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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3 易卜生：“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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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写作都是艰难的，而创造性的写作是知识分子的苦役中最为艰难的。创造性的革新，特别是在基础范围内的改革，需要更加超乎平常的专注和精力。若想终其一生在艺术上不断地拓展创造性的领域，就意味着自我约束和心智勤奋都要达到一定水平，这是很少作家能够具备的。不过，这正是亨利克·易卜生一贯的工作风格。难以设想，无论哪个时代或哪个领域，有哪位作家比他更为成功地致力于此。他不仅创造了现代戏剧，而且写出了一系列至今仍在整个现代戏剧剧目中构成重要部分的剧本。他看到西方剧坛空洞无力，于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对戏剧进行改造，使它成为一种丰富多彩、强健有力的艺术形式。此外，他不仅彻底改革了他的艺术，而且改变了他的同代人乃至后人的社会观念。卢梭在18世纪后期所做的正是他为19世纪后期所做的。然而，卢梭劝说男人与女人回归自然，并因此促进了一场集体性的革命，而易卜生则宣扬个体对支配着每个小城镇、甚至每个家庭的陈旧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抗。他教导人们，尤其是妇女，他们的个体意识及个人思想的自由比社会的要求在道德上更重要。他因此促成了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甚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并跳跃式地一次次发生，延续至今。在弗洛伊德之前很久，他就为这个宽容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对人们反政府的实际行为方式产生过如此之大的影响，这一点，也许连卢梭都不曾做到。易卜生及其作品构成了现代性大门的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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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易卜生加倍低微的个人背景相比，他所有的成就愈发显得卓越。说“加倍”是指他不仅自己贫穷，而且来自一个弱小贫困、根本没有真正的文化传统的国家。中世纪初叶，即公元900-1100年时，挪威曾是个强大的、颇具创业精神的国度，此后便开始衰落了，特别是在1387年，独立的挪威的最后一位国王奥拉夫四世故去以后，1536年，它成为丹麦的一个省，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3个世纪。为了纪念一位丹麦统治者，它的首都奥斯陆被更名为克里斯蒂亚那，而且所有重要的文化形式如诗歌、小说和戏剧都用丹麦语。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挪威有了所谓的《艾兹伏尔[35]宪章》，它保证丹麦在瑞典王国中享有自治权；然而直到1905年，挪威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国。19世纪以前，挪威语与其说是一种书面的民族语言，倒不如说是一种粗俗的外省方言。直到1813年，丹麦才有了第一所大学，而且晚至1850年第一座挪威剧院才在卑尔根[36]建成。在易卜生青年时期以及成年初期，丹麦文化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用挪威语写作就是将自己甚至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孤立出来，更不必说全世界了，丹麦语依旧是文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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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本身凄凉而又萎靡。依照欧洲的标准，它的首都只是一个小省城，仅两万居民，是个混乱、粗野的地方。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出生在海滨的希恩，离南面的海岸100英里，这是一个狼和麻风病仍很常见的蛮荒之地。几年前，这个小城由于一个女仆的粗心大意而被烧成了平地，女仆因此被处以死刑。正如易卜生在他的自传片断中所描述的，那儿迷信、胆怯而又野蛮，可以听到海水冲击水坝的怒号以及锯床尖利的轰鸣：“当我后来读到有关断头台的描述时，我总是想起那些锯条来。”市政厅旁边立着颈手枷，“一个大约一人高的红褐色的木桩子，顶端有一个原先被染成黑色的巨大的圆形把手……木桩正面悬挂着一条铁链，铁链上打开着的钩环在我看来就像两只小手臂，准备好了急切地想伸出来扼住我的颈脖……（市政厅）下面是地牢，带有栅栏的窗户面对着市场。透过这些栅栏，我看到许多苍白而阴郁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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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是一个商人家庭的5个孩子（4男1女）中最大的一个，父亲是克努特·易卜生，祖上都是商船船长。母亲出身于水手家庭。