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7145 知识分子 [:1703246319]

1703247146 知识分子 7　罗素：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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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48 历史上没有一位思想家像伯特兰·罗素，即第三代罗素伯爵（1872-1970）那样，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向人类提供劝诫。他出生的那一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连任美国总统，而他去世于“水门事件”前夕。他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斯蒂文·克莱恩[109]要小几个月，又比加尔文·柯立芝[110]和麦克斯·比尔博姆[111]大几个星期；他是如此长寿，他迎接了1968年造反的学生，也欣赏了品特[112]的作品。在整个一生中，他从容不迫地发出一系列的忠告、劝诫、信息、警告，而这一切涉及的学科之广令人惊异。有一份书目（几乎肯定不完整）列出了他的68种著作。他的第一本书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于1896年，从那年算起，维多利亚女王还有5年的寿命；他的遗作《分析论》（1973）出版于尼克松辞职的那年。他的著书范围涉及几何学、哲学、数学、司法、社会重建、政治思想、神秘主义、逻辑学、布尔什维主义、中国问题、人脑、工业、原子入门（此书出版于1923年；36年后他又出了一部关于核战争的书）、自然科学、相对论、教育、怀疑论、婚姻、幸福、道德、休闲、宗教、国际事务、历史、权力、真理、知识、权威、公民、伦理、传记、无神论、智慧、未来、裁军、和平、战争犯罪以及其他论题。此外他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几乎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话题，例如，唇膏用法、旅游礼仪、雪茄选择以及虐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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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50 为什么罗素觉得他有资格向世人提出那么多建议？为什么人们会听从他的话？对于第一个问题，无法立刻给予明确的答案。他的著述如此丰富，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发觉写作于他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也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他的朋友迈尔斯·梅尔森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每天清晨，伯迪[113]要一个人出去散1个小时的步，构思出他一天中要写的东西。然后他回来，用早晨余下来的时间写作，他文思流畅，下笔轻松，没有丝毫的修改。”这项令人惬意的活动为他带来的经济收入都被记录在一本小小的记事簿上，他把一生中发表作品或在电台做节目得到的酬金都一笔笔记入其中，放在一个贴身的口袋里。偶有懒散或是灰心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掏出来仔细翻阅，并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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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52 无疑，罗素并没有多数人所经历过的广泛的人生体验，对民众的意见和情感他也不大感兴趣。他是一个孤儿，在4岁的时候，双亲都去世了。他的童年是在祖父家里度过的。他的祖父第一代罗素伯爵，即约翰·罗素勋爵在改革前的旧下院策划了“选举法修正案”（1832）。罗素的背景便是辉格党望族，他们专断地喜好激进思想，但又严禁自己与平民甚至中上阶级有所接触。老伯爵作为前首相享有维多利亚女王钦赐的彭布鲁克大宅，该住宅位于里奇蒙德公园内，罗素就在这儿长大。我总在猜想，他那独特的口音，既清晰又古老，是得自他的祖父，尽管人们经常错误地将之归属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114]。但在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母，她是一位道德严谨、笃信宗教的妇人，有着鲜明的清教观念。罗素的父母不仅是无神论者，而且是极端激进分子，按照他们的遗愿，罗素应该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指导下成长。他的祖母压根就不理这一套，她让罗素一直待在家里，让他身处《圣经》和蓝皮书[115]的氛围中，由一连串的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对他进行教育（其中有一位后来被发现是无神论者）。所有这一切对罗素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是要走自己的路的。15岁时，他用希腊语写日记，在那些窥探的眼睛下将自己的想法隐瞒了下来：“我已经……研究过我生长于其中的那个宗教的真正基础。”他变成这个时代的怀疑者，在他的余生中也始终如此。绝大多数人承认并且需要某种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这种念头对罗素没有多少吸引力。他相信所有宇宙之谜的答案都将由人类的智慧发现，或者根本就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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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54 没有人比罗素对智力有更强烈的信心，尽管他倾向于把智力视为一种几乎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力量。对抽象智力的酷爱和对肉体行为的怀疑使他成为一位数学家，这很可能是他祖母那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方式所致。在他的一生中，对于数字的科学怀着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强烈的热情，没有什么比这门学科更加远离人群了。在一群善于死记硬背的老师帮助下，罗素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1893年他被列为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一等第七名。