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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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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的大理论辩论中，现实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2]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以一套一样的基石性假设为起点，却就国际政治的性质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Glaser 1994—1995；Mearsheimer 2001；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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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将阐明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能由逻辑推导来解决的：它们之间的分歧只能由社会演化范式，或者说通过引入时间维度，而实证地解决。我强调，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它来自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将不可避免地且不可逆转地通过时间自我转换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杰维斯的世界），而这背后的核心机制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给出的国家行为准则。[3]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必须征服或者被征服。这一通过征服而获得安全的核心机制，和其他的三个辅助机制共同作用，最终会将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转换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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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一国际系统的转换，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只能适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同一个世界。换句话说，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但不能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不同的国际政治的大理论适用于国际政治中不同的时代，而不同的国际政治的时代事实上也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的大理论（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的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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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继续之前，需要说明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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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我在这里讨论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化过程，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但我的讨论并不是为现实主义提供一个新的辩护。我的核心目标，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是提出社会演化范式，或者说是一个针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从理论角度来看，我不是在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辩护。[4]事实上，我是为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提供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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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仅仅是因为国际政治已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演化到了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不存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国家（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的伊拉克，乔治·W. 布什治下的美国）。它仅仅意味着国际系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而且不会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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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余下的内容将按如下展开。第一节将简要地介绍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特别强调这一辩论此前无解是因为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基本是一成不变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一起表明国际政治已经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演化成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第二节强调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国家行为准则——“征服或者被征服”，是这一转化的根本机制。第三节强调，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关于“征服是困难的”的负面知识，以及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这一转化的三个辅助机制。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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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本章的译文是在李江春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本章较早一点的英文版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中文版发表在《当代亚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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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鲁克斯（Brooks 1997）第一次让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变得清晰起来，之后塔里法罗（Taliaferro 2000—2001）试图更加系统地阐述这些根本分歧。但是，这两位作者都犯了一些错误。关于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更加自洽和系统的区分，见Tang 2008a；2010b。关于这两个现实主义的有用的讨论，见Snyder 1991；Glaser 1994—1995；Zakaria 1998，chap. 2；Jervis 1999；and G. Snyd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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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都是用来描述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启发性（heuristic）标签。这两个世界大致对应于温特（Wendt 1999）的“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Hobbesian anarchy）”和“洛克式的无政府状态（Lockeian anarchy）”。“不可避免地”，是指给定所有的条件下，这一转变将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地”，是指整个系统将不大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尽管某些行为体可能会保留一些过时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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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在其他地方（Tang 2008a；2010b）阐明，这两个现实主义都是不完备的，因而需要更加连贯和自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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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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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存在真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或者说，国际政治的冲突程度到底有多强（Tang 2008a；2010b，特别是第一章和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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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一直都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主构成的无政府状态。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Mearsheimer 2001，29，34）。[4]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有意识地削弱他国的安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性几乎是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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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已经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主构成的无政府状态。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否认存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e.g. Jervis 1999，49；Waltz 1979，118，126；Wolfers 1952，496），但是他们更认为确实有一些，甚至是不少，真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存在（Glaser 1994—1995，60~72；Jervis 1999，49）。[5]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非通过有意识地削弱他国的安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尽管他们时常会通过螺旋式上升或安全困境非故意地降低他国的安全），所以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冲突的，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性并非是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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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两个现实主义从相同的基本假设出发，却对国际政治的性质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就必然有一些辅助的假设（尽管有时候不太明显）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Brooks 1997，455~463；Taliaferro 2000—2001，134~143）。由于两个现实主义的分歧源于其不同的假设，这些分歧就不能通过逻辑推演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实证的较量”得到解决。只有“实证的较量”才能决定哪个理论假设更符合实证的证据（即历史）：历史是给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更多的支持，还是给予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更多的支持（Brooks 199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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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假设且只能通过实证的较量加以解决之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致力于从实证上证明各自的理论才是更好的理论。双方也都认为，既然他们将进行一场“对决”，那就公平地对决——他们将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对决。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几乎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大国时代，以寻找实证证据以支持他们各自的理论，而只是偶尔提到其他历史时期。[2]显然，他们都假定：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论只有通过审视相同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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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现实主义阵营认定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只有通过考察同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从而事实上都在（隐含地）假定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大的改变。因此，两个阵营都相信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应该并能够被一个单一的但是优秀的大理论——他们所偏好的大理论——所解释。而这一错误的假设正是导致这两个现实主义之争无法解决的终极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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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两个部分，笔者将为这两个现实主义之争提供一个社会演化论的解决方案：这两个现实主义是适用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两个不同世界的大理论，因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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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其他地方（Tang 2008a；2010b），我表明，这两个现实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们应对关于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源于该不确定性的恐惧的不同方式。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可以理解为：在国际政治中，（除面对一个共同的对手而形成的暂时性联盟之外）真正的合作是否可能？我倾向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二分法，因为它比其他更常用的二分法更加严密（如修正主义国家对现状国家，寻求权力的国家对寻求安全的国家）。我还明确地认为，区分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正确标准是他们对战略的不同偏好，而不是对结果或目的的不同偏好。在其他地方（Tang 2010b），我将为该两种国家下定义，提供采用此二分法的理论基础，并详细说明该两种现实主义的其他不同之处。对于战略偏好和结果偏好的最早区分，参见Powell（1994）。就这两个现实主义的分歧的早一点但却有误导性的讨论，见Brooks（1997）；Taliaferro（2000—2001）；Rathbu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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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vy（1983）提出现代“大国时代”始于14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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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管现代大国时代的历史事实基本上支持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历史的诠释（G. Snyder 2002）。一定意义上说，本章将阐明为何防御性现实主义比进攻性现实主义更适合于现代大国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考察的是适合它的历史时期，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考察的是不适合它的历史时期。另见本书的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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