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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本体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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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个性发展过程的某些方面似乎对所有的文化——前现代和现代的文化——都是适用的。我在此并不试图包罗这些范围甚广的内容，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信任同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之间的种种关联。本体性安全——我在以前曾经使用过这个术语[6]——不只是一种广义的安全感形式，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这一术语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它对信任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彼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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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性安全与“存在”（being）有关，或者，用现象学的话说，与“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有关。但这是一种情感的而非认知的现象，而且植根于无意识之中。哲学家们已经阐明，在认知的水平上，关于个人存在，很少有——如果有的话——我们能够确定的东西。这大概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但是它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运用。诸如“我确实存在吗?”、“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吗?”、“其他人真的存在着吗?”、“我看到的在我面前的东西当我转过背以后它还在那里吗?”这样一些问题，就不可能用理性不容质疑的态度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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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所提出的，是关于存在的本质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在他们日常的活动中，他们从本体论上说并非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论，他们与大众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如果把人们在能否确定地回答上述这类问题时显出的无力，不只看成是少数人理智上的焦虑，而且也看成是嵌入在人们所作所为中的深度不安，也是不对的。一个人若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有好几个自我，或者不能肯定他人是否真的存在，或不能肯定他或她所感知的东西是否确实存在，可能就完全不能像别人那样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某些被认为是有精神上的疾病，特别是有精神病的人，就是以这类方式思维和行动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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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无论这类精神病行为表现出什么异常，都很难把它们说成是心智上的缺陷，正如也很难说各种轻重程度不一的焦虑状态就是什么心理残缺一样。如果某个人对于他人是否对自己心怀歹意而总是处在苦闷之中，或者，某人总是担忧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而且无法将这种事关风险的想法置诸脑后，如果他们长久地深受这类焦虑的困惑，那么“正常的”人就会把他们这类焦虑看成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类感觉与其说是非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过度敏感的结果。因为，在今天的世界，核战争作为一种内在的可能性确实一直存在着；而且，既然没人能够直接进入他人的思想，因此也就没人能够在逻辑上（而不是情感上）绝对地肯定，他或她与之打交道的人并非总是心存歹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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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潜在的麻烦如此之多，那么为什么并非每一个人都总是处于高度的本体性不安全状态中呢?在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对于前述这类自问似的问题所持有的安全感，根源于他们童年时期的某些经历。我的观点是，“正常的”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基本信任的“剂量”，减弱或磨钝了他们的存在性敏感度（existential susceptibilities）。或者略为改变一下比喻的方式，他们接受了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的本体性焦虑。给他们注射疫苗的是婴儿期最初的照料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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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儿童早期发育过程中信任意义的主要来源。他向我们表明，他称之为“基本信任”（basic trust）的东西处于持续性自我认同的中心。在讨论摇篮时期的信任时，艾里克森注意到了信赖（faith）的必要因素，对此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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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有些心理学家讲摇篮时期的“信心”（confidence）培育问题，但他倒更倾向于使用“信任”这个词，因为它显得更“纯真”。此外，他补充说，信任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学会怎样依赖外在供养者所具有的同一性和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人可以相信自己”。对他人的信任与内在地构成可信任性交互培育，这又奠定了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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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还在婴儿很小的时候，信任就已经意味着经验的交互性。婴儿逐渐习得的，是对抚育人既依赖又关心。与此同时，婴儿学会了必须以抚育人认为满意的方式来提自己的要求，而且还知道了照料者们也期望着孩子自身行为中的可依赖性与可信任性。艾里克森指出，如果在孩子和抚育人之间没有建立起这种基本信任，本身便是幼儿精神病可能会出现的明显征兆。如果缺乏经常性照料所包含的慈爱和关怀，幼儿就不会滋生出对于他人或他物的“真实性”（reality）的意识。异常举止或退缩行为所体现的，是孩子应付不确定和带有敌意的环境的企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在可信任性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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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照料者的爱抚中所含有的信赖，是基本信任——以及以后所有形式的信任——中所蕴涵的承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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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通过在品质方面把对孩子个人需要的关怀与特定文化条件下由生活方式所构筑起来的信任框架内的牢固的个人可信任性两者相结合，滋生出一种对孩子的信任感。这就在孩子身上构筑认同感的基础，基于此，往后孩子的认同感将结合个人品行“尚佳”的感受，成长为自我的感受，以及自己成为其他人所相信的那样的人的感受……做父母的，不能只用一些禁止与允许的方式来引导孩子；他们必须也能对孩子展现出一种更深层的、一种几乎是身体力行的说服力，从而展现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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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孩子们如果变得神经质不是因为挫折本身，而是因为在挫折中孩子们感到缺乏乃至失去了社会意义。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一阶段也在儿童的心理中产生出——并且，这一阶段也非常典型地发育出——内心分裂感和对已逝天堂的怀旧感。这是对被剥夺、被分裂和被抛弃的强有力结合的反抗。而在全部生活的里程中，基本信任自身都必须得到维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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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洞识——其对艾里克森来说并无什么特别——构成了精神分析研究中注重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的学派所共同强调的重点。