易卜生6岁时，父亲破产了，自此变得意志消沉、游手好闲、脾气暴躁，好与人打官司——就像《野鸭》中的老艾克达尔。他的母亲曾经相貌出众，是个不得意的女演员，后来退隐家中，用玩偶打发时光。家中常常负债，主要以土豆为食。易卜生矮小而丑陋，此外，他的成长过程还一直笼罩着私生子谣言的阴影。据说他是当地一个登徒子的儿子。易卜生有时相信这件事，喝醉酒时，他会脱口而出，然而，并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点。度过屈辱的童年后，他被送到一个名叫格里姆斯达的阴沉的海港小城，在一家药房当学徒。在那儿，他的运气依然不佳。他师父长期经营不善，最终还是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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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从这种窘境中挣脱出来的漫长过程是一部孤独的自学者的史诗。他从1850年开始自学大学课程。从那时起，直到以后许多年，他的生活一直极为穷困。他写过诗歌、无韵诗剧、戏剧评论以及政治评论。他最早的剧本、讽刺剧《诺尔曼人》没能上演。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诗体悲剧《凯替来恩》遭到失败。第二部搬上舞台的《圣约翰之夜》同样运气不佳。第三部剧作《勇士之墓》在卑尔根失利。第四部，散文体剧作《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匿名演出，同样也失败了。他的第一部受到关注和好评的作品《索尔豪格的宴会》，依照他自己的看法，只是微不足道的传统之作而已。倘若他凭自己的天然喜好创作，就像诗剧《恋爱的喜剧》那样，则会被归入“淫荡”一类根本不准上演。然而他逐渐获得了大量的舞台经验。卑尔根第一家挪威语剧院的创建人、音乐家奥尔·布尔以每月5英镑的酬金请他担任寄宿剧作家。这以后的6年里，他成了剧场的杂役，做过舞台布景、化妆、售票甚至导演（可是他从未参加过演出；这也是他的弱点，所以他对于指导演员缺乏信心）。剧院条件很简陋：如在伦敦和巴黎大约从1810年就开始使用煤气灯了，而这里直到他离开的那年，即1856年才用上。以后，他又在新建的克里斯蒂亚那剧院度过了5年。凭着惊人的努力，他的技巧日益娴熟，并开始付诸实践。但是，1862年新剧院破产，他也被解雇了。此时，他已结婚，负债累累，常被债务困扰，故精神忧郁，经常酗酒。学生们曾经看见他毫无知觉地躺在街边水沟里。有人募集了一笔钱送给这位“醉酒的诗人亨利克·易卜生”，助他去国外。他自己则不断地给王室和国会写信，请求政府拨款使他能到南方去旅行，这些信今天读起来真是哀婉动人。他终于得到了一笔钱，在随后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即1864-1892年，他离乡背井，在罗马、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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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最初迹象出现于1864年，他的诗剧《觊觎王位的人》被列入复兴的克里斯蒂亚那剧院的上演剧目。易卜生习惯将他所有的剧作先出版成书，实际上，从拜伦和雪莱开始，19世纪大多数诗人都是这样。通常情况下，直到几年以后，有时甚至是许多年以后，剧本才被真正搬上舞台。不过，每部剧本印刷和销售的册数都在慢慢增长：5000册、8000册，然后是1万册，甚至1.5万册。舞台演出也随之而来。易卜生的名声曾3次达到高峰，第一次是在1866-1867年，他创做了大型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同一时期，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布朗德》是对传统的物质主义的一次冲击，它呼吁人们遵从个人的良心，以反抗社会的法则，也许这正是他一生创作的核心主题。《布朗德》的发表（1866）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不仅在挪威，而且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易卜生首次被视作反抗正统观念的领袖；他超越了狭小的、隶属于外国的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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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高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从《布朗德》开始，他将革新的思想付诸戏剧，但同时他也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这类剧作若搬上舞台，其影响力一定远远超过在书斋中阅读。这种想法促使他放弃了诗体，而采用散文体，并赋予它一种新型的戏剧现实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诗为想象而作，散文为思考而作。”这种转变，正如易卜生所有的进展，经历了许多年才完成。有时，易卜生显得极不活跃，静静地思考而不工作。剧作家实际上并不像小说家那样将大量时间用于写作，甚至在一出长剧中所使用的词汇都很少。戏剧创作，与其说是在考虑主题和逻辑，不如说更注重间断发生的、个别的戏剧化的细节，这些细节并不发展为情节，而是成为情节中的材料。易卜生的情况是，创作以前的那段时期特别艰难，因为他所做的是全新的工作。