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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世界霸权 [:170323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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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世界霸权 附录 历史的地理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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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 1 月 25 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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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福德·麦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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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回顾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今天观察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会把过去的 400 年描述成哥伦布时代，并说这个时代在 1900 年后不久就结束了。近来，地理探险行将结束的说法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地理学的目标应该转向深入考察与哲理上的综合。在 400 年中，世界地图的轮廓已经以近乎精准的程度得以完成，即使在极地地区，南森和斯科特的航行也使做出重大发现的最后可能性大为减少。但是以 20 世纪的开端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的结束，其恰当之处并不仅仅因为有这一成就，尽管这一成就堪称伟大。传教士、征服者、农夫、矿工以及后来的工程师紧蹑着旅行者的脚步的结果，使得这个世界的偏远地带刚被发现，我们就必须对其近乎完整的政治占有进行记载。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拉西亚① ，几乎没有剩下一片有待标桩定界声明其所有权的土地，除非这所有权是通过文明国家或半开化国家之间的战争来划定的。即使在亚洲，我们正在目睹的很可能也只是由叶尔马克的哥萨克骑兵和瓦斯科·达·伽马的水手们最早开始的那场博弈的最后几步。大致地讲，我们可以把哥伦布时代与它之前的时代做这样的对比：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的扩张遇到的抵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却被压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并受到未开化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从现在起，在后哥伦布时代，我们将再次不得不与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打交道，而且这个问题仍然是世界性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每一次爆发，不是消散在周围的未知空间和野蛮混乱之中，而是在遥远的地球另一边激起强烈的反应，并将世界政治和经济机体中的薄弱成分震得粉碎。一枚炮弹落到一个土木工事中，与落进一个巨大的建筑物或船舶的封闭空间和刚性结构内，其结果会有巨大的差异。或许，对这一事实的某些意识，最终会使世界各地的许多政治家把大部分精力从领土扩张转移到相对效率的争斗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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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看来，在目前的十年中，我们是第一次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探讨更大的地理范围与更大的历史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第一次能够对整个世界舞台上的各种特征和事件的某些真实比例有所了解，而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够表达世界历史中的某些地理成因的规则。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这个规则对于我们观察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竞争力量，应具有现实的价值。有关“帝国向西进军”的熟悉的说法，就是这类经验和碎片化的一种尝试。今晚，我打算描述这个世界上我认为对人类行为最具强制力的那些自然特征，并且介绍一些与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主要阶段，这种联系早在地理学尚不知悉的时代便已存在。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是对区域地理学做一番研究，而是要展示作为世界这个有机体系的一部分的人类的历史。我承认，我只能抵达真理的一个方面，我无意陷入极端的唯物论。肇始历史的是人类而非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我关心的是一般的自然支配，而不是世界历史的起因。显然，可以指望的只是对真理的初步接近。我将谦卑地接受对我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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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弗里曼教授认为，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各种族的历史才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促使希腊和罗马的后继者支配整个世界的观念，就诞生在这些种族中间。然而，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样的局限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形成一个国家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单纯地群居在一起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灾难的压力和抵抗外力的共同需求下才获得认可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人和诺曼征服者敲打进七王国② 的人们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由匈奴人在沙隆之战中强加给相互争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并在与英格兰的百年战争中成型；基督教世界的观念诞生于罗马帝国的迫害，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方告成熟；美国的观念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独立战争和当地殖民者爱国心的沉沦之后才被接受；德意志帝国的观念直到南北德意志结成了抗法同盟的伙伴关系之后，才在南德意志勉强通过。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观念和它们产生的文明上，我对历史做了文学化的描述，这样有可能会忽视掉一些更为基本的运动，而这些运动的压力通常是滋养伟大观念的各种努力的诱因。一个让人反感的人物完成了一件有价值的、将他的敌人归为一统的社会功能，而正是在外来的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完成了它的文明化。因此，我恳请你们暂且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从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可以很确切地说，欧洲文明是反抗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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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 世纪以前的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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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贝格豪斯自然地图集》，德鲁德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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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占据了半个大陆的幅员辽阔的俄国，与由一群西欧国家占有的较小的版图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在东方连绵的低地与由丰富多彩的高山、峡谷、岛屿和半岛共同组成的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对比。乍一看，在这些熟悉的事实中，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明显，几乎用不着再去描述。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整个俄罗斯平原上寒冷的冬天与炎热的夏天形成的极大的反差，以及人们生存的条件由此而变得更为一律时，这种感觉就更为明显。