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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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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60年代，摩根索曾多次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其未对当权者说真话。在摩根索看来，大学与基金会、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国际关系这一学科中最重要的代言人更容易由指派而产生。大体上，那些在言辞和文字上迎合当权者的人，更容易获得奖赏。[1]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更为温和的解释：学者与决策者一样，都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两者多半有共同的世界观。我们相信，根据后一种解释，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分析家对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leadership），的确有一种规范性的信奉。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霸权的理念，借此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的合理性，并推进其领导权。霸权的理念，取决于对权力及其在世界政治中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的特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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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霸权进行了概念与实证层面的批判。我们主张，战后的美国霸权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些试图令美国霸权保持原状的努力，是虚妄且适得其反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霸权被假定会带来利益，以及人们尚未意识到霸权只是一个逝去的瞬间，这些都强化了意识形态与知识层面的动因。前者迎合了美国人几乎普遍遵循的信念，即美国与众不同，它在道德与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也是国际社会的合法领袖。后者与美国的决策者和学者理解权力及其效用的方式有关。我们论证了上述这些概念的不足，还发现它们以不恰当的方式蒙蔽了人们，而这些人又将上述概念引入了后冷战世界的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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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权力的批判为理论和政策的重构奠定了契机。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相比，我们更看重权力，而非物质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权力与影响力区分开来，因为权力未必会转化为影响力。我们认识到，权力有不同的类别，而权力被转化成影响力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我们还剖析、批判了霸权的概念。我们认为，霸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有必要（通过霸权国来）维持一个正常运转的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我们不认为霸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organizing）概念，我们对国际体系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考量，并重构了我们对安全与繁荣的基础的理解。在界定霸权的三种职能（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之后，我们分别阐述了这三种职能所适用的领域，分析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并描述它们所依赖的不同类型权力的特征。我们的分析充分地说明，国际体系并不需要由霸权国来管理，或者说，即便没有霸权国，国际体系也有可能成功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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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领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时常宣称，政府的民主和多元化，以及经济中的权力下放，都比等级制度和集权的治理方式更有效，并且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目的。一些学者与决策者接受霸权并试图巩固和维持霸权所期望的不民主的等级制度，但是，对于民主与多元化的信奉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这使得这些学者与决策者的主张变得令人困惑且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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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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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当国际体系中的某个国家的权力，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已达到极不相称的程度，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提供国际领导权，即霸权。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断言，自1945年以来，美国就已经是一个霸权国。不过，在漫长的冷战时期，由于强大的苏联及其盟友的对抗，美国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国。在这些人看来，两极格局为单极格局铺平了道路。随着美苏冲突的终结与苏联的解体，美国也愈发地接近全球霸权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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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霸权的理解有所不同。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权力使其可以强迫他国接受其主导。他们也公开承认，这是主导权（domination）的一种表现形式。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与威廉·沃尔弗斯认为：“没有哪个主权国家的体系，曾经容纳过一个在物质优势上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2]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表示，如果从数字上判断，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肯定是正确的。[3]美国在全球军费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超过40%，而美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则为25%。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超过了欧盟，为中国的3倍，同时全球大约65%的外汇储备是美元。[4]现实主义者对霸权的这种理解，将其描述为一国物质优势的相对直接的结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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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我们的想法，另一种构想显得更为精妙，即将霸权设想为合法性与权力的产物。[6]例如，罗杰·西蒙（Roger Simon）借鉴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将霸权描述为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并非靠武力统治，而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导来达成共识（consent）”[7]。不过，理论家对共识的理解各持己见。有的理论家认为，“共识”是自利的体现（比如，跟从主导大国要比反对它好得多），有的理论家则认为，“共识”是合法性的体现（例如，霸权国会保护并提出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政策）。[8]新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与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强调物质利益，因为他们将权力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9]对于建构主义者和我们这些将影响力与权力区分开的学者来说，概念性的解释更受青睐。凡是强调霸权的规范性层面的学者，都注意到大国地位和霸权国地位均取决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认可，因此可以说属于准司法（quasi-judicial）的范畴。事实上，如果其他行为体认为强大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并未履行其责任，那么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获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身份和尊重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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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霸权设想为权力与规范的混合体。