像所有最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不能忍受重复自己，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不同于以往，通常是通往未知领域的新的一步。但是，一旦他确定想要在舞台上展现什么，他的创作就既快又好。作为他新方针的最初的重要成果，《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和《群鬼》（1881）恰好与漫长的维多利亚中期繁荣的衰败以及社会上新产生的焦虑不安的情绪相一致。易卜生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如金钱的力量，对妇女的压迫，甚至人们忌讳的有关性病的问题。他以简洁的日常语言以及人人都能识别的布景将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忠实地展现在舞台上。他所引起的激情、愤怒、憎恶，但主要是兴趣，都是巨大的，并从斯堪的纳维亚扩展到广大的其他地区。《社会支柱》标志着他的影响力已达至中欧的观众，《玩偶之家》则深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它们是最初的现代戏剧，也开启了易卜生成为世界性人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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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易卜生发现自己难以定下心来做一位具有社会目标的剧作家，即使是在赢得世界声誉之后。经过多年漫长的积累，他的事业的第三次高峰到来了。这一时期，可以看到他从政治问题转向个人解放问题，与人类生存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这个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他在记事簿上写道：“解放在于保证个人获得自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按照他特殊的需要生活。”他不断地论证说，除非社会中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保证这一个人权利，否则，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将毫无意义。因此在第三次高峰期间，他还创做了《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达·高布乐》（1890）、《建筑师》（1892）和《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这些剧作当时令很多人大感困惑，甚至难以理解，但现在已成为他最有价值的作品：这些剧本探索着人类的心理，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心灵中的无意识，以及一个人如何才能控制他人这一可怕的主题。易卜生不仅仅始终在艺术领域做着某些新颖和独创的工作，而且对那些还未完全阐述清楚的、甚至是未曾为人探讨的观念他都十分敏感，这正是他的长处。正如丹麦批评家、曾经是他的好友的乔治·勃兰兑斯所说，易卜生“同当代正在孕育萌动的种种思想有着神秘的一致……他的耳朵能够听到一种低沉的隆隆声，这声音宣告着那些暗中破坏社会根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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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些思想已传遍世界。世界各地的戏剧观众都能够从他的戏剧中那些遭受苦难的受害者和深受折磨的剥削者的形象上，找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邻居的影子。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攻击，他为个人解放制定的规划，以及他关于所有人都该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的呼吁，到处受到欢迎。19世纪90年代初，当他载誉回到故乡克里斯蒂亚那后，他的剧本在世界各地被日益频繁地搬上舞台。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于1906年去世），这位当年的药房学徒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出名的人物。他甚至同俄国的托尔斯泰一起被普遍认为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和预言家。他的名声经由威廉·阿契尔[37]和乔治·萧伯纳这样的作家传播开来。新闻记者们千里迢迢地赶到他在维多利亚·泰勒斯的阴暗的寓所进行采访。他每天在格兰特饭店咖啡厅里的露面成为首都的一道景观。在那儿他独自一人坐着，对着镜子，好看到屋子里的其他人。他边读报纸边饮用一杯啤酒，外加一小杯法国白兰地。他每天非常准时地走进咖啡厅，这时全屋的人都站起身向他举帽致敬。直到这位伟人落座后，其他人才敢再坐下来。英国作家理查德·勒加林[38]和许多人一样特意到挪威去观看这一场景，就像其他人纷纷赶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去瞻仰托尔斯泰一样。