随后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与A.H.怀特海[116]合写了巨著《数学原理》的草稿，这本书完成于19世纪的最后一天。他写道：“我喜欢数学，因为它是超越人类的。”在《数学原理》中，他充满喜悦地说：“数学拥有的，不仅是真理，而且是超凡的美——像雕像般静穆而庄重的美，它不诉诸我们任何日益软弱的天性，其至纯至美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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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56 罗素从不相信能够或者应该鼓励普通民众去深入知识的新领域。他关于数学的专业著作，始终具有严格的专业风格，对那些非专业人士不肯做出丝毫让步。他认为哲学的思考应该以一种特殊的语言进行，他不仅要奋力保持，而且要强化这一神圣的准则。他是智力的祭司，他禁止门外汉窥探堂奥。他与他的那些哲学家同僚，比如G.E.摩尔[117]，有极大的分歧，摩尔试图以一种普通常识的语言来讨论问题，他则坚持认为：“常识体现了原始人的形而上学。”不管怎样，这位智力的祭司尽着义务，他自己认为只能在他们所属的那个等级中举行依洛西斯秘密仪式[118]，同时那个等级中的另一些人也在尽着自己的本分，以他们的知识储备为基础，拿出一部分易消化的成果来款待普通老百姓。因此，他将专业哲学与大众伦理学区分开来，并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实践。l895-1917年、1919-1921年以及1944-1949年，罗素都是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他还花了好几年时间在美国各种大学里开讲座和教课。但他一生中更多的时间被用于告诉公众，他们应该思考什么、做些什么。智力的布道完全占据了他那漫长的后半生。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的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一样，对于全世界的大多数人而言，罗素变成了理论哲学家的典范和原型，演说家的化身。哲学是什么？瞧，就是伯特兰·罗素口中所谈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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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58 罗素是一个天才的阐述者。早期，他写了一部阐释莱布尼兹著作的作品，他一向很崇敬莱布尼兹。那部杰出的概览式的巨著《西方哲学史》（1946）是所有这类著作中最富才智的，也自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他的那些学术同仁们对此议论纷纷，对他写出通俗作品装作惋惜，其实是妒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发现他的《幸福之路》（1930）“真叫人难以忍受”。当他的最后一部主要哲学论著《人类知识》于1949年出版时，学术界的评论家们拒绝认真地看待它，其中一位称该书为“魔术家的切口”。但是公众乐于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书斋步入尘世。此外，人们感到罗素无论是对是错，他有勇气坚持己见，并为此甘受惩罚。正如爱因斯坦为了逃离纳粹暴政而流亡，罗素多次与各种权威发生争执，并勇敢地接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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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60 例如，1916年他匿名为“拒服兵役同盟”写了一份传单，抗议不顾征兵法中的“自愿条款”而将一名拒服兵役者送入监狱的做法。散发传单者被拘捕，审讯后被判入狱。罗素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结果他被送上了法庭，在市府大厦当着伦敦市长的面，他接受了审判，被罚100英镑。但他拒绝支付罚金，于是他在三一学院的家具被扣押出售。头面人物组成的三一学院评议会是管理高级研究员的，它取消了罗素的研究员资格。他们处理这件事是认真的，大部分人似乎经过长久的思考，并依据最高原则才付诸行动。但是在公众看来，比起类似的情况，惩罚好像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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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62 1918年2月11日，罗素再次受审并判罪。这次是因为他为一份名为《民友》的激进报纸写了一篇《德国和平的提示》。文章中称：“那时美国驻军将会占领英国和法国，无论他们能否有效地对付德国人，毫无疑问他们是能够威吓罢工者的，这是美国军队在国内习惯性的工作。”他此番言论轻率失实，实在有些荒谬，为此他受到了指控，按照王国国防法，他是“在印刷刊物上发表某些可能损害国王陛下与美利坚合众国关系的言论”。为此，他在舰首街受审，被判刑6个月。他从狱中被释放后，外交部拒绝发给他护照（至少有一段时间），常务副大臣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在卷宗上记道，罗素是“国内最爱捣鬼的怪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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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64 1939-1940年，罗素再次陷入法律纠纷之中，当时他被委派到纽约市立大学担任教授。此时的他因为反宗教的和据说是不道德的观点而声名狼藉。除了无数反基督教的文章之外，他还做了一番高谈阔论的表演，完成了《无神论者的信念》，他就像牧师在宣道：“我们不相信上帝，但是我们相信人类的至高无上！我们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但是我们相信善行的不朽！”他很乐于将这些言论向他那些进步的朋友们的孩子宣讲。当他在纽约的任命被宣布后，当地的圣公会和天主教会对此发出强烈抗议。由于该大学是地方自治性学校，市民可以起诉反对此项任命，而且就有一位妇人受人指使这样做了。她对纽约市政当局提起诉讼，此时当局唯恐输掉这场官司，其急切就如同她之想赢。她的律师宣称罗素写的东西“淫荡色情、肉欲横流、色情狂、催欲剂、傲慢无礼、思想褊狭、满纸谎言、丧失道德”。法官是一位爱尔兰裔美国人，他也加上一番谩骂并判定罗素不胜任该职务，因为他是“异己的无神论者和自由性爱的鼓吹者”。F.L.加迪尔市长拒绝了对此项判决的上诉。纽约法院的注册官则公开说，罗素应该被“浑身涂满柏油并沾上羽毛，然后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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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66 罗素最后一次与当局发生冲突是在1961年，当时他已88岁。