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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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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乌托邦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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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放弃驾驭那头猛兽的努力。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超越了所有的价值和所有相互排斥的权力分化。“历史”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它没有目的，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保证。但是，面向未来的理论之严重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性质，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基本要素，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另外的可供选择的未来，传播它们实际上会有助于实现它们。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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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单在术语上就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同马克思的立场相比较，就会看到，情况并不是这样。按照马克思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联系起来的批判理论，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方向，而且历史将集中在一种革命的力量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它是一个“世界性阶级”。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身上积累起所有历史的压迫的遗产，而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它的行动代表着整个人类。但是，如前所说，历史没有目的论，在实现价值的转变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力量。马克思所主张的，决不只是一种对奴隶主—奴隶关系之辩证法的简单仿效，而是一种有极富魅力的观点，因为它认为无特权阶级是人类整体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是，尽管它诉诸于为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我们还是不应该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受压迫者的利益并不是整张布中的一小块，它们经常还相互抵触，而且有益的社会变迁常常要求的，是特权阶级所掌握的权力的使用。此外，许多有益的变迁是以人们未能预期的方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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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正是借助于该原则，马克思才使自己与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内在的可能性本身要受到现代性的反事实性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和空想的理论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刻意的分割。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这很容易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中得到彰显。乌托邦式的空想毫无用处，而且可以说，如果把它用于威慑性政治的话，它可能还极具危险性。追寻道德上的确信而不考虑行动的策略和后果，可能会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其源自于激进卷入所能够提出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不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下，降低危险必须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道德追寻也可能导向一种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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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不作任何担保的批判理论，在二十世纪后期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必须具有社会学的敏感性，即对内在的制度性转变保持警惕，正是现代性使得这种制度转变成为开放性的和面向未来的；它必须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中，道德的承诺和“良好的信念”本身潜在地具有危险性，就此意义而言，它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实际上，是地缘政治性的）和富于策略的；它也必须能创造出良好社会的模式，这些模式既不应受民族国家范围的限制，也不应受现代性的任何一种制度维度的限制；而且，它还必须承认，关于解放的政治要同关于生活的政治（或者，同关于自我实现的政治）结合起来。所谓关于解放的政治，我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发现，历史并不服从于奴隶主—奴隶的辩证法，或者说，能够发现只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情境下才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解放的政治不可能是事情的唯一的一面。生活的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而且就此而言，再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这是“免于××的自由”和“获得××的自由”之间的老式划分的一种新说法，但是“获得××的自由”在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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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图三所显示的一根轴线。另外一根轴线便是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一再强调的地方化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在全球化关系的不断影响下，解放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二者都必然要与这些联系发生关联。如我曾表明的那样，正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自我实现对自我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那业已牢固建立起来的公正与平等属于解放政治的理念一样，“个人的伦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女权主义运动试图率先把这些联系相互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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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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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滋阿克对那些站在上述政治立场反面的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们把自我发现这一精神气质仅仅看成人们在心理上或社会上对现代性较大的制度的不完整性的极端反应。如他所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里，个人的认同和实现个人尊严等非常个人化的经验，成了破坏性的政治力量的主要成分。”然而，他却错误地认为“个人与地球都受到同一个敌人的威胁：事物的硕大无比”。[1]问题在于，远和近交织在一起，个人和大规模的全球化机制也交织在一起。“大”本身既不是个人的敌人，也不是生活政治需要战胜的现象。相反，它是个人利益与按章运作的组织之间的协调，这才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各种全球性联系正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真正条件，包括那些为降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而建立起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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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来说，上述判断也适用于世界上那些相对而言现代性影响仍然很微弱的地区。当今时代的转变发生在一个由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别构成的世界上，现代性制度的扩张，在这个世界上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相反趋向和影响，如宗教原教旨主义或反动的传统主义形式。