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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单是结构决定不了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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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指向一个明显而又极其重要的立场：结构本身——无论国际关系理论家是否将它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决定不了太多的国际政治。这样一来，所有秉承结构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错误地夸大了结构对系统内部动力学的影响，包括对单元行为的影响。结构——无论国际关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如何定义——将系统的太多关键特征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此不可能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国际关系和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我将以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反结构主义观点。以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结构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为例，我将证明辩论的双方都夸大了结构对国家的影响。以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为例，我将指出建构主义根本不可能是结构性的：结构建构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立场（oxymo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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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意义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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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兹的结构主义革命（Waltz 1979）之后，不管是否是坚定的结构主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是，双方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结构的关键部分。因此，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双方都主张，正是结构最终决定了他们的理论是一个更为准确的国际政治理论，因而也应该是指导国家政策的更为恰当的理论（例如，Mearsheimer 2001；Glas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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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结构现实主义内的这两派来说，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所以每一派都坚称，无政府状态只会支持（或引起）它所强调的行为类别，并否认无政府状态也会支持另一派所强调的行为类别。因此，两个阵营都寻求垄断无政府状态的意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主张，无政府状态主要（但不限于）支持防御性战略（例如，Waltz 1979；Jervis 1978；Walt 1987a；1987b；Glaser 1994—1995）[2]；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只支持进攻性战略（Copeland 2000；Labs 1997；Mearsheimer 1994—1995；2001）。为了寻求道德上的高地，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将一种规范性的偏见引入了“无政府的逻辑”。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指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将对防御性手段的规范性偏见带入了“无政府逻辑”（例如，Schweller 1996，90~92；Zakaria 1992，196；1998，26~31）[3]，却不承认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是方向恰好相反）。同样，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会指责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误读了“无政府逻辑”，并且带入一种进攻性偏见，因为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来说，诸如核威慑与攻防平衡等结构性的命令和因素强烈地支持防御性战略（Jervis 1978；Walt 1987b；Glaser 1994—1995；Van Evera 1999；另见Snyder 1991。有关这场辩论的先前的评论，见Brooks 1997；Jervis 1999；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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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结构并不像它据称的那样可以决定很多事情，辩论的双方都夸大了结构的影响。结果，双方都很难承认国际政治的转换性变化。在理论中引入寻求安全的进攻性偏见，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很难解释为何战争在较近期的历史中急剧减少，遑论在世界的某些关键地区，战争作为一种治国术的选择已经基本消亡了（Mueller 1989；Lebow 1994；Jervis 2002；参见本书第三、第四章）。与之对照，在理论中引入寻求安全的防御性偏见，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很难解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遍存在的（成功的）征服性战争（参见本书第二、第三章；另见Mearsheimer 2001；Hui 2005；Hambl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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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因为无政府状态不变，所以这两种结构现实主义都无法应对国际政治的性质已经经历了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Lebow 1994，277~278；Fettweis 2004，99）。二者只能试图否认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任何转换性的变化（例如，Waltz，1979: 66；2000，5；Mearsheimer，2001: 2），因为如果这些变化是真实的，将会从根本上使它们的逻辑失效（参见Wendt 1999，248）。确实，既然稳定的两极崩溃了，为了拯救（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1990）就不得不希望（或者预测）欧洲将会回到它的（暴力冲突的）未来。毫不奇怪，（结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强烈地反对米尔斯海默的预测（Van Evera 1990—1991；Jervis 1991—1992；2002；另见Jervis 1997，103n38这一注解中引用的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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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由于过分热心地强调结构（或无政府状态）的首要性，垄断对无政府逻辑的解释，许多（结构）现实主义者只能通过扭曲事实来适应他们的结构主义逻辑。例如，格里科（Grieco 1990，49~50，10）宣称：“无政府状态的一个绝对必要的结果是国家察觉到其他国家可能寻求毁灭或奴役自己的危险。”类似的还有格拉泽（Glaser 1992，502），他宣称：“这些动机（即贪婪和不安全）的源头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对格拉泽来说，不安全来自无政府状态（即结构），而贪婪来自国家内部（另见Waltz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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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是无政府状态不会导致不安全感或为自己的生存而恐惧。一方面，早在现代人诞生很久以前，个体与集体的不安全感或者为生存而恐惧就已经在大多数脊椎动物中显而易见了（Wilson and Wrangham 2003）。另一方面，在早期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群体间的）无政府状态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是一个自由迁徙的天堂，人类群体之间很少有恐惧（见本书第二章）。因此，无政府状态本身不会导致不安全感。相反，“国家不安全感的剧烈变化是某些其他条件的函数，而非因为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Milner 1992，483；另见Wendt 1992；1999；Schweller 1996，90~92；Lebow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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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论是不是现实主义者，所有结构主义理论家都相信，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Keohane 1984；Glaser 1994—1995；Copeland 2000；2003）。然而，我们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源于此的恐惧与无政府状态无关：恐惧无处不在，甚至在等级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4]毕竟，在受到他人伤害时拨打911只给受害者带来些许安慰，而有时候受害者根本没有机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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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两派现实主义都认为，无政府状态（或结构）决定了一个系统中的很多事情，因此都严重夸大了结构（或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实际上，结构，遑论作为结构一部分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怎样定义），并不能决定什么：结构或无政府状态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可言（Powell 1994，324~326；Wendt 1999，146，247；参见Buzan et al. 1993）。