他如此描绘了易卜生的进场：“一副冷峻、不满的神情，嘴唇紧闭，古板而尊严，正直而严峻……在他那羊皮纸似的脸上，以及锐利的獾一般的眼睛里看不到丝毫人类的温情，就仿佛一位苏格兰长老走进了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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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勒加林所提示的，关于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有一些不完全正确的说法，在他在世时就因为普遍的崇拜和公众的敬仰而固定了下来。这是一位伟大的解放者，他研究并看透了人类，他为此悲叹，他的作品教导人们如何从传统的羁绊和令人窒息的偏见中解放自己。然而，倘若他对人类怀有如此强烈的感情，那么为什么似乎又在排斥个体的人呢？他为什么拒绝同他们接近，而宁可通过阅读报纸的专栏来了解他们？为什么他总是独自一人？他那强烈的、强加于己的孤立从何而来？人们越是靠近地观察这位伟人，就越发现他的古怪。作为一个践踏传统、主张波希米亚式的自由生活方式的人，自己却摆出一副严肃的正统形象；甚至这种正统已经达到了滑稽的程度。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玛丽·路易丝公主，发现他的帽子里面在顶部粘着一面小镜子，以便他梳理头发。许多人首先注意到易卜生的是他那惊人的虚荣心，这一点在马克思·比尔博姆[39]著名的漫画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然，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易卜生妻子的继母玛格达琳·托勒森曾写道，当她在卑尔根初次遇见易卜生时，“他看上去像个怕羞的小土拨鼠……那时他还没有学会鄙视他的人类同伴，而且缺乏自信心”。1856年，《索尔豪格的宴会》获得成功之后，易卜生开始变得非常讲究服饰，他接受了诗人的带褶边的护腕、黄色的手套以及精致的手杖。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更关注服装了，但偏好更加沉闷的样式，这与他在公众面前日益封闭的形象十分相称。因此，年轻的作家约翰·保尔森这样描述1876年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易卜生：“黑色的燕尾服上系着勋章绶带，刺眼的白亚麻衬衣，雅致的领带，闪光的黑绸礼帽，金架眼镜……漂亮的、拢紧的嘴唇，薄得仿佛刀刃一般……我好像是面对着一道封闭的峭壁，一个难解的谜。”易卜生随身携带着一只带有硕大金质饰帽的胡桃木大手杖。第二年，他从乌普萨拉大学得到第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自此以后，他不仅暗示他希望被称作“博士”，而且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礼服。他的衣着过于正式，以至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村姑娘把他当成一位牧师，在他散步时跪下来亲吻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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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服饰的关心异常仔细。他在信中详尽地指示如何将他的衣服挂进衣柜，短袜和衬裤如何放进箱子。他总是自己擦皮靴，甚至自己缝纽扣，当然是让一个仆人先把线穿进针眼里。1887年，他后来的传记作家亨利克——耶格来拜访他，他每天上午都要在穿戴打扮上花费1个小时。然而，他在服饰上的一番努力并没奏效。对于多数人来说，他看上去像个水手长或船主；他的面孔同他的祖先相似，由于长期生活于户外而呈赤红色，特别是饮酒以后。记者戈特弗里德·韦斯滕认为，他以那种令人难忘的、不容置疑的口吻表述老生常谈的习惯，使他像个“瘦小的德国教授”，这位教授“希望将信息刻在我们大脑的记忆里，‘明天，我将乘火车去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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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的虚荣心有个方面达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甚至那些对他最不加批判的崇拜者也感到难以为此辩护。易卜生一生都热衷于奖牌和勋章。事实上，为了得到它们，他甚至让人为难。易卜生具备一定的绘画技能，他常画些诱人的小玩意。《星球勋章》是他留存至今的第一部卡通画，他还打算绘制一个“易卜生之家的勋章”赠送给妻子，然而他真正想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勋章。1869年夏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个探讨语言问题的知识分子会议——这是国际舞台上一场新的、也有人认为是导致灾难的革新——会上他荣获了第1枚勋章。这也是易卜生首次被捧为名流：他整个晚上都在王宫内同国王卡尔十五一道喝着香槟酒，国王赠予他1枚瓦萨勋章。后来，乔治·勃兰兑斯在与易卜生初次会面时（他们已经长时间互通书信）惊奇地发现他在家中也戴着那枚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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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勃兰兑斯发现第二年易卜生已在恳求获得更多的勋章，他必将更为惊讶。