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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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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按文化与认识论研究的笔调，对现代性作出一种制度性的分析。这么做与目前的大多数讨论具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些讨论将这些侧重点倒置了。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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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作出自己的回应，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如今，术语令人目眩的多样性与这种时代转变有关，某些这类术语（如“信息社会”或“消费社会”）明显地与一种新的社会体系之出现相关联，但是大多数这类术语，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等，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表明了即将终结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有关这些现象的部分讨论主要集中在制度转变（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1]）上，特别是那些认为我们正在从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向主要地与信息相关的社会体系转变的讨论，更是如此。然而，一般地说，这些争论更关注的是哲学和认识论的问题。这也是利奥塔颇具特色的视角，是他首先使后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2]正如他所指出，后现代性意在表明对以认识论为基础，以及由人类物质进步中的信念的一种背离。由于扬弃了“宏大叙事”（即借助于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我们被置身在具有确定的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历史之中），后现代性的条件才得以确立下来。后现代视角看到了对知识的异质要求之多样性，这样一来，科学不再享有特权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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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奥塔表述的这种观点的一种典型的回应是试图表明，一种首尾一致的认识论是可能存在的，并且，人们能够获得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普遍性知识。[3]但是，本书将采取的是另一种路径。我将说明，我们对于自身的迷惘（即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是不可能获取的），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感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事件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都还处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术语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而到目前为止，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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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提出的论点具有自己的出发点，我在其他地方将其称之为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的”（discontinuist）解释。[4]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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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立足点，比如与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原则，我也将作扼要的批判性探讨。在它们的文化和认识论取向前提下，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讨论，基本上没有正视存在于已确立的社会学立场中的诸多缺陷。然而，诚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关系制度性分析的解释却必须去正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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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这些观察作为起点，在本书的大多数篇幅中，我将对现代性以及可能会出现在本时代彼岸的后现代秩序的性质，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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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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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非常熟悉对人类历史必然经历“断裂”（disconti-nuities）以及不存在一帆风顺的发展路径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著作都曾经强调过这一点。然而，我使用“断裂”这个术语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我的观点也没有受制于将人类历史描述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毫无疑问，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例如，在部落社会向农业国家过渡的转折点上，就有这种情况。我关心的不是这类情形。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或那一类）特殊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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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很明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两者都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尽人皆知，若以过于世俗的方式简单对比二者，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导。但是，过去三至四个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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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未受到完全重视呢?原因之一是长久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强调断裂变革之重要性的理论（如马克思的理论），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尽管它不一定属于受宇宙目的论影响的理论。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story line）来描绘历史，这条主线把杂乱无章的人类事件规划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历史以弱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为“开端”，经历了作物种植与畜牧社区的发展，从那里产生出了农业国家，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出现为其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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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进化论的叙事，或者解构其故事主线，不仅有助于阐明分析现代性的任务，而且也会使我们重新关注所谓后现代问题的讨论。历史并不具有由进化论的概念所创造的“总体性”形式，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进化论在社会思想方面比利奥塔和其他人最初所极力抨击的宇宙目的论哲学的影响更为深远。解构社会进化论，意味着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认为它体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世界万物都处于混乱之中，或是人们能够任意书写完全特异的“历史”。举例来说，也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件，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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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识别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呢?这里涉及到若干要素：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传统的文明形态也许比其他的前现代体系更富动力性，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程度却是更加神速。这一点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还渗透进了所有其他领域。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当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巨变的浪潮实际上已席卷了地球的整个层面。第三，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某些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此前的历史时期里找得到，例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形成，生产的批售对毫无生气的权力系统的依赖，以及劳动产品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完全商品化；其他的只与前在的社会秩序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延续性。城市便是例子之一。现代的城镇往往就是传统城市的所在地，而且看上去它们似乎仅仅是旧城区的扩展而已。但事实上，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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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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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关于现代性特征的讨论，我将集中讨论安全（se-curity）与危险（danger）、信任（trust）与风险（risk）的问题，并由此构成本书的一个实质性部分。正像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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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社会学的经典的缔造者们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时他设想了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涂尔干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在三大社会学思想之父中，马克斯·韦伯最为悲观，他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然而，即使是韦伯，也没能预见到现代性更为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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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厂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制于寡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在理论传统中，生态关系完全没有被融入社会学之中。即使是今天，如果社会学家们发现自己很难对生态问题作出系统的社会学论说，也毫不奇怪。另一个例子是政治权力的强化行使，这在极权主义事例中尤为明显。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才有的事情，虽然有时偶尔也能听到它在现代的回声，如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的统治时所指出的那样。“专制主义”（despotism）似乎主要是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屠犹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兴起，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之中，而不是被取代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与传统的专制不同，但它的结果却更为恐怖。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接在一起，这种权力的结合形式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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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恰当的例子。涂尔干和韦伯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种种恐怖事件，尽管涂尔干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去世了。战争冲突幻灭了涂尔干曾提出的期望，即工业主义将自然地促成一个和平而有序的工业秩序，战争也表明这种秩序不可能被融进他所提出的作为社会学基础的知识框架之中。韦伯比马克思或涂尔干更关心军事力量在既往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也没有详尽阐述军事在现代的重要性，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到了理性化和官僚制上。没有任何经典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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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从事著述的各位社会思想家们，也不可能预见到核武器的发明。而工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是一个过程，它可以追溯到现代工业起源的早期。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而是强烈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同以前时代的军事主义的特征相比较，新产生的现代性秩序将主要是和平。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不仅是人们所面临的核武器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冲突，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实际上可以说，大量严重的军事冲突所夺去的生命，比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的任一个世纪都要多得多。本世纪到目前为止，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世界上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比十九世纪要高得多，即使把人口增长的总数都算进去，也是如此。[9]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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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当然，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是导致历史“宏大叙事体”终结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比断定“历史无前景”更复杂。我们不得不对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作出制度性的分析，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补正经典社会学的某些局限，这些局限直到今天仍然继续影响着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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