名阿瓦尔人（Lebow 2008，231）。对于成吉思汗而言，“人最大的财富，就是追逐和击败自己的敌人，掠夺他的所有财产，让他的妻妾痛哭哀号，骑上他的坐骑，让他的女人成为睡衣和枕头”（引自Sanderson 2001，318）。借用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的一位大臣的话来说就是，“停止扩张就会开始萎缩”。对于1799年的法国而言，“只有军事进攻才能让国家实现防御的政治目标”（均引自Jervis 1978，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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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常常化身为地缘政治学和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的种族主义。“一战”前后的各国政治领导人，对这些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深信不疑（van Evera 1984；Schweller 199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帝国这三个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都热情拥抱了以地缘政治学和种族主义的面貌而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Lebow 2008，第八章）。最后，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来说，“仅凭自身就能创造和开化一个国家的好战精神，对于国家防卫和民族永生而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世界降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幼就被教导，为共和国的军事服务是至高荣耀，他应该终其一生都怀有这个理念，当个人的牺牲能让国家得以生存并完成使命，那就是死得其所”（引自Sanderson 20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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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被政治家（及其国家）普遍抛弃，“和平主义”的学说就更不值得一提。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存在孔孟一派的和平主义，但由商鞅和韩非子提出的以无情的权力斗争为核心的法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获得了诸多君王的垂青。因此，当孟子宣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思想，还向魏（梁）襄王鼓吹“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时（《孟子·卷一·梁惠王上》），结果只能是碰一鼻子灰。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Hui 2005）。[7]与之类似，布罗迪（Brodie 1973，第六章）曾指出，虽然罗马帝国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如西塞罗（Cicero）］提出了反战思想（远远晚于古代希腊的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发展的歌颂征服战争的文化），但在西方历史上，它对真实的国家行为影响甚微（也可参见Mueller 1989，17~52；Lebow 2008）。事实上，一些所谓的“反战”思想其实是鼓吹世界帝国的理念［如罗马治世、教会治世和亨利四世的“大蓝图”（Grand Design）[8]］，它们都完全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中的预防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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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古代进攻性现实主义体系内的国家都践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教义——“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00年—前2575年），埃及军队“定期入侵其邻国，让他们军心不稳，分散敌军的集合”，这样埃及便可免遭破坏（Wenke 2009，243）。与之类似，战国时期的中国各个大国为争夺霸权也一直进行着长期激烈的生存斗争（Hui 2005，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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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之中。故而这个谜题也就解开了——为什么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把“霍布斯世界”视为无政府的内在（自然）特性，而非人类祖先所创造的结果（Waltz 1979，66；Mearsheimer 2001，2；参见Wendt 1992）。如果霍布斯式无政府的形成远远早于荷马、孙子、修昔底德、商鞅和考底利耶所处的年代的话，那我们也无法指望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能走出历史的巨大阴影，并忽略这门学科的奠基者的权威洞见。难怪早期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基本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从马基雅弗利的野心，到卡森（Cousin）和赫尔德（Herder）的“有机国家”，再到豪斯霍弗尔（Haushofer）的地缘政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前，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支配了整个现实主义学派（Schweller 1996，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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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简单补充一点。作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战争记忆已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讨论国际关系时都彻底社会化成了“幼稚的/粗糙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Ross and Ward 1995；Robinson et al. 1995；Drezner 2008；Kertzer and McGraw 2012）。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进攻性）现实主义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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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如何合理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及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参见Tang 2008a；Tang 2010b，第四、六章。我们很难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战略家或理论家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主要探讨的是战争艺术，而非治国术层面上的战争（Tang 2010b，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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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如许田波（Hui 2005）所有力论证的那样，商鞅变法助力秦国走向自强并最终统一中国。这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只有秦国这样彻底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完成这个壮举。成书早于商鞅的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00年），虽然也通过一个雅典人之口表达了与商鞅相同的思想，但也很难将他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关于对修昔底德的解读的有趣探讨，参见Wel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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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伦纳（Brenner 2007，99）的英译原文疑似对《摩奴法论》中的若干语段进行了摘取、拼接，此处参考了蒋忠新译自梵文原文的中译本（《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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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然而，亚里士多德为（自然）奴隶制所做的辩护历来备受争议，在此我不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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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难解释古代秘鲁和中美洲在被西班牙人打断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前，都没能留下进攻性现实主义文本的事实——即便在鼎盛时期，它们的人口数量都不够大，政治集权也不够广泛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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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如考夫曼和沃尔夫斯（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可怕的细节让邻国的领导人明确了解面对亚述的扩张，他们所面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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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秦国首次统一中国，再经过汉王朝的巩固之后，修改后的孔孟学说便成了帝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它基本仅限于国家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正如埃利亚斯［Elias（1939）1994］对中世纪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对臣民）实行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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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亨利四世的大臣，叙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德·贝蒂讷（Maximilien de Béthune）曾提出过一个设想——由15个大致相等的欧洲国家组成“基督教共和国”，它在“欧洲基督教委员会”的领导下承担解决分歧等任务，并共用一支军队。这个乌托邦设想常被视为欧盟的原始设计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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