1870年9月，易卜生写信给一位经营这类事务的丹麦律师，请求帮助他获得丹尼保格勋章：“你不知道这种东西在挪威的影响力……1枚丹麦勋章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在那儿的声望……这对我太重要了。”两个月后，他又给一位亚美尼亚籍的代理人写了封信，此人虽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业务，但与埃及宫廷有联系，他在信中索求1枚埃及奖章，因为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在挪威文学界的声望”。最终，他得到了1枚土耳其的梅德齐底勋章，他欣喜地称之为“一个漂亮的东西”。1873年是他的奖章丰收年：他赢得了1枚奥地利奖章和1枚挪威的圣奥拉夫勋章。然而，他积聚更多的奖章的努力仍旧毫不松懈。他曾向一位朋友否认他对于这些奖章有“任何个人的欲望”，但是“一旦它们进入我的生活，我是不会拒绝的”。这是一句谎言，他的信件可以证明这点。甚至据说在19世纪70年代，为了得到奖章，他会脱帽向经过身边的车身上带有皇家或贵族徽章的马车致敬，即使车上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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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别的故事也许是恶意的捏造。但是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实易卜生对奖章的痴迷，因为他坚持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展示他那堆不断增多的光彩夺目的勋章。据说早在1878年，他出席一个俱乐部的晚宴时，身上披挂着所有的奖章，其中一个像狗项圈似的绕在他的脖子上。瑞典画家格尔奥格·保利曾经碰见易卜生在罗马的大街上炫耀他的奖章（不光是绶带，而且有星形勋章）。有时，他似乎每晚都把它们戴在身上。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当有“年轻的朋友们”在场时，它“提醒我必须举止适度”。尽管如此，如果他没有佩戴那些奖章，邀请他出席晚宴的人总是感到宽慰，因为它们会引起人们的微笑，甚至公开的大笑会如同传递酒水那样传开去。有时，他甚至在大白天也佩戴着它们。当他乘坐的回挪威的船停靠卑尔根码头时，他穿上正式的服装，佩戴着勋章，走上甲板。他惊恐地发现他的4个过去的酒友——两个木匠、1个教堂司事和1个代理人，正等着迎接他，并在大喊：“欢迎老亨利克！”他随即返回船舱，畏缩在那儿，直到他们离去。甚至到了晚年，他依旧逢迎权贵。1898年，他太急切地想得到丹尼保格大十字勋章，于是在被正式授予之前先从一位珠宝商那儿买了1枚；实际上丹麦国王除了颁发给他1枚外，还送过他1枚饰有宝石的样品。因此他最后共拥有3枚勋章，其中两枚不得不还给宫廷珠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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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世界名人虽与他的战利品一起熠熠生辉，然而他最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虚荣，或愚蠢，还不如说是怨恨的力量和赤裸裸地被压抑的愤怒。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凭着硕大的头颅和粗壮的颈脖，他的身上似乎焕发着力量。勃兰兑斯说：“他看上去就仿佛你需要借助一根棍棒才能制服他。”他还有一双令人惊恐的眼睛，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似乎是这种凶猛目光的时代。格莱斯顿[40]的这种目光投射到一位下院议员身上时，能使这位议员忘掉自己试图说的话。托尔斯泰同样用他那蛇怪般的眼睛使评论家们张口结舌。易卜生的凝视令人想到正在考虑判决的法官。勃兰兑斯说，他逐渐地灌输着恐惧，“他的胸中贮存着24年的辛酸与仇恨”。任何一个完全了解他的人都不安地意识到，就在他的外表下面潜伏着火山般一触即发的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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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容易引起脾气的爆发。除了一段不长的时期外，易卜生饮酒从不过量，更不是个酒鬼。他从不在工作的时候喝酒。清晨，他总是穿一件刚刚熨烫过的晨衣，头脑清醒地坐在写字桌前，毫无醉后的不适。但是他在社交场合则借助酒来克服他那强烈的羞怯和沉默寡言，不过那种能使他的舌头放松的酒精同样也能燃起他的怒火。在罗马的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他在饭后的发火使他声名狼藉，令人们震惊。而且，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没完没了的表彰和庆祝宴会上，此类宴会是19世纪全欧洲和北美的一大特色，尤其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喜爱。易卜生似乎参加过上百次此类宴会，结局通常是灾难性的。弗雷德里克·克纳松在意大利结识了易卜生，据他讲述，在一次气氛友好的晚宴上，易卜生攻击了一位身患结核病的（这是那么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待在南方的原因之一）青年画家奥古斯特·洛郎厄。