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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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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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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与民众福祉的取舍不是瘾品课税必须处理的唯一问题，课税程度的拿捏也是很严肃的问题。既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如果太轻，会助长滥用，18世纪初期英国境内的金酒税，1883年美国香烟的减税，都是前车之鉴。重税自然有吓阻滥用的功效，英国人就曾于20世纪初期在印度对大麻课以重税。然而，假如税率太高——不论是为了抑制滥用还是为了增加税收，就都会面临私酿与走私猖獗的后果。美国政府法定1945年以后保持烈酒前所未有的重税，战时曾因基本原料短缺受限的私酒业立刻加倍活络起来。到了1949年，税务人员每年查处的蒸馏酿造厂有1.9万所之多，估计其生产力在每天50万加仑以上。按保守的估计，这些非法业者在被破获之前假定平均都有3个月的全力生产，联邦政府每年的货物税收损失高达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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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逃税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8世纪与19世纪前半叶的英国。英国政府虽然在殖民地大多实行瘾品整个承包与专卖的做法，在本国境内却实施货物税与关税的课征。1685年间，英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说服了国会，将烟草税从每磅2便士提高至5便士。当时弗吉尼亚州的切萨比克烟草正陷于长期的萧条中，每磅只值1便士。按照500%的税率课税，使走私者大有可为。他们把私货按税后烟草的半价出售，仍有极大的赚头。因为有厚利，要买通海关人员是很容易的。有些海关人员甚至胆大到把自己手中的私货装上国王陛下的船只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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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在英国迅速风行的进口茶叶也有沉重的关税负担，1740年的售价是一磅4先令。私货商可以从荷兰或其他国家采购茶叶，躲过海关之后以低于“合法”市价的2先令或3先令出售。欧陆国家的官员不但不干预走私者的行动，反而殷勤招待。在18世纪，非法买卖是对付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对手的便利武器。至于英国国内的顾客，也相当能配合。日记作家詹姆斯·伍德福特牧师（James Woodforde）曾一本正经地写道：“走私者安德鲁斯今夜约好11点钟时带来重6磅的熙春茶叶。他在客厅窗下吹口哨，吓了我们一跳，当时我们正要就寝。我给他一些日内瓦金酒，付了他每磅1.7先令的价钱。”（伍氏还附了一笔，说有人在44年的时间里只喝过一杯白开水，以表示对茶税之不满。这也凸显了英国境内不乏白开水以外各种饮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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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门路，是东印度公司按例分配给船长的免费载货空间。船长们照例都尽量找最优质的茶叶带上。船才接近英国海岸，走私客的小船便蜂拥而至。船长将卖茶叶的钱分红给部属，以防走漏消息。诸如此类的秘密渠道使人无法确知运入英国境内的茶叶数量，这一点最令想要计算消耗量的经济史学者头痛。1784年上任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判断，英国国民每年消耗的1 300万磅茶叶之中只有550万磅是缴了税的。这时候的茶叶走私已经是非常有组织的企业，连合法的进口商和批发商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了。皮特把税率从原来的照价119%大砍一刀成为12.5%，非法的买卖随即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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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与烟草走私在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都曾大行其道，这两种商品的关税和茶叶不一样，一直到1784年以后仍然相当可观。走私烈酒和烟草的人数既多又有组织，而且为了维护这种隐秘的交易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包括私刑与恐怖行动。英国政府即便以严刑处置走私者——最起码也要放逐，却根本压制不住。靠近英国的海港那么多，英国的海岸线又长达6 000英里，加上陆海军要投入没完没了的战事，根本不可能全力对付走私问题——至少在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之前是不可能的。一般英国百姓比较倾向成为走私货的顾客而不是检举者，也使得问题更加难办。一般英国人也和多数欧洲人一样，厌恶征税，乐得有机会时多买些便宜货备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他一贯犀利的言辞指出：“购买走私货虽然是明显在助长违反税务法律的行为，也连带助长做伪证，但如果要在买私货上假装有所踌躇，在多数国家都会被视为伪君子的一种迂腐行径，不但不能取信于人，而且会让人怀疑这故作姿态的人骨子里比别人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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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于1784年降低关税后，走私到英国的茶减少了。烟酒走私却持续活跃，到19世纪中叶降税后才衰退。因为有风险，运输空间又有限，走私者多偏好价值较高的甘邑白兰地、鼻烟、雪茄等。挟带方式之一是将雪茄放在桶壁与内层的锡衬里之间，先决条件是桶做得够结实。因此巧手的箍桶匠是职业走私者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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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终于停止，乃是自由贸易制的功劳。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男爵（Robert Peel）在1846年推动了全面的降税，之后海关虽然持续截获走私的烟酒，走私贩子的数目不再是成千上万，也不再有整只船队“投入蒙骗政府图谋暴利的刺激活动”。诱因消失以后，走私行为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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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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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算是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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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私为业的人需要多大的诱因才会大干特干？要有照价25%的税率吗？抑或必须高到50%或100%？这个问题不可能简答，部分原因在于有经济学家所说的跨境效应。按商品合法价值的某种百分比数字征税，也许在理论上算是高了。但如果毗邻各地的税率也一样高，从外地走私的诱因就很小了，当然也没必要到外地去消费。18世纪的巴黎人常常在周末时跑到市郊的酒馆去享乐，因为巴黎市的葡萄酒税太重了。