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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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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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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全球化的精确定义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概括这一现象?这里将较为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即便是今天，全球化过程的重要性，也几乎比不上社会学文献中对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种种讨论。让我们从回忆前面提到的一些要点开始。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观念（在这里指一个以疆域为界的体系）的过度依赖，应该为这样一个起点所替代，它集中关注于分析时—空伸延的难题：社会生活是怎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时—空伸延的概念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在现代，时—空伸延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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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有这种可能，即此地发生的桩桩事件却朝着引发它们的相距遥远的关系的相反方向发展。地域性变革与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延伸一样，都恰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社区问题，他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世界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其结果并不必然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变迁，相反，甚至通常是彼此相反的趋向。通过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经济网络的作用，新加坡一个城市区域的日益繁荣可能与匹兹堡附近的一个社区的贫困相关，后者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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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够提供出来的诸多例子中，另一个例子则是欧洲和其他地方兴起的地方民族主义。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或者是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的条件下，民族国家变得“对生活的大问题来说太小，对生活的小问题来说又太大”[4]。与此同时，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又看到地方自治与地区文化认同性的压力日益增强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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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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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两种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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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少数几个作者外，对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出现在两类文献中，它们彼此也很不相同。一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献，另一类则特别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相关，这种理论相当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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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家们向来特别关注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并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和后来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民族国家被当成主体行为者，在国际舞台上既彼此周旋，也与跨国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互关联。尽管这些文献体现了各种理论立场，但是大多数作者在分析全球化蔓延的时候，却描绘了一幅相当类似的图景。[5]主权国家被认为最初大多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出现的，它在自己的领域内大致具有全面的行政控制权。随着欧洲国家体系的成熟，并发展成后来的全球性民族国家体系，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便逐渐形成了。这不仅体现在国际舞台上彼此相互关联的国家关系中，而且也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萌生过程中。这些过程标志着迈向“大同世界”的总体运动，尽管它时常被战争所打断。据认为，民族国家在控制它们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逐渐变得不像它们过去那样拥有主权，尽管今天几乎没有人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世界国家”，而在本世纪早期许多人曾预言它将成为一种真实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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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观点并非完全是谬误，但是必须指出对它主要的保留观点。一则，它仅仅是覆盖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如我所希望使用的那样）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把国家看作主体行为在某些方面确有意义。可是，大多数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家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种用途具有意义；实际上，它仅仅在民族国家的情境中，而非在那些前现代国家的情境中，才是有意义的。究其原因，必须回到前面讨论过的一个话题，即：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的集中程度远比任何在其之前的实体要高，在前民族—国家时期，一个“政府”与另一个“政府”谈判时，若宣称自己是代表其所在的民族，相对而言没有多大意义。再则，如果把国家当作彼此联系且与国际舞台上其他组织相关联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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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的更深层缺陷，是与它对民族国家体系日益增强的一体化的描述相关。在卷入民族国家体系（包括欧洲的国家体系）之前，现代国家并未形成自己的主权，主权是在与民族国家体系的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事实上，现代国家的主权首先源于对国家间关系的依赖，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国家（在原则上，如果并不总是在实践中的话）认识到其他国家在其境内的自主权。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多么强大，在实践中所拥有的主权决不比其在法律原则上所认定的更大。因此，就民族国家而言，过去的两个世纪并不是一个渐次失去主权的时代。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认识到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特征以及不平等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作为联盟、战争或各种政治与经济变迁的结果，当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失去主权时，经常伴随着另一些国家或集团主权的增强。例如，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作为加速全球性劳动分工的结果之一，某些“古典的”西方国家的主权控制力可能减弱了，但同时某些远东国家（至少在某些方面）的主权控制力却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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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立场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立场区别如此之大，如果发现它们两类文献彼此相距悬殊，丝毫也不令人惊奇。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论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经验分析上作出了不少贡献。[6]这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绕开了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热衷的“社会”概念，而更倾向于用一个更能包容全球化关系（globalised relationships）概念去分析问题。