他拼命想让自己在抗议核武器时违反民法而被捕。2月18日，罗素参加了在伦敦国防部外的一次非法“静坐”，在人行道上坐了几个小时，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只好回家了。然而8月6日，他被传唤要在9月12日去舰首街，因为他煽动公众破坏法律。到了那一天，他被审讯判定入狱1个月，减刑到1个星期（这个星期他在监狱医院的病房中度过）。当这一判决宣布时，有人大叫：“耻辱，耻辱，一个88岁的老人！”但是，领薪治安官只是说：“你的年纪已经够大了，应该更聪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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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68 这些事件是否使罗素的某些观点实际上为民众所接受，这一点还有疑问。但是他们可以证明，罗素真诚而乐意地把哲学领出学术的象牙塔，引入日常世界。人们一想到他，就模模糊糊地觉得，他就是正在服毒的现代苏格拉底；或者是从雨水桶中冒出来的第欧根尼[119]。事实上，认为罗素将哲学引入日常世界的观点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恰恰相反，他试图把日常世界塞入哲学中，他没有成功，他发现这种做法并不适宜。爱因斯坦的情况就与罗素完全不同，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所关心的是宇宙的真实的运转，并决心把他对这一运转的描述，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加以经验的证明。纠正了牛顿的物理学说后，他改变了我们看待宇宙的整个方式，他的学术成果有着数不尽而且持久不衰的实用价值——他对原子论的贡献确实是通往人造核能之路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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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0 相比之下，没有人比罗素更远离社会现实了。他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机械装置或是从事任何日常事务，而这样的事即便是娇生惯养的人无须动脑筋也能做。他爱喝茶，却不会煮茶。当他的第三个妻子皮特不得不外出时，她要在厨房的石板上留言：“提起埃斯（炊具）上的衬垫，把壶放到加热板上，然后等待水开，然后把水从水壶倒到茶壶里。”在进行这番操作时，他还是不幸失败了。上了岁数后，他耳朵渐聋，为此他配上了一副助听器，但离开别人的帮助，他根本就无法让它工作。人类，还有物质现实，始终使他困惑不已。他曾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逼迫他“改变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在此之前，我曾以为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战争使我相信这是少有的例外。我曾以为大多数人对于金钱的喜爱几乎超过了其他一切，但是我发觉他们更爱破坏。我曾以为知识分子通常都热爱真理，但是我再次发觉在这些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宁要真理不要出名”。这一愤愤不平的段落暴露出他对战争时期，实际上是其他任何时候，寻常百姓的情感活动是如此无知，几乎是蔑视公论。他的多卷本的自传，还有其他许多言论，都使普通读者大惑不解：如此充满智慧的一个人，竟然对人性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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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2 说来奇怪，在别人身上，罗素完全能够发现——并为之感叹——一种同样的危险：同理论上的知识相结合的，是实际上对人民感情和需要的一无所知。1920年他访问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于5月9日与列宁有一次会面。他发现列宁是“一种具体化的理论”。“我有这样的印象”，罗素写道，“他鄙视民众，是一位知识分子贵族”。罗素清楚地看到这种结合使一个人不可能聪明地进行统治；进而，他又加上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与他（列宁）会面时不知道他是谁，我绝不会猜到他是一个伟人，我会认为他是一位固执己见的教授。”他不可能也不会明白，他对列宁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他自己。他也是一位知识分子贵族，他鄙视民众，有时候也会对民众施以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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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4 此外，罗素不仅仅全然不知多数民众的实际行为，还极度缺乏自知。他也不能看到在列宁身上反映出来的自己的特点。更为严重的是，他没有发现自己正暴露在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力量面前，对公众中的这股力量，他本来是感到悲哀的。罗素的总体立场是，世界的种种弊端将主要依靠逻辑、理性和节制来解决。如果男人们和女人们服从理性而不是情感，依靠逻辑来讨论问题，节制而不是极度放纵，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人际关系就会和谐，人类生存状况也会稳步改善。作为一个数学家，罗素的观点是：纯数学中没有一个概念，不能用逻辑的术语给它界定，没有一个问题，不能用理性的方法解决。他并没有愚蠢到认为解决人类的问题就如同解数学方程式，但是他仍旧相信，只要有时间、耐心、方法和节制，理性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大部分麻烦，无论这些麻烦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他确信，完全有可能用一种哲学家的超脱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首要的一点，他认为只要确立了适当的理性和逻辑准则，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举止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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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6 但是，问题在于罗素反复表明，在他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所有这些主张都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的观点和行为，不仅取决于他的理性，也取决于他的情感。