我不打算在本书中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完全是由于篇幅的原因，而不是在我们更具体地去理解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它们应该受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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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未来导向：社会运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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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激进卷入模式，社会运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指针。对首先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联系起来的人来说，劳工运动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运动。信奉马克思的学者把劳工运动看作是“历史的先锋”，而他们的批评者却力图表明，劳工运动只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变革性的作用，随后就演变成了各种利益集团中的一支。无疑，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阶级体系，劳工运动的斗争仍然与某种可能“超越”它的东西有关。但是，如果一心一意地只关注劳工运动（虽然，在现代制度发展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早期，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正确的），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是现代性的唯一的重要动力。其实，其他的社会运动也很重要，而且它们也能够与先前勾画过的现代性多维特性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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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社会运动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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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结合图一来看图四，图一显示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附加在图四上的。[2]劳工运动是斗争性的联盟，它的起源和活动领域都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有关。不管是改良主义者或是革命党人，他们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之中，都特别想通过工会制度对工作场所进行防卫性控制，或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去影响或左右国家权力。特别是在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工运动是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主要斗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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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分析的角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又是与劳工运动分开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自身起源于现代国家所实施的监督。它们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的某些形式，以及争取普遍参政权利的运动。后者包括早期的资产阶级联盟，马克思曾轻蔑地把它们看成本质上是以阶级为基础的集团。虽然马克思的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试图用化约或还原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权利”仅仅看作是阶级统治的表述形式，就此而言，他错了。这样的权利，以及为获得、保卫、扩大它们而开展的斗争，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中，具有普遍的意义。监督领域是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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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运动和言论自由/民主运动都很“老”了，也就是说，还在本世纪以前，它们在某些形式方面已经建立得相当完善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更有“朝气”，也就是说，它们在最近几十年才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它们的朝气有可能被夸大了。和平运动的斗争场所是控制暴力手段，包括军事的和警察的手段。“和平”在这里，像“民主”一样，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斗争性的概念，在和平运动进入到国家或军事组织领域的过程中，这一斗争性概念是极为关键的。某些受到宗教价值影响的和平主义运动可以回溯到战争工业化的早期。如果它们今天又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不断增长的结果，它既与战争的爆发相关，也与核武器成了当今时代的核心内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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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运动的斗争场所（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也可归入该类型）是人化环境。我们可以从十九世纪发现今天的“绿色”运动的早期形式的踪迹。最早的“绿色”运动曾经受到浪漫主义的强烈影响，它是力图反对现代工业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冲击。由于工业主义不能立刻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特别是在它们施加给传统生活模式的毁坏结果方面更是如此，这些绿色运动的团体经常更容易与工人运动结盟。二者在今天的分离反映了对具有严重后果风险的高度意识，而正是工业化的发展（无论它是否是在资本主义保护下组织起来的）导致了这种风险。当然，生态运动关心的不只是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它也关注人化环境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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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3]但是，特别重要的是，按照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社会运动并非必然地（甚至唯一地）就是如下变迁的基础，这些变迁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安全也更为人道的世界。例如，和平运动在唤起觉悟和限制军事威胁的战略方面就非常重要。可是，其他的影响，包括民意的力量，商业公司和国家的政策，以及国际组织的活动，也都对基本的改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承认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认为只要使用权力就一定有害无益。最广义的权力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并把有着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小，需要协调权力的使用。这对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来说，都是如此。同情弱者的困境是所有解放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实现解放的目标通常又要依赖特权阶层的代理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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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痕迹在这里当然相当明显，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权力中心的代理人将参与那有可能削弱其地位的运动?若对此持乐观态度将是极为短视的。商业公司的利益经常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而后者又常常只关心自己的局部问题。所有这些再也没有“他人”的日程，都可以从利益分化的角度重新被确立。社会运动也不比业已建立起来的组织更能避免这种倾向。然而权力并不总是用于局部目标，或者总是作为一种镇压的工具，现实主义的要素还保留在权力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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