易卜生说他是个糟透了的画家：“你不配用两条腿走路，而应该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克纳松补充说：“他对这个不曾冒犯过他人又毫无防备的青年的攻击，惊得我们说不出话来，虽然易卜生没有猛击他的脑袋，这个不幸的肺结核病人也完全应该和他理论一番了。”最后，当他们准备离席时，易卜生已经踉踉跄跄，不得不被人送回家去。不幸的是，酒虽然在下面敲打他的两条腿，但不一定能让他那条野蛮的舌头平静下来。在罗马的另一次晚宴之后，格奥尔格·保利和挪威画家克里斯蒂安·罗斯把披挂着所有奖章的易卜生送回家，他“喋喋不休地数说着我们的种种不是，以表明他对我们的感激和信任。他说我是个‘讨厌、自负的青年’，而罗斯是‘一个十分讨厌的人物’”。1891年，勃兰兑斯为向他表示敬意，在克里斯蒂亚那的格兰特饭店举办盛大的晚宴，而易卜生却制造了一种“压抑的气氛”。当勃兰兑斯“慷慨地发言颂扬他时”，他却卖弄地摇晃着脑袋，“拒绝对主人的发言致答词”，只是说“对于这类演讲，任何人都可以说上一大套”。最后他宣称对挪威文学“一无所知”，这是对主人的侮辱。在其他的以他为主客的招待会上，他会别过脸去，不理会其他的客人。有时，他喝得太多，以至只会一个劲儿地重复说：“什么，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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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时也会轮到易卜生自己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狂饮的受害者。人们甚至可以写一本书来描绘一下那个时期那里混乱不堪的宴会。1898年，在一个专为易卜生举办的非常隆重的宴会上，主要发言人索弗斯·斯坎道夫教授喝得酩酊大醉，他的两位邻座，一位主教和一位伯爵不得不阻止他。这时，一位客人咯咯笑起来，他大声嚷道：“闭上你的——嘴，我在发言。”与此同时，易卜生被一个颇具艺术鉴赏力但已喝醉了的画家紧紧地抱住了，他气恼地大喊：“把这个人拖开！”清醒的时候，他不会做出过分的、使他内疚的举动，事实上他很会吹毛求疵。一次，一位装扮成男人的姑娘被人违例偷偷地带进罗马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他坚决要求将这名会员开除。任何浮夸的或是不合礼仪的行为都容易激起他的怒火。他是一个发怒专家，对他而言，性情最暴躁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实际上，他甚至很看重怒火的自然发作形式。他后来写道，在创作狂暴的诗剧《布朗德》时，“我将一只蝎子放进啤酒杯搁在桌上。这只虫子不时地焦躁起来，然后，我将一片熟透了的水果丢进杯中，它立刻凶猛地刺进去，把它的毒汁射入水果中，而后它又恢复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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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从这个生物身上看到自己在发泄胸中的怒气？他的那些通常隐藏着怒火、有时爆发出来的剧作是否就是一种深刻的治疗行为？没有人了解易卜生的内心深处，但他的许多熟人都意识到，他早年的生活和奋斗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无法平息的怨恨。在这方面，他和卢梭十分相像：他的自我终生都带有伤痕，结果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怪物。很不公正的是，他认为父亲和母亲应对他不幸的青年时期负责；他的同胞手足也有连带的罪责。自从离开希恩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设法同家里保持联系。反过来，1858年，为了向他富有的舅舅克里斯蒂安·派于斯借钱，他最后一次去希恩，却有意地不去探望父母。他同姐姐海德维格有些联系，但这可能和未还清的债务有关。1867年，他写给他的同事、作家比约恩斯切纳·比昂松[41]一封可怕的信，比昂松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易卜生的儿子，他写道：“怒火增强了我的力量。如果一场战争即将来临，那么就让它爆发吧！……我将不会放过母亲子宫里的婴孩，也不会保留也许激发过人们行动的那些思想和情感，他们将有幸成为我的牺牲品……你知道吗，我之所以终生都不理会我的父母和全家，因为我无法忍受继续保持一种建立在不完全理解基础上的关系。”父亲1877年去世时，易卜生已有近40年不曾与他联系了。他在写给舅舅的信中为自己辩解说“主要原因”是“从很早起境况就不允许”。他的真实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败落了，而他正在上升，他不想被他们拖后腿。他以他们为耻；他担心他们可能会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他越富有，越有能力帮助他们，就越不想与他们联络。他从未试图帮助过他那跛足的弟弟尼古莱·亚历山大——他最后去了美国并死于1888年，终年53岁。他的墓碑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为陌生人所敬爱，为陌生人所哀悼。”同样，易卜生也没理睬最小的弟弟奥勒·派于斯，他先后做过水手、店主和灯塔看守人。奥勒的生活一直十分穷困，却是唯一帮助过他们可怜的父亲的孩子。易卜生曾为他写过一封求职介绍信，但从没给过他一分钱，也不曾在遗嘱中留给他任何东西；1917年，奥勒死在一家老人收容所里，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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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家庭生活背后，有一个被更加小心地隐藏起来的、痛苦的故事。