一旦危机发生，逻辑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也不敢保证自己仍能举止得体。他的缺点还不仅于此。当他在宣扬自己的人道的理想主义时，罗素将真理置于其他考虑之上。但在背后，他也会——更倾向于——试着跳出这样的框框。当他的正义感被激怒，他的情绪被激发起来时，他对准确性的尊重就会瓦解。况且，从理论上来说，理性和逻辑的追求者们就应当符合理性和逻辑，而罗素发觉很难做到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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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8 让我们追溯一下罗素有关战争与和平——这是个伟大的主题——思想的发展。在这方面，他所投注的精力，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事情。罗素视战争为无理性行为的极端范例。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次小规模战争，他痛恨所有的战争。他对战争的厌恶完全出于天性。l894年，他与爱丽丝·惠特奥——罗甘·皮尔索·史密斯[120]的妹妹——结了婚。她是贵格会[121]教徒，她温顺的性格以及她的宗教和平主义，使罗素的观点更加坚定，并发生符合逻辑的（正如他自己发现的）变化。1914年战争爆发，他声明自己完全反对这场战争，而且竭尽全力在大西洋两岸争取和平，为此他不惜损害自己的自由和专业。但是，导致他入狱的那些言论，并不像一个促进和平的人，或是一个通情达理、节制稳健的人所说的。他为和平主义做辩护的主要哲学论述是《战争伦理学》（1915），他认为战争从来就不需要充分的理由，它本身已具备了足够的逻辑性。但是，他的和平主义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找到了一种即使算不上争强好斗的，至少也是高度情绪化的表达方式。比如，1915年国王乔治五世许下战时戒酒的诺言，罗素立即放弃了他根据爱丽丝的请求所接受的绝对戒酒主义。罗素写道，乔治五世此举的动机是“为德国人的屠杀提供便利，由此一来，似乎和平主义与酒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在美国，他将美国的力量视为一种实施和平的手段，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的救世主，罗素激动地恳求他，“承担起捍卫人类的首要责任”来对付诸交战国。他以期待救世主的心情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一种坚定的信念迫使我代表欧洲所有的国家发言。我以欧洲的名义，恳求阁下为我们带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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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0 也许罗素曾痛恨战争，但有不少次，他也爱上了武力。在他的和平主义中，有些东西带有挑衅的，有时甚至带有好战的成分。战争开始后，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几个星期以来，我觉得如果我碰巧遇上了阿斯奎斯[122]或格雷[123]，我会克制不住要去杀掉他们。”实际上，不久以后，他真的与阿斯奎斯不期而遇，当时罗素在加斯庭顿庄园游泳，当他一丝不挂地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发现首相正坐在岸边。此时的罗素，怒火已经平息，他不再去杀首相了，反而与他展开了关于柏拉图的讨论，阿斯奎斯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我曾为著名的编辑金斯利·马丁工作过，他非常了解罗素的为人，他常说，他所遇到的所有最好斗的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并引罗素为证。罗素的门生T.S.艾略特也说过同样的话：“（罗素）认为对杀人的任何宽恕都是很好的。”这并不意味着罗素对斗殴有什么兴趣。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相信有绝对的解决办法。他不止一次地重复着一个念头：由一位强有力的治国之才发起一场行动，将这个世界带入永恒和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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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2 这个念头首次涌入他的脑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当时他宣称，美国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力量坚决要求裁减军备：“在美国，各种族混合在一起，又相对缺少国家传统，所以这个国家特别适宜完成这项工作。”1945-1949年，美国成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罗素的建议重新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后来罗素对自己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言论尽力予以否认，或者含糊其辞，或者进行种种辩解，所以确定其细节和年代的顺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曾证实的那样，罗素在若干年中，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主张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与大多数的左派人士不同，罗素一向彻底地排斥马克思主义。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20）一书中描绘了自己1920年的苏俄之行，并对列宁及列宁所做的一切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把斯大林当作一个怪物，对断断续续传到西方的一些消息，如强制性的集体化、大规模的饥荒、一次次清洗、集中营等，他都认为是事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完全不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1944-1945年，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已接受了苏维埃在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罗素并没有他们的那种满足，在罗素看来，这是西方文明的灾难。