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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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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中影响精神状态的物质主要是生物碱，也就是吗啡。德国药学研究者弗里德里克·塞尔杜纳（Friedrich Sertürner）在1803至1805年间研究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并于1805年将研究结果以一篇简短的笔记发表。直到他于1817年在《自然科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一篇较长的报告之后，这项发现的重要性才受到广泛注意。创建了制药王国的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于1827年进行制造，才开始商业规模的生产。至于塞尔杜纳本人，此时已将注意力转到其他研究计划上，项目之一是改良军火。塞尔杜纳是个才能多样却古怪的人物，可能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上了瘾。他于1841年逝世之后渐渐被人遗忘，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振名声。他在生物碱化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吗啡对于伤残医疗之不可或缺，同样受到一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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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虽有上瘾的危险，却也有其他良好的医疗用途。鸦片的生物碱成分本来就因为土壤与气候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再加上人心的贪婪作祟，故意往鸦片成品中掺入杂质，使医药用鸦片的成分更难掌握。19世纪的医生都知道，鸦片是所有药物中最常被掺入杂质的，所以往往开给病患很重的剂量，以免用了药却不见效。有了吗啡以后，这些疑虑一扫而空，医生们再也不用可厌的鸦片了。吗啡质纯，所以不难预测服用的效果。吗啡可溶于水，所以能用注射的方式获取；皮下药物治疗的发展主要目的即在施用吗啡。注射的方式不会有口服引起的肠胃不适，效用也产生得更快，而且效用更强、更令人愉快。因此，吗啡注射也更容易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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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的使用量随着皮下注射医疗的传布而上升。1855年，亚历山大· 伍德（Alexander Wood）首创皮下注射法，这一年巴黎各医院的病人接受药剂科开给的吗啡量总共只有272克。到了1875年，医生们都习惯用皮下注射的治疗方式，使用总量超过了1万克。吗啡的一大优点——也是其危险之所在——是可以减轻医生无法治疗的病因引起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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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遭一名精神错乱的侄儿开枪打伤，中弹处在小腿。由于凡尔纳有糖尿病，医师们判定不宜动手术，唯一的办法是慢慢照顾到复原。治疗期间，医生用吗啡缓解痛苦。满怀感激的凡尔纳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这不是他擅长的文体——赞美这为他镇痛且解闷的药品，诗中说：“啊，用你的细针扎我一百遍／我也要赞美你一百遍，神圣的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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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并不是完全用在病患身上。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欧洲研究报告一再显示，“吗啡瘾者”之中的医生与药剂师不在少数，这又证实穆尔提出的鸦片盛行的第一个原因——邻近供应来源——说得没错。其实没有哪个职业群或社会阶级是完全与吗啡隔绝的。妓女们打吗啡，政要们也打，在法国政坛叱咤一时的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91年自杀）就有一次在总统官邸底层注射时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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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案例特别值得一提，也足以说明瘾品如何影响而终至主宰个人的生活。体重122公斤的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烟瘾酒瘾都很大，而且非常贪吃。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饱受痛风、消化不良、失眠、偏头痛，以及疑心病与妄想症并发的各种病症的折磨。1883年，做事实在的巴伐利亚医生恩斯特·施文宁格（Ernst Schweninger）担起医疗重任，立刻严格规定他的饮食，限制他摄取瘾品。俾斯麦起初颇能配合，但不久又喝起酪乳搭配上等白兰地。医生告诉他，抽烟使他的颜面神经痛恶化了，他才同意减量至每天晚餐后只抽4斗烟。于是，他买了一支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烟斗，斗杆长91厘米，瓷斗硕大无比。而且，如果没人监视，他还要抽上第5斗。俾斯麦也服吗啡，主要是不堪失眠之苦。虽然施文宁格否认首相有吗啡瘾，柏林的政要圈子里却不大有人相信。与俾斯麦意见不合的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88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从现在起，首相做或忘了做任何事，都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因素：吗啡或威廉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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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以及19世纪晚期约数十万欧洲人和北美人注射的吗啡，都来自东半球种植的鸦片。在20世纪以前，西半球的鸦片种植除了零星的实验与战时的应急之用，其他规模都小得不值一提。20世纪10~20年代制定的法律与协议导致毒品黑市兴起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地理位置邻近美国这个最大最赚钱的市场，可使走私轻而易举。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Sonora）在1926年间已有数不清的罂粟田，生产的鸦片卖给境内的华人，也越过边界卖入美国。