[9]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更早的维尼科特的著作中看到。他认为，并非为满足其机体的冲动而使婴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去感受这生活的真实性，并发现生活是值得的”，相反，对生活的这一心理取向是从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而且，它也依赖于维尼科特所谓的双方间的“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潜在空间是产生于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分离，它意味着行动的自主性和紧急情况下自我认同感（及“事物之真实感”）的凸现，它源于婴儿对父母的形象信赖。恰如维尼科特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潜在空间是一种误称，因为它实际上指的是婴儿容忍其照料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缺场的能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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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缺场对婴儿的信任与应急社会能力的交汇来说，是很关键的。这里，在讨论信任的心理学发展的核心时，我们又遇到了时—空伸延的问题。信任形成之初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确信照料者还会回到身边。母亲的缺场并不代表失去关爱，当婴儿意识到这一点时，便确立起了对他人既信赖同时又独立的经验感受，而这对自我认同之连续性特别重要。所以，信任消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因此也阻断了种种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ies），而如果听任这类焦虑发展定型的话，它们就有可能成为在情感与行为方面持续存在并贯穿整个生活的苦闷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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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在讨论风险的上下文语境中，以他惯有敏锐谈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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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僧侣过去一贯争论的是，如果一个人把他一生所虚度的大量年华同那本可使他在这个世上骄傲与烦躁的短暂时光作比较，他很可能会发现，有足够的理由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极其短暂的，每一秒都到底应如何度过都让人感到焦虑的生命游戏。的确，我们极度短暂的时光正在悄悄地流逝，但对此我们却似乎只能听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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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本体性安全，以及对事物和人之连续性的意识，在成年人的个性中一直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往后的分析将涉及到对非人客体（non-human objects）的可靠性的信任，它建立在对人类个体的信赖与养育的更原始的信任基础之上。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需要。从对他人的信赖与诚实中所获得的，是一种（伴随着在所熟悉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下的经验）情感的再认。本体性安全通过习惯的渗透作用与常规密切相联。通常，婴儿早期的照料者特别看重下列常规的延续性，即让孩子遭受挫折和对他们的褒奖。能否预料到日常生活中那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和周而复始的东西，与心理上的安全感的关联十分密切。如果这种惯常性的东西没有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即使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个性，也有可能丧失或改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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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惯常性东西的依恋是矛盾性的，它是对失落感的一种表达，如艾里克森所注意到的那样，这种失落感无疑是基本信任的一部分。常规的延续性，在心理上是令人放松的，但是从一种重要意义上说，又不是任何人都能被它放松。日常生活的常规的这种延续性，只有通过所卷入其中的当事人的连续不断的——尽管几乎总是在实践意识水平上的——关注才能获致。对个人之间的“契约”（contract）的这种不间断的更新的展示，正是伽芬克尔所谓的“带信任之实验”（experiments with trust）的要点。[13]这些实验所提供的图景，展示了漠视日常谈话中的那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情绪上造成的烦扰。其结果，是悬置了对他人（作为可靠且胜任的主体）的信任，并在心中注入了以伤害、困惑、背叛、疑虑和敌意等形式体现的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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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芬克尔和其他人对日常交谈和相互交往的细节的研究，有力地提示出，在基本信任的构成中，人们不只是懂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诚实与报偿之间的相互关联。他们所掌握的，还有极其复杂的在实践意识上的一套方法，这是一种抵御焦虑的持续性保护机制（尽管它充满了破碎与分裂的可能性），而即使是最不经心的与他人的相遇也都有可能引起人们的焦虑。我们已经知道，世俗的不经意是在聚焦式互动之外的共同在场中“建立”起信任的一般方式。在当面卷入的互动中，基本信任的维系是通过诸如目光凝视、身体姿势及手势，以及正经谈话等习惯性方式得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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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部分中所作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概略性地回答前面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机会：信任的对立面是什么?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信任的缺场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不信任”（mis-trust）：或者不信任抽象体系，或者不信任个人。在说到主体与某些特定的系统和个人（或个人类型）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不信任”这个概念去描述。说到抽象体系，不信任意味着对抽象体系所体现的专业知识持怀疑或明显的否定态度。说到对个人的不信任，则意味着怀疑或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体现或展示的诚实性。但是，当我们用“不信任”来指称与基本信任——对社会与物质环境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关系中的关键因素——相对应的概念时，它就显得太弱了。信任的建立在这里恰恰是认同客体与个人明显特征的条件。如果基本信任没有得以建立，或者，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抑制，那么，后果便是存在性焦虑的持续。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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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前现代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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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于信任的心理学特征有什么普遍性或者近似于普遍性的话，那么，信任关系的条件在前现代文化（pre-modern cul-tures）条件下与在现代世界条件下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考虑的，不只是信任，而且包括更广泛意义上信任与风险、安全与危险之间的关联。当然，试图将现代时期与整个前现代时期的社会秩序作一般化比较，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然而，现代性与前现代制度的断裂来势之猛，程度之强，本身又使作这种比较的企图正当化了，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显得过于简单化。表一提供了我区分信任环境与风险环境的一个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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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前现代与现代文化中的信任与风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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