“出于理智，我无比憎恨苏维埃政府”，这是他写于1945年1月15日的话。他深信只有武力威慑或是进行战争才能遏制住苏维埃的扩张。在1945年9月1日的一封信中，他断言：“我认为斯大林继承了希特勒想要对这个世界进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因而，当美国第一次对日本使用了核武器后，他马上就重提昔日的观点，认为美国应以强制性的手段为世界带来和平和裁减军备，可以用新型的武器胁迫顽抗的苏联。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首次公开这一策略的文章发表在1945年8月18日格拉斯哥出版的工党杂志《向前》和10月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10月20日的《队列》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一论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文章题为《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其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战争的借口并不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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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4 在5年多的时间里，罗素反复重申着同样或是类似的观点。1946年的7-8月，他在《辩论者》上陈述自己的观点。1947年12月3日，他在皇家学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的《联合帝国》和1948年1月的《新联邦》上。1947年9月9日，他在帝国国防学院做了一次讲座，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罗素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观点。1948年11月，他出席了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生讨论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被发表在1949年1月的《十九世纪及其后》上。1950年3月，他在《国际瞭望》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罗素向来直言不讳。他在皇家学会的讲话中提出要结成同盟——勾画出北约的轮廓——这是向苏联发出命令：“我倾向于认为苏联会默许；如果反对的话，只要我们迅速地采取措施，世界仍能从由此导致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并出现唯一的政府，正如这个世界所需要的那样。”1948年5月，他写信给一位美国裁军专家沃尔特·马赛博士说：“如果苏联在西欧横行，那么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将无法消除。实际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将会被送到劳动营，不是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就是在白海边，在那种地方绝大多数人会死于困苦，而幸存者们将会变成野兽。如果使用原子弹，首先必然会投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西欧。即使没有原子弹，苏联人也会摧毁英国的所有大型城镇……我从未怀疑过，美国将会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但是，除非西欧能从侵袭中幸存下来，否则将会丧失几个世纪的文明。即便要付出如此代价，我认为一段时间的战争也是值得的。极权主义一定会被扫除，世界政体一定会被确立。”罗素一再强调速度的重要性：“迟早有一天，苏联人也会拥有原子弹，那时，事态将会更加严峻。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尽快进行，要以最快的速度。”实际上，当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他依旧坚持他的论点，强烈要求西方必须发展氢弹。“我并不认为，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达成限制原子战争的协议只会造成损害，因为每一方都会以为对方在躲避战争。”然后，他毫不妥协地提出了“死比赤化好”的观点：“下一场战争，如果要来临的话，将会是人类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更大的灾难是：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扩展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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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6 罗素主张的预防性战争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哲学家代表大会上，罗素为此受到苏联代表阿诺斯特·科尔曼的强烈抨击。罗素以同样粗暴的语气回应他：“回去告诉你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主子们，他们必须派出更能干的奴仆来实施他们的宣传和诱骗计划。”直到1953年9月27日，他还在《纽约时报》的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话：“尽管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将会非常可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宁愿战争而不要一个全球极权主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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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8 然而，差不多就在这时，罗素的观点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在发表那番言论的第二个月，即1953年10月，他就在《国家》杂志上否认自己曾“赞成对苏联发起一场预防性战争”。他写道，所有的传闻都是“共产党人的杜撰”。