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霸权的存续取决于双重前提，即“世界政治的秩序通常由一个霸权国创建”，以及“秩序的维护需要稳定”。[11]基欧汉提出了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构想。他认为，更富有成效的构想是把霸权视为一个国家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不一定要用军事手段。[12]借鉴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力量与所谓的“软权力”（soft power），霸权国构建制度以促进合作。[13]基欧汉的霸权概念，更强调规范、规则和决策过程，而不是胁迫和贿赂，但基欧汉并未厘清的是，机构、规范及其进程是如何与经济或军事大国发生关联，或者相互形成依赖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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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伊肯伯里在最新的一本书中提出，50年以来，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的、基于规则的霸权秩序“是极为成功的”。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美国倡导多边主义，建立全球机制，提供服务、安全和开放市场。[14]霸权为“数十年来西方与全球的经济增长和进步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15]。通过霸权和一系列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得以精心维系相对良性的领导权，这不同于“帝国的霸权秩序”。霸权有助于促进西方的繁荣和民主，乃至冷战的和平终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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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伊肯伯里的说法，当前的危机是一个“在自由秩序下旧的霸权组织内部的权威危机，并非秩序本身的深层原则的危机。”因此，“世界政治的规律特征遭到了质疑”[17]。尽管美国的领导权已经受到了挑战，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依然保持着活力。美国的霸权领导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组织逻辑”，也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美国与新兴的行为体之间，需要达成新的契约。不过，新的契约仍然要依赖于权力的单极分布，在新的契约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支持者希望美国的霸权作用继续维持下去，即便这种霸权作用需要经过重新谈判”。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将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利与特权，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助于美国保持“自由主义的利维坦”的地位。在这样的新的安排下，美国仍然具备霸权国的资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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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在最近的著述中，却刻意且明确地回避诸如“单极”（unipolarity）和“霸权国”的字眼。尽管如此，奈在事实上用这些术语界定了美国的军事权力。奈告诫道：“认为美国的权力在国内和国外趋于衰落的信念是错误的，这会导致政策上的危险错误。”他对美国的紧缩态势与重建能力是比较乐观的。小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内的经济衰退，以及伴随着债务不断增加的美元贬值，都是美国面临的潜在问题。但是，奈强调：“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但如果实施正确的政策，美国经济依然能够继续为美国产出硬权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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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肯伯里不同，奈强调机构的作用和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并呼吁“一个适于美国权力的未来的新倡议”。奈驳斥了现实主义者基于权力转移理论而萌生的对战争的恐惧。他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并不适用于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并未处于绝对的衰落，相对而言，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美国依然有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与罗马相比，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衰落到“被另一个国家超越，包括中国在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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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现实主义者相比，奈认识到，权力本身并不会决定结果；政策选择与执行也很重要。依照奈对权力模式的区分，权力可以被分为经济权力与军事权力、软权力与硬权力。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即美国价值观和权力对于全球秩序的核心作用。奈预言：“在未来数十年里，都不太可能出现一个‘后美国世界’，但美国需要一个明智的战略，将硬权力与软权力资源结合起来。”为此，奈主张（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国应当采用一种自由主义的路径，强调多边主义与协商，并通过全球化推广美国的价值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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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确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他们坚持国家中心论的世界观，并根据国家的相对权力来进行评估。他们的许多文章在分析世界的单极格局时，均假定单极格局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影响。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共通之处在于，他们认为，由单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的任何变化，都是源自美国的衰落及其他国家的崛起。人们对这些担忧早已耳熟能详。早在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担心，随着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日本、德国的崛起，霸权会随之迅速消失。有人甚至担心美国会与日本开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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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觉得，美国的威胁是中国，而中国可能会在10年或20年之内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23]许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大国。[24]在美国官方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忧虑，比如，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25]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美国的霸权国地位究竟是否安全，或是否正趋于衰落，这体现出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及其相对分配的不同判断。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现实主义者的判断不可避免地流于主观臆断。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倾向于强调所谓的软权力和硬权力，那么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更加情有可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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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规范性议程：维系美国的霸权。著名的现实主义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其2010年的研究中警告说，“混乱”会导致美国霸权的丧失。就像约翰·米尔斯海默，曼德尔鲍姆担心的是，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会导致一场霸权之战。[27]自由主义者同样致力于维持其所认定的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超然地位，并设想美国对于全球体系的稳定是“独特和不可或缺的”[28]。不过，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内部均存在意见分歧，譬如，应如何将权力的投射、经济的主导地位、机制和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加以适当搭配，这些因素究竟哪个相对重要些。即便存在分歧，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共同语言，借此共同完成重要的著作和论文。