他在分析其所关注的现象时，也对现代时期和以前的时代作了一个清晰的区分。他所说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在地理上不断延伸的经济关系网络，其先于现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明显地有别于在过去三至四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早期的世界经济通常以庞大的帝国为中心，而且从来没有比这些国家权力覆盖更多的地区。恰如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产生，以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第一次展示了在跨度上真正成了全球性的，并且更多地是建立在经济上，而非建立在政治权力上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源自十六至十七世纪，它是通过商业和工业的关联而不是通过政治中心而整合为一体的。当然存在着多边性的政治中心，亦即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分成了三大组成部分：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区域性的定位也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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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早在现代的初期，资本主义就开始在世界范围伸延了：“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内部经济……资本决不会让民族国家的边界来限定自己的扩张欲望。”[7]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影响，正是由于它是一种经济秩序，而不是一种政治秩序；它能够渗透到世界的边远地区，而当初产生这种经济的国家自身则完全不可能将其政治触角延伸得如此之遥远。在某些情况下，对边远地区的殖民统治可以有助于强化经济扩张，但是这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全球性扩张的主要基础。在二十世纪后期，原初形式的殖民主义几乎都消声匿迹了，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却继续在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制造着大量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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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的某些限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摆脱了在对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强烈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他的著作也有不足之处。他仍然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却对下述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看来具有核心意义的现象很难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此外，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上的差异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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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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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全球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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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将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之一，下面是前面提到的现代性制度的四种维度。（见图二）[8]民族国家体系是其第二个维度。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然而每一维度都不能完全由另一个去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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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全球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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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看当下的现实，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组织是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支配的呢?下述思考与对此的回答不无关系。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在资本主义国家，即那些以资本主义经济企业——其中蕴涵的是阶级关系——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外经济政策涉及到许多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形式，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它们的制度性组织维系着某种经济对政治的所谓“独立”。这就使得商业公司的全球性活动有了一个广阔的范围，虽然这些公司总是把自己的基地建在某个特定国家，但是它们也总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区域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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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公司，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经济权力，并具有影响本国基地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决策的能力。今天，最大的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财政预算，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大于所有国家各自的预算。但仍然还有一些关键性的方面，在其中它们的权力不可能与国家的权力相抗衡——这里尤其重要的是领土的因素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除了南北两极的部分地区以外，地球表面上没有一块土地没有被宣布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合法领土。所有现代国家都在自己的领土内几乎成功地垄断了对暴力工具的控制。而不论其经济权力有多大，工业公司都不是军事组织（有的在殖民时期曾经是军事组织），它们不可能把自身建成统治着某一特定领土的政治和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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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重要“行动者”，那么公司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主导能动者。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国家和消费者的贸易关系中，公司（生产公司，金融公司与银行）依赖于谋利性生产。因而它们影响的扩大导致了商品市场（包括货币市场）的全球性扩张。然而，即使在它的初始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来就不是商品和服务的单一市场。它曾经而且今天也还包含着阶级关系中劳动力的商品化，这种阶级关系将劳动者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中分离出来。这个过程无疑充满了全球性的不平等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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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发达”地区内，所有的民族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首先都得依赖为了财富——税收建立的基础——而进行的工业生产。在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某种“飞地”，其工业的发展更直接地从属于政治命令。这些国家很难说是后资本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产品和劳动力分配的影响却大大减弱了。西欧和东欧社会对财富增长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把经济利益推向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的政策的最前沿。除了那些拘泥于历史唯物论的人外，我们大家都清楚，民族国家的物质性卷入并不完全受实际的或理论的经济考虑的支配。无疑，任何一个在全球政治秩序中的特定国家的影响力，都要受到自身财富（以及财富与军事力量的关联）的严格限制。可是，正如汉斯·摩根索所强调的那样，国家也从维护主权的能力中获得权力。[9]它们不是作为一种经济机制而运作，而是作为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并顾及到培育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及在与其他国家和国家联盟发生战略性地域关联的“行动者”而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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