据一位朋友的记载，有一段时期，无论什么时候对罗素提起他那些战后的观点，他都会坚持说：“这不可能！那都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胡编乱造。”1959年3月，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福瑞曼的电视采访，在他的一次著名的“面对面”节目中，罗素改变了方针，美国的裁军专家们拿出了罗素早期的言论的文字材料，这样一来他再也无法抵赖了。福瑞曼问他有关预防性战争的方针，他对福瑞曼说：“这完全是真的，而我也没有为此而后悔。这与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致。”此后，他还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周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实际上我已经完全忘了我什么时候曾想到过一种威吓策略，包括一场可能的、合乎需要的战争。1958年阿尔弗雷德·科尔贝尔格先生和沃尔特·W.马赛先生带来了一些我在1947年说过的东西，提醒我注意，我惊异地读了。我提不出辩解的理由。”在自传（1968）的第3卷中，他大胆地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当我提出那些建议时，我并没有在意，从没有真的希望它们会被人听从，所以很快我就忘了自己所提议的东西。”接着他又说，“我只在一封私人信件以及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些东西，我不知它们会成为报刊评析的题材”。但是根据罗纳德·克拉克的研究，在好几年的时间中，罗素在无数文章和演说中一再为预防性战争申辩。令人难以置信，他能够如此彻底地忘掉这一固执而又持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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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0 罗素对约翰·福瑞曼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核武器所持的观点与他在战后对预防性战争的支持是一致的，他这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滥用别人对他的轻信。说实话，大多数人都会说他在胡说八道。但是，这里有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一致，这就是前后一致的极端主义。罗素所提出的预防性战争和“死比赤化好”两个例子都是由于毫不带感情地、不考虑人类地使用逻辑推理，将论证的理性界线推向极端的例证。这正是罗素的弱点所在。他重视逻辑命令的虚假价值，以此告诫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让逻辑超越常识本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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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2 从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素认定核武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不应使用。他跟随着逻辑学的女巫匆匆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是同样的极端。他第一次宣布自己反对核武器是在1954年一个关于比基尼岛核试验的电台节目“人类的危险”中；然后便是各式各样的国际会议和宣言，罗素的路线强硬起来，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废除核武器。1957年11月23日，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他的建议。第二个月，当我检查报纸的信件箱时，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份冗长的翻译材料，附了一封有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俄文签名的信。这是苏联领导个人给罗素的答复。当然，这大半是宣传，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的常规部队具备极大的优势，他们一向乐于接受销毁核武器的协定（尽管不受监督）。但是这封信在发表时，确实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后来，美国方面勉强传来了回应，确切地说不是来自总统本人，而是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获得如此显要的对待，罗素很高兴，他的另一个缺点——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判断力——这从不是他的特长，已经失去了效用。赫鲁晓夫的回信广泛同情他的立场，这不仅把他赶入极端反美的立场，也促使他将废除核武器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向往开始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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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4 第二年，即1958年，罗素被选为新成立的核裁军运动的主席，这个温和的团体是由圣保罗教派的坎农·约翰·科林斯、小说家J.B.普里斯特利等人策划的。为了反对制造核武器，他们在英国争取尽可能广泛的舆论支持。这个团体组织了一些和平示威，因严格遵守法律而赢得同情。在其早期，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卓有成效。但就罗素个人而言，极端主义的种种迹象很快就显露出来。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在这些年中对罗素的私人记述是最好的。根据他的日记记载，1958年7月24日，罗素对约翰·斯特雷奇进行了一次启蒙式的轰炸。斯特雷奇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成为工党下院议员中的左派，在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中担任国防大臣。尽管众所周知斯特雷奇相信核威慑，但是在1958年，他已经离任很久了，而且没有再担任什么职务。当罗素听说克劳谢—威廉斯夫妇曾经与斯特雷奇住在一起，他就问起斯特雷奇对于氢弹的看法。得到回答后，他认为这些看法是威廉斯夫妇与斯特雷奇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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