[29]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近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其中两位是自由主义者，另一位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声称，美国的霸权领导是良性的，因为它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超过了相应的成本。美国的霸权领导提供的利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可信的承诺、集体行动的便利化、建立焦点与监控。”可以说，霸权产出了许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体系的稳定。不过，他们也承认，美国因其超卓地位而获取的收益与付出相比是不成比例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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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提出，美国有两种选择，即“接触”（engagement）与“抽身而出”（disengagement），他们更倾向于前者。相比近乎完全的“抽身而出”的极致的替代方案，这三位学者发现，在霸权的形式下，能相对容易地实现“接触”，这是另一种极致的情形。他们合写的这篇文章片面地解释了冷战初期的情形，进而支持了他们的主张，即美国的霸权在“大体上是一个应邀而至的帝国”[31]。在其他著述中，伊肯伯里宣告：“美国的全球权威建立在一份‘霍布斯式’的契约之上——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其后是东亚国家，将统治的权力交予美国，正如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个人自愿地建构并将权力交给‘利维坦’。”[32]不过，这种与众不同的主张忽略了一些事实，比如，美国军队在击败轴心国后，未经授权就在轴心国驻军；美国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的威胁、要挟，以及美国在欧洲和其他区域的反共举措；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偏好强加于人，导致批评者将美国维护其权威的行为描绘成“帝国工程”[33]。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美国总是支持右翼独裁者，或者借助反对民选政府的政变和赤裸裸的军事干预来实现美国的霸权。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笔下良性的美国霸权的家长作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就连亲西方国家的温和派也未必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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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站在“接触”的一边，但是我们对“接触”的界定与这三位学者不同。他们主张，霸权不仅存在，而且其存在是有益的，我们并不这么看。他们强调，美国应对安全及非安全问题的军事手段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们也不敢苟同。他们忽略了，美国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一个霸权国应履行的职责与发挥的作用。我们将美国的这些偏差加以凸显。我们认为，美国正在对全球的秩序与稳定构成威胁，而全球的秩序与稳定恰恰又是美国存续的支柱之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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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霸权话语的批判是双重的。首先，我们认为，关于霸权的主张在实证上是错误的。从定义来看，霸权需要在经济、军事上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但在战后初期，美国的霸权便被迅速地侵蚀。美国霸权的基础是一段特殊且短暂时期内，美国相对于全球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而言的经济、军事力量优势。194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顶峰，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35%，1960年这一比重便下降至25%，至1980年则降至20%。[35]西欧和日本不仅重建了经济，也恢复了不少的自信心；两者的发展削弱了其对美国的需要以及美国领导权的吸引力。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僵局，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印度支那干预的失败，以及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这些都说明了所谓霸权的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蓄意违背了自己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比如引入各种关税和配额，而不是承担经济调整的成本。[36]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明显是帝国的过度扩张。每个实例都表明，美国的能力不足，而其战略目标也遭遇了挫折。至20世纪90年代初，即美国权力所谓的“单极时刻”，全球各国的国内战争的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美国却无法像霸权国那样加以解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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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是建立在合法性与权力之上的，而美国霸权的基础却已遭到严重的侵蚀。“9·11”事件之后，欧洲公众舆论一度对美国非常同情。然而，欧洲的公众舆论随后发生了逆转，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甚于朝鲜。[38]在英国，对美国持赞同态度的受访者由2000年的83%下降至2006年的56%。在其他国家，美国的形象也急剧下滑。[39]这种情况没有多少改观，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在27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略比对伊朗和以色列的负面评价好一些，分别有54%和56%的受访者对伊朗和以色列持负面印象。相比之下，只有48%的受访者对朝鲜持负面印象。[40]自从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它的形象便经历了一次转变，由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国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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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这些评级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不过，美国的人气依然落后于其他先进的工业国家。西方国家之中，在全球影响力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产生如此之多的负面回应（34%）。[42]就连“奥巴马也没有撑多久，到了2012年春季，全球舆论对他的政策支持度便明显下滑”[43]。2013年的一项全球性调查证实了这一趋势，对美国持“大体正面”评价的受访者减少了2%，而那些对美国持“大体负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则并未改变。[44]其后，2013年初夏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令全球知晓美国一直在监视其朋友和敌人——这不仅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更有损美国重要盟友（尤其是欧洲）眼中奥巴马总统的“人品”。这一事件可能会颠覆美国行使领导权的愿景，令美国在众多政策倡议中发起多边合作的努力功亏一篑。[45]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忽略或极力贬低这些观点的重要性，或者说，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将这些观点视为大趋势下的异类，并加以敷衍搪塞。依其所述，所谓的大趋势是指：美国维持着权力，而美国的权力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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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批判的第二个要素，关注的是有关霸权的文献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将权力分配与全球体系的职能分配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从未提出一种恰当的标准来衡量权力，这样的衡量标准需要在评估和预测时考量无数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制定这样的标准，因为权力是诸多因素的混合体，诸如领土、人口、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经济体的健全程度、技术水平、军事实力、政府系统，以及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大多数也是混合体，其各自又有诸多的组成因素！以军事权力为例，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军事权力基于现代化武器、专业技术人员、优秀的战略计划和领导，以及恰当的部署。其中，武器的变化取决于其能力、保养维护，以及相关的战略和战术挑战。在这些标准中，每一项都能放在特定的情境下被相对地评估。我们越发深入地探究权力问题，就越发觉得权力概念的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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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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