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前，政府要将酒的重税区域扩大，结果引发了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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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税走私最能奏效的状况是：能以便宜价钱买到药物或其他体积小的商品，然后经短程运至另一地迅速脱手。1995年的弗吉尼亚州香烟税只有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首府华盛顿所在地）的1/13，华盛顿市民只需买一张捷运悠游卡就可以赚到这个价差。如果邻近地区没有货源，走私者仍有可能跑长途，但成本会提高，风险也变大，所以诱因比较小。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官员要拿捏恰到好处的重税，必须清楚毗邻地区的状况。“多重才算太重”从地理位置上看来是相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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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盐税为例。盐是自古以来最持久的税收来源之一。使用盐是会上瘾的。吃惯了加盐的调味，无盐的天然味道吃来会显得太淡或不好吃。好加盐的口味——有些历史流行病学家把爱吃咸也列入成瘾的毛病——制造了国库收入的机会。中国的皇帝、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以及昔日许多君王的朝廷，都利用盐赚过钱。君主政体时代的法国曾经对盐课以重税。农民一整年的收入可能有1/8花在买盐上，而盐的售价的大部分是税。盐税最令人愤恨的，也是最激起人们逃税心的部分，还是税率不统一，法国境内境外各地的盐价高低不同，最大差距有10倍之多。政府官员逮到的走私者有男人、女人、儿童，甚至有受过训练的狗。走私盐的刑罚包括鞭笞、烙印、上战船做划船工、轮式刑车处死。革命爆发后恐怖时代降临，负责收盐税的包税官一个个都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先驱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他的化学实验经费即来自收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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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盐税引起的问题，到20世纪变成香烟税。1965年以后，大多数的美国州级立法机构通过了香烟增税的法案，一则表达对国民健康的关注，同时免掉政治争议的困扰。可是各州增税的幅度不一致。有些州（以东北部为主）增加的幅度很大，香烟的售价也就涨了那么多。到了1975年，同样牌子的香烟在北卡罗来纳州卖36美分一包，在纽约州就卖到54美分，纽约市的售价更贵，因为还要加地方税。1976年加的是每包8美分，数额和整个联邦税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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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就制造出贱买贵卖的好机会了，谁要是能以北卡罗来纳州的售价大量买入，再以纽约州（或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的售价卖出，就可以赚上一笔。按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计算，每年税收净亏损超过3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犯罪集团赚走了。曾有一段时间，纽约州1/4的香烟、纽约市半数的香烟都是这些集团供应的。他们的全套方法——卡车队运送、伪装挟带、皮包公司、军事堡垒般的仓库、贿赂、劫持、袭击、谋杀，都与禁酒时代的私酒业者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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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在1989年、1991年两度大幅提高香烟税以后，大规模的香烟走私又扩散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卖到45加元一条的香烟，在边境以南的美国只要半价。走私者把香烟藏在船、小艇、雪地摩托车里面，藏在轿车或货车的车体内，方式和走私毒品一样。走私者先将加拿大品牌的香烟出口（出口香烟不必课税），再把这些香烟偷偷运回——据说香烟公司的主管不但知情而且提供协助。职业化的犯罪集团也插了一脚之后，暴力事件就跟着发生。安大略省的康沃尔（Cornwall）正好居于走私业的险要位置，因而获得“东方道奇”的诨名（道奇市乃是美国历史上牛仔枪战火拼不断之地）。加拿大人崇尚和平、秩序，是很好管理的国民，却和英、法裔的祖先一样痛恨这类的重税。按1994年估计，安大略省1/3的香烟、魁北克省2/3的香烟都是非法的，都是向藐视法律的商人买来的。这些商人都有两套账目，知道门路的人不怕买不到。加拿大政府鉴于犯罪活动增长惊人，民众丧失守法精神，终于在1994年2月宣布大幅降税。香烟走私案立即减少，因为加拿大的走私者都将目标转移到烈酒、枪支、违禁瘾品、非法移民以及其他形态的非法买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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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香烟走私已经盛行于全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贸易数字显示，每年全世界香烟出口量比进口量多了大约2 800亿支，这占全球香烟总产量的5%，占香烟国际贸易量的30%。假定运输上的耽搁可能造成细微的差额，这么大的差距显然还是走私所致。以哥伦比亚一国计算，单是万宝路香烟的非法买卖就造成国内主要烟草商在1996年有3亿美元的损失。在意大利，两个犯罪集团靠着走私万宝路和其他品牌香烟，一年就有6亿美元的收入。1992年间，意大利政府指控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与走私者共谋，因而把万宝路香烟一股脑儿禁掉了。结果导致走私更猖獗，所以政府又将禁令撤销，情况才恢复了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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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故事可以学到一个教训，黑市似乎是“禁止令”的产物。这个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瘾品史观的中心前提，也是主张在管制下合法化的理论依据。理论上讲，将大麻烟、可卡因、海洛因等瘾品课税后合法卖给成年人，既可杜绝伴随黑市买卖而来的祸害，又可用增加的税收来推动预防与医疗的计划。问题（除了公开销售可能使上瘾者增加之外）是，维护课税（以及不得售予未成年者之类的限制）多少也就等于维持黑市存在。税轻、限制少会使黑市成为不太严重的困扰，却也会使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增多。重税和严密限制之下的上瘾者会比较少，却会制造诱因而引来走私与暴力，归根结底还是税的轻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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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瘾品买卖”，多数人会想到主管当局对于非医疗的瘾品贩卖及使用严格禁止，罪犯却想方设法逃避管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瘾品走私是近代特有的活动。大约从17世纪中叶起，一直到19世纪晚期，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仅少数例外）关注的都是如何对这些活动课税最有利，而不是如何予以禁止。就算他们想到祭出禁令，结果也不是白忙一场，就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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