无疑，与沃尔兹（Waltz 1979；1988）、斯皮尔塔斯（Spirtas 1996）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的观点相反，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导致国家走向战争、和平、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为生存的恐惧、罪恶或者悲剧（例如，Schweller 1996；Kydd 1997；Tang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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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如果无政府状态大体上保持不变，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国际政治在时空中的变化（Powell 1994，332）？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变化，那么这只能意味着，即使对国家最重要的行为而言，无政府状态也从未具有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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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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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构影响的夸大并不限于沃尔兹之后的现实主义：几乎所有主要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最为显著的是，虽然渴望挑战沃尔兹的结构（新）现实主义，温特（Wendt 1999）依然坚定地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用温特的话来说，“……社会建构主义不仅关乎观念主义，它也关乎结构主义或整体主义”（Wendt 1999，139；另见142~144）。与沃尔兹（Waltz 1979）一样，温特坚持认为，“结构理论可能产生很强的解释力”（Wendt 199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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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在讨论结构时，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相比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温特不仅正确地在结构中加入观念的维度，而且从微观而不是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他也正确地注意到，互动可以理解为具有结构，因此该结构是系统结构的一部分（Wendt 1999，esp. 145~157；参见Waltz 1979；Buzan et al.，1993）。[5]温特还从相互建构的角度审视行为体—结构问题。结果，沃尔兹（Waltz 1979）视结构（即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为持久不变的，温特（Wendt 1999）却预言结构的性质已经并正在发生变化（另见Powell 1994，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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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与（结构）现实主义相比，结构路径甚至更不适合建构主义。结构建构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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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体论上，即使将行为体间的互动视为基于进程的结构的一部分，温特仍然忽略了很多也许缺乏明显结构的进程。最为显著的是，他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环境以及行为体与物质环境的互动。非常可能的是，这一疏漏使温特得以宣称，观念力量“建构”了大多数物质力量，却只是在嘴上为“残余的物质主义”说一些好话（Wendt 1999，109~113）。然而，因为物质力量比观念力量具有本体优先性，所以温特的立场是不成立的（更详尽的批评，见Tang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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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鉴于现实主义主要是物质主义路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忽视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以及观念在人类社会中的转换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观念主义路径，建构主义却无法忽视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同时又宣扬观念的转换性力量。为了在观念变化上掌握话语权，建构主义需要从个人、国家和国家间层面考察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例如，Adler 1991（2005）；Lebow and Risse-Kappen1994；Katzenstein 1996；Acharya 2001；Checkel 2007；Johnston 2008］。为了理解国际政治中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建构主义不仅必须如新古典现实主义（例如，Lobell，Ripsman，and Talifaerro 2009）正在努力做的那样，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联系起来，还必须拥有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参见Jervis 2004；Lebow 2008；Tang 2011c；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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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上述两大缺陷，温特的理论充其量是准进化理论，而且近乎纯粹的乌托邦：尽管温特注意到系统的变化，但缺乏观念变迁的微观进程，无法提供驱动系统变化的内生性力量。因此，温特只能将国际系统转型的可能性寄望于（三种）“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文化”，或者“全是愿望的作用”（desires all the way down）。正如多蒂（Doty 2000）所指出的，温特列举的四大变量和核心进程（Wendt 1999，第六、七章）根本不能推动一个霍布斯系统转型成一个洛克系统，再从洛克系统转型成一个康德系统。最具毁灭性的是，温特无法解释以下问题：这三种“文化”或无政府状态起初是怎样形成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种文化建构和约束行为体（不论是否通过内化）之前，它必须首先在那里存在。因此，温特对沃尔兹将结构具体化的指责同样适用于他自己（Wendt 1999，146~147）：因为对结构的格外迷恋，温特将系统物体化了！温特必须比他已完成的（Wendt 1999，247，249）走得更远，因为（不论如何定义）所谓的“结构的逻辑”并不存在，只存在“系统的逻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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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需要缩短宏观的社会（物质的和观念的）变迁与心理变化之间的距离。[9]死守着结构主义，结构建构主义只能提供一幅肤浅且扭曲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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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此处的英文原文是“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 is an oxymoron”。Oxymoron一词直译过来是“矛盾修辞法”。在这里，作者使用它的延伸意义，即“自相矛盾的立场”。这里，结构主义只是表示过于强调结构约束的理论，而不是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特别的社会理论学派，该学派受到索热尔的结构语言学的严重影响。对结构主义和结构概念的非常好的讨论，见Wight 2006，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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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管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更接近防御性现实主义，但新现实主义介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更详细的讨论，见Tang（2010a，第六章）。另见Spirtas（1996）；Zakaria（1998），and Kyd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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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可能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出现与限制权力政治的必要性有关，而这一必要性是在“终极武器”出现之后（Crai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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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种对他国意图不确定性的过分强调引发了另一个负面后果，即我们将国际关系中不确定性的其他方面的作用大大地边缘化了（Ta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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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向温特表示某种苛责：他的努力是困难的且不必要的，即使互动具有某种“结构”，但将互动视为一种系统特征远非适当的。他把利益的分布作为结构的一部分也同样如此（Wendt 1999，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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