违法的鸦片出口不断扩大，引来贪污的控告，也使美墨两国关系紧张。1947年间，美国毒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局长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估计，墨西哥的罂粟田面积在4 000~5 000公顷之间，可出产32~40吨的鸦片，其中至少半数制成了吗啡或海洛因。墨西哥与美国的官员利用飞机来观察罂粟田并拍照取证，他们的对手则是利用飞机运货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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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飞机的到来，加上战后商用航空业的扩张，对世界各地的毒品买卖都是一大帮助。哥伦比亚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大麻烟的空运与海运主要中心，之后又相继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可卡因运输中心，在90年代成为海洛因运输中心。按1995年的估计，哥伦比亚供应全世界70%~80%的精炼可卡因，也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国，罂粟田面积约有两万公顷。大部分的作物收成在雇请的中国化学师的协助下精炼成纯度非常高的海洛因，专门就近供应给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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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虽然成为西半球的重要生产国，主要的鸦片产地仍是亚洲。其中以阿富汗和缅甸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生产量扩增最快。阿富汗成为欧洲海洛因市场的主要供货源头，缅甸供应的是新兴的中国市场，但仍有部分缅甸海洛因转运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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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结果都肇因于20世纪晚期有地下的国际海洛因制造企业兴起，其规模之大、走私能力之强、营销手段之精，都是空前的。历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麦科伊（Alfred McCoy）指出，许多研究者论及同时期海洛因毒瘾大幅蔓延，重点往往放在导致吸毒的原因：失业、人际疏离、青少年滥用瘾品的亚文化。这些原因虽然都是事实，但如果只强调毒瘾者的动机，“就是忽略了一项根本事实：海洛因是畅销商品，具备和香烟、酒类、阿司匹林一样的推销及零售系统。越来越多的年轻吸食者可以体验海洛因之类的瘾品，是因为这东西以标准价格出售，在全世界各大都市都有上百个零售者……若没有全球的产销系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可卡因或海洛因毒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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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大麻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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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原产于亚洲中部，最早于6 000多年前在中国有大量种植。大麻是有多种用途的高价值作物，除了萃取瘾品之外，产品包括食用油、可食用的大麻籽、牲口饲料、大麻纤维。中国人用大麻纤维制作绳索、渔网，以及平民大众的衣服原料——因为丝织品只有富贵人家穿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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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麻的用途广，韧性强——在各种气候区从海平面到海拔3 000米以上的高度都可以栽种，所以必然会成为广泛栽种的作物。大麻刺激精神的作用在许多社会中受到重视，其中又以印度为最。早在公元前2 000~前1 400年间的印度古籍《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之中就有关于bhang（大麻药）的记载。古代的大麻药是用野生或栽种的雄株与雌株大麻的干燥的叶、籽、茎制成，通常会调上糖、黑胡椒、水或牛奶。这是三种传统式印度大麻调制方法之中最清淡的一种。ganja（甘佳，大麻烟）是用人工栽种的雌株花冠加以干燥制成，含有丰富的四氢大麻酚（THC），效用是大麻药的2至3倍。大麻烟可以当烟抽或口服，印度古代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吸食则不确知。从雌株大麻汲取的纯树脂加工成品是Charas（大麻脂）。如果译成英文，bhang等于较差等级的marijuana（大麻烟），ganja是等级较高的marijuana，Charas等于hashish（大麻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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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崇尚使用大麻的文化。昔日的印度教医学（Ayurvedic）与伊斯兰教医学（Tibbi）的诊病者会开出口服大麻的药方来治疟疾等传染病或风湿等疼痛症。一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民间疗法也使用大麻，并且用它来消除烦躁与疲劳，在收获季节尤其常用。战士们饮大麻药来壮胆，苦修僧借它来安神；新婚夫妇用它增进情趣。大麻也是廉价而普遍的春药，甚至可在母马交配前用大麻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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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在印度的普遍使用显然在莫卧儿王朝（Mogul）统治的时代（1526~1857年）达到顶峰，印度次大陆上处处有人种植大麻，也到处盛行使用各种不同的大麻配方药剂。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认为大麻是麻醉剂而反对使用。到了20世纪，西化的印度统治阶级也加以反对。一般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看法大都容忍效用温和的大麻药，毕竟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人服用。