它可能出自易卜生自己的某出戏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易卜生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出遮遮掩掩的易卜生式的戏剧。1846年，他18岁，仍然生活在那家药房，他与那儿雇用的一位比他年长10岁的女仆艾尔丝·索菲金斯达特私通。她怀孕了，于1846年10月9日生下一个男孩，她给孩子起名汉斯·雅各布·亨利克森。这姑娘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她出身于一个颇有声望的自由农场主家庭；她的祖父克里斯·劳夫特斯曾领导了一次著名的反抗丹麦统治的农民起义，死时被绑在阿克舒斯安塞内的岩石上。这姑娘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她回到父母身边，生下了孩子，此后再没有指望从孩子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但是按照挪威法律以及地方议会的法令，易卜生必须支付抚养费，直至汉斯·雅各布14岁。易卜生本来就很贫困，因此十分痛恨对他微薄的薪酬的这种搜刮，就再也不能原谅那孩子和母亲。就像卢梭，他从来不承认汉斯·雅各布是自己的儿子，也从不关心他，或是甘愿从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给这孩子最微小的帮助。男孩后来成了一个铁匠，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29岁。艾尔丝的眼睛瞎了，她父母的房子被夺走了，她就住进一间小棚屋。她的儿子在岩石上刻上“饥饿之山”几个字。艾尔丝死时也是一贫如洗，那是1892年6月5日，终年74岁，易卜生很可能不知道她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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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雅各布绝不是一个粗鲁的人，他曾阅读过大量的书籍，特别是历史著作和游记，他还是一位熟练的小提琴制作师。但他常常醉酒，得过且过。他有时到克里斯蒂亚那去，那里了解他秘密的人都为他与其大名鼎鼎的父亲的酷似而震惊。他们中的一些人设想了一个计划，让汉斯·雅各布穿上和易卜生相似的衣饰，然后，一大早就坐到格兰特饭店里那位名人通常占用的桌子前，这样，当易卜生早晨前来享用他的啤酒时，他将面对他犯下的罪孽的直接证据。然而，他们没有胆量这么做。研究易卜生的大权威弗兰西斯·布尔说，汉斯·雅各布只与他的父亲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892年，身无分文的儿子来到父亲的寓所想要点钱。易卜生自己开的门，显然他第一次看到了儿子，那时汉斯已经46岁。他没再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只给了汉斯·雅各布5个克郎，并说道：“这是我给你母亲的，它对你来说足够了。”——然后，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大门。父亲与儿子再也不曾相见，汉斯·雅各布从易卜生的遗产中一无所得。1916年10月20日，他穷困潦倒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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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易卜生排斥他的子女们，无论是合法的，还是私生的，其原因之一是担心他们觊觎他的钱包。早年生活的贫困给他留下渴求安全的永久伤痛，唯有不断地赚取、积聚和保存金钱才能缓解痛苦。这是他生活中的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他的吝啬与他的其他任何方面一样，都是超人一等的。为了钱，他随时准备撒谎。他是一位私下里仇恨君主政体的无神论者，因而他写给卡尔十五的申请100英镑年金的请愿书就显得出人意料：“我并非在争取某种挂名职务，而是为我所坚信的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奋斗……这取决于陛下崇高的帮助，我是否必须保持沉默、屈服于那种伤害心灵的最残酷的剥夺，当我已确知被赋予了战斗的精神武器时，这种剥夺却逼迫人放弃生命的使命去屈膝投降。”这时（1866），他因《布朗德》已稍有收益，开始存钱。他先是将银币藏在一只短袜中，然后发展到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在意大利，流亡的同伴注意到他把哪怕是最微小的花费都记在笔记本上。从1870年到1900年他第一次中风，他保留着两本黑色的笔记簿，一本用来记载他的收入，另一本记录他的投资，他的投资全都是绝对保险的政府债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10年，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标准，他的收入不论怎样都算不上丰厚，因为他的剧作很迟才得以在世界各地上演，而且，任何情况下版权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1880年，他的收入首次超过1000英镑，根据当时挪威人的标准，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财产总额继续稳步增长，投资也是如此。