但是，像《牛津历史地图集》中所包含的一系列的历史地图将会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不仅俄国的欧洲部分与东欧平原在过去 1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呈现出大致的一致，而且在整个较早的时期，还不断地显示出存在着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组合的趋势。两个邦国集团通常将俄国划分为北部和南部两大政治体系。事实上，地形图并未展示直到最近仍然支配着人们在俄国迁徙和定居的这种特定的自然差异。当冬天的雪幕向大平原的北际退去时，接踵而至的便是降雨，黑海附近雨量最大的季节是 5 月和 6 月，但是波罗的海和白海附近则推迟到了 7 月和 8 月。南部的晚夏是一段干旱时期。在这样的气候状况下，北部和西北部是仅有湿地隔开的森林地带，而南部和东南部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唯有河流两岸才生长着树木。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开来的界线，从喀尔巴阡山脉北端出发沿北-东方向斜着延伸出去所达的终点，与其说是在乌拉尔山脉的北端，不如说是在其南端的某个地点。莫斯科位于这条界线北边不远处，或者换句话说，在这条界线的森林这一边。在俄国以外，这片大森林的边界向西延伸，几乎穿越了欧洲地峡的中心，这条横跨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长达 800 英里。除此之外，在欧洲半岛，伸展出去的森林穿过了北部的德国平原，而界线南边的草原则绕过喀尔巴阡山脉巨大的特兰西瓦尼亚堡垒③ ，并沿多瑙河向上游经过现在的罗马尼亚的玉米地而到达铁门④ 。被喀尔巴阡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的林地环抱着的匈牙利平原，是一个孤立的草原地区，当地人称之为“普斯塔斯”（pusstas），现在大部分已得到开垦。整个俄国西部除了遥远的北方，随着森林的砍伐、沼泽积水的排放和草原的开垦，近来其景观特征已趋于平衡，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从前对人类极具强制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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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的东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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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牛津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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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俄国和波兰整个国家都建立在森林中的空地上。另一方面，从 5 世纪一直到 16 世纪，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札尔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从亚洲不为人知的内陆深处，经由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通道，穿过草原不可思议地络绎而来。在阿提拉的统领下，匈奴人在位于大草原外缘的遥远的多瑙河畔的普斯塔斯当中定居下来，并从那里向北、向西、向南对欧洲的定居民族发起攻击。近代史的很大一部分，可以书写成对由这些袭击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变化的述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大不列颠岛上建立了英格兰。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并肩战斗在沙隆的战场上，从事抗击亚洲人的共同事业，并在不知不觉中结合成了近代的法国。威尼斯诞生在阿奎莱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之上；甚至教皇的决定性的声望，也得益于教皇利奥一世与阿提拉在米兰的成功调停。这就是一大群无情而又缺乏理想的游牧骑兵横扫畅通无阻的平原所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这柄亚洲大锤随意越过虚空实施的一击。在匈奴人之后到来的是阿瓦尔人。为了抵抗这些入侵，在边境地区诞生了奥地利，要塞化的维也纳则是查理大帝的战役的结果。马扎尔人是下一个到来者，由于他们不断地从其位于匈牙利的草原基地发动袭击，增加了奥地利作为前哨地区的重要性，结果把德意志的政治重心向东引到了这个王国的边缘。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南部建立了统治，并在地图上留下了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地区，尽管其语言已依从于它的斯拉夫臣民。或许，对俄罗斯草原占领时间最长且最有效的乃是哈札尔人，他们是伟大的撒拉逊运动的同时代人；阿拉伯地理学家就把里海称作“哈札尔海”。然而，最终新的游牧部落自蒙古来到这里，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位于北方森林里的俄罗斯公国成了蒙古金帐汗国（即“草原帝国”）的附庸，俄国的发展因此而耽搁和偏离，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余部分却在迅速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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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查理五世即位时的东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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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牛津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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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从森林流向黑海和里海的河流横穿了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整条通道，而且不时地会有短暂的迁移，其河道方向与这些马背民族的运动方向成直角。因此，希腊正教会的传教士沿第聂伯河朔流而上到达基辅，正如较早时北欧的瓦兰吉亚人沿着同一条道路顺流而下直趋君士坦丁堡。更早一些时候，日耳曼民族的哥特人从波罗的海沿岸以相同的南偏东方向穿过欧洲，一度到达了德涅斯特河畔。但这些都是短暂的插曲，并不影响更为广泛的概括。在一千年中，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马背民族，穿过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宽阔空隙，驰过俄国南部的空旷原野，在欧洲半岛心脏位置的匈牙利扎下了根，由此造就了周围为反对他们而存在的每一个伟大民族（包括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他们之所以激发了健康和强有力的反应，而不是在一个普遍的专制政体下镇压反抗，乃是由于他们的政权活动是以草原作为条件的，必然会在周围的森林和群山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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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动性很强的竞争对手是驾船的维京人。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到欧洲北部和南部的海岸，沿着河流深入内陆。但是他们的行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从广义上来说，他们的影响力只在邻近水域的陆地上才是有效的。因此，欧洲的定居民族身处两大压力之间——一个是来自东方的亚洲游牧民族，另外三个方向则有来自海上的海盗。从本质上讲，没有哪种压力是无法抗拒的，而且两者都具有刺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力仅次于游牧民族，因为在他们的攻击下，英格兰和法兰西为走向统一进行了长期的努力，而意大利的统一却被他们破坏了。早先，罗马帝国曾依靠它的道路来动员其定居民族的力量，但是罗马帝国的道路已经破败荒废，在 18 世纪以前一直未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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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匈奴人的入侵，很可能也绝不是亚洲人一系列入侵中的第一次。荷马和希罗多德记载的喝母马奶的西徐亚人，显然也从事着相同的营生，他们或许与后来的草原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一些河流名称中的凯尔特语成分，例如顿河、顿涅茨河、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以及多瑙河，也许表示它们是虽非同一种族却有类似习俗的民族的通道。但是就像后来的哥特人和瓦兰吉亚人那样，凯尔特人只是来自北方森林的民族，这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被人类学家称作“短头人”的庞大人口，从其所在的亚洲向西涌来，通过中欧进入法兰西，如同楔子一样插入北部、南部和西部的“长头人”之间，而且长头人很有可能也来自亚洲。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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