至于吸食大麻烟与大麻脂，令人联想到社会底层的不法之徒，所以越来越不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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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最初在欧洲出现是什么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但很可能是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引进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撰写的《历史》（Histories）之中有一段描写斯基泰人（Scythians）在燃烧大麻籽的浓烟中“快活地叫嚣……他们以此取代普通的沐浴，却从不洗澡”。阿拉伯人从希腊医学和植物学中认识了大麻，也在跟伊朗与印度的交易中更直接地学会用大麻。按民间传说，药用大麻于6世纪中叶传入伊朗，乃是一位印度朝圣者带来的。但有些学者认为，大麻传入近东的时间应该更早，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和阿拉姆语（Aramaic）的译本之中都提到了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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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在伊斯兰文化中是具有争议性的，部分原因在于苏菲派（Sufis）用大麻引发神秘体验，正统派人士对此不敢苟同。断断续续的禁止未能扫除大麻的种植，到了14世纪，大麻烟的生产已经十分稳定，在尼罗河三角洲尤其显著。这期间，阿拉伯贸易商已经把大麻一路传播到非洲东海岸，再由此传入非洲大陆的中部与南部地区。吸食大麻的风气早在欧洲人未接触之前就盛行于非洲南部的科伊科伊族（Khoikhoi）、桑族（San）等民族之间，发展过程与烟草是相反的。简言之，哥伦布率领三艘缠满大麻绳索的大船于1492年8月3日早上从西班牙起航之前，大麻烟已经传遍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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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于16世纪开始在殖民地栽种大麻，一直到大麻农业在加州兴盛了一段时期的19世纪早期为止。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在殖民地区种大麻，包括1906年在罗亚尔港（Port Royal），1611年在弗吉尼亚州，1632年在普利茅斯的垦殖。殖民列强种大麻为的是收取大麻纤维，主要是供船舰的绳缆之用，从未重视大麻的药用价值与影响精神状态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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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引入的奴工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来自安哥拉的奴隶（用朗姆酒、劣等烟草和其他东西买来的）把大麻带到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大约在1549年以后成为固定种植的作物。按传说，奴隶们把大麻籽放在捆入破烂包袱的布娃娃里。地主准许奴隶在种植一行行甘蔗之间的空隙栽培maconha（即大麻，巴西葡萄牙语中表示“大麻”的词，都来自安哥拉葡萄牙语），也准许他们在农忙以外的闲暇时间抽大麻做白日梦。地主们自己却依然只抽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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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印第安人以及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乡下人学会拿大麻当药材和联络感情之用，后来城市地区的劳工也学会了。人类学家薇拉·鲁宾（Vera Rubin）称这种使用模式为“大麻情结”（ganja complex），用途包括绳索与衣着、食物与香料、提神剂与补品、药材与消遣解闷之物（这末一项大多是在男性欢聚的场合中）。鲁宾指出：“民间对于大麻经常性的多方面使用，大致限于农民、渔民、城乡的工匠及粗重劳工等社会底层。此外只有在宗教仪式中有神职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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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非洲的大麻情结也在巴西发生，大麻变成巴西殖民地区穷人的鸦片。北美洲的大麻种植虽然比南美洲普遍，收成也比南美洲好，却没有出现这种模式。极有可能是因为运往英国殖民地的奴隶来自更靠近西非海岸的一带，使用大麻的风气在并不盛行。此外，欧洲来的殖民者本来就有自己的以酒解闷的文化，以及17世纪兴起的抽烟消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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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这段时间，美洲的大麻烟重心从巴西移到了加勒比海地区。转移过程与吸鸦片的全球化发展类似，关键因素都是移民与远途运输。自1838年起，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结束（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始），甘蔗园面临欠缺廉价劳工的问题。殖民农庄主人便从印度输入契约佣工，其中将近50万人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大麻情结也跟着他们一起到来，这一点颇令白人社会不满。1913年的牙买加《拾穗日报》（Daily Gleaner）的社论曾说：“我们见过生性安静害羞的苦力园丁在吸食这种植物之后言行疯癫。”文中还指出，这东西传到有非裔族群的岛上，成为非裔族群喜欢栽种的作物，这是不好的现象，日后可能发生和中国的鸦片问题差不多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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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果然与这个预言相去不远。到了20世纪70年代，牙买加乡村男性成年人口有60%抽大麻，其中半数烟瘾很大。用大麻泡茶或充当补品与提神剂的民间药用方式也十分普遍，甚至笃信基督教的人也不认为吃喝大麻剂是坏事或可鄙的。这种态度看来有些矛盾。吞云吐雾与泡成茶喝一样是在吸收四氢大麻酚，何来好坏之别？事实上，讨论瘾品服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服用意图、摄取方式、社会背景所造成的差别，好坏之别的主题也会以多种不同的样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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