实际上，很可能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把个人收益中如此大的部分用于投资，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里，他投资的比例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当他的婚生子西居尔问道，他们为什么生活得如此俭朴时，他回答说：“睡得好而吃得不好比吃得好而睡得不好强。”尽管他的财富在增加，他和他的一家依旧住在陈设破旧的房子里。他说他羡慕比昂松，因为他拥有房子与土地，但他自己从不打算购买任何房产，甚至不买家具。易卜生最后在维多利亚·泰勒斯和阿宾斯街的寓所与他过去的住处一样，不像是私人住宅倒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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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易卜生所有的寓所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它们看起来被分成了两半，丈夫和妻子各自占领一个独立的堡垒，以进行防御和向对方发起进攻。这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履行他年轻时的誓言，因为他曾告诉他最早的朋友克里斯托弗·迪尤，“他的妻子，如果他会有一个妻子的话，就必须住在单独的楼层里。他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面，而且彼此也不以‘你’称呼”。订婚之后经过冷淡的两年，1858年，易卜生与卑尔根市教长的女儿苏姗娜·托勒森结为夫妇。她喜好读书，富于决断，相貌平平，但有一头漂亮的秀发。她那位颇有才学的继母曾轻蔑地谈起易卜生，说除了索伦·克尔凯郭尔，她不知道还有谁“如此明显地强迫自己孤独”。这场婚姻有用但不温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易卜生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的剧作不是被拒绝就是失败，他的精神一度极为沮丧，他认真地考虑起发展自己的另一才能即绘画，而她则竭力阻止，强迫他每天坚持写作。正如西居尔后来所说的：“世界将感谢我的母亲，她使人间少了一位拙劣的画家，却得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西居尔生于1859年，他总是将他的母亲描绘成易卜生身后的力量：“他是天才，她是志气，他的志气。他知道这一点，尽管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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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西居尔把这场婚姻描绘成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而当时其他人，包括易卜生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根据一位年轻的丹麦人马丁·施内克卢特的日记来看，易卜生一家在意大利的生活是一派凄凉。他写道，易卜生陷入“绝望的处境”，因为他发现自己娶了一个他并不爱的女人，而且“不可能和解”。他发现易卜生“个性专横，固执，以自我为中心，同他热情的男子气奇怪地混合的是他个性的懦弱与强制的理想主义，然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屑于表达那些理想……而她是十足的女性气度，虽不老练，但性格沉稳、坚定，明智和愚蠢混合在一起，不乏感情但缺少谦和与女性的爱心……他们彼此向对方发起战争，残酷而无情，可是她依然爱着他，即使只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他们可怜的儿子命运最悲惨，这是任何其他孩子从未有过的”。他继续写道，“易卜生自己一心只顾他的工作，以致那句箴言‘人性第一，艺术第二’实际上已经被颠倒了。我认为他对妻子的爱早就消亡了……他现在的罪过在于他不能训诫自己去纠正这种处境，反而一定要把他那种喜怒无常、专横暴虐的个性凌驾于妻子和他们心灵扭曲、满怀恐惧的可怜的儿子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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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易卜生冷酷的自私，苏姗娜并非毫无防御之力。比昂松的妻子曾引述她在西居尔出生后所说的话，她说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这也就意味着不再有性生活了（不过她是个有敌意的见证人）。离婚的谣言不时地冒出来。易卜生的确憎恶婚姻，比如他在1883年这样写道：“它使每个人都带上奴隶的标记。”但是，出于谨慎和希望安全，他始终维持着自己的婚姻。在一封保存至今的他于1895年5月7日寄给妻子的奇怪的信中，他激烈地否认他将离开她而转向希尔杜·安德森的谣传，并把这些谣言归咎于他憎恶的她的继母玛格达莱·托勒森。易卜生常常对妻子十分苛刻和不满，但是她知道如何施行报复。当他发火时，她只不过当面嘲笑他，心里明白他天生胆怯而且惧怕暴力。她甚至耍弄他的恐惧感，搜集报上登载的有关日常惨祸的恐怖报道给他看。综合说来，他们不可能是和睦相处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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