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50461
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六章 国际关系的未来
1703250462
1703250463
当我们处在全盛时期时，世界由美国来领导……我们以身作则，就像一座在山上闪着光辉的城市……要求我们担当世界领导的，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多过。人们想从美国得到更多，而不是更少。
1703250464
1703250465
——2012年8月，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
1703250466
1703250467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具有概念性和实证性的观点。其一，我们对霸权概念提出了质疑；其二，我们认为，美国早就不是一个霸权国了；其三，我们发现，美国的所作所为经常会破坏，而不是增进国际社会的稳定；其四，我们主张，世界正朝着职能分工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对权力与影响力的关系中具有明显差异的概念的比较，我们认为，霸权国并非国际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多国共存的世界，霸权国也是不合时宜的。在本章中，我们会回顾这些观点，详尽阐述其中最重要的关联，并评估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1703250468
1703250469
霸权的衰落：一个有益的概念
1703250470
1703250471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作出了缺乏依据的论断，例如美国的领导权、美国作为一种典范的吸引力，以及霸权职能的组织本质。他们假设美国的合法性是存在的，事实上它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为了评估关于霸权的传统观点，我们打破了霸权的概念，界定了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期望霸权国履行的职能，并探究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这些职能。我们界定了三个不同但相关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议程设置，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通常，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机制化情境下的劝说。可以说，议程设置构成了领导权最为重要的形式，它在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中也同样的重要。[1]
1703250472
1703250473
第二个职能是监管。监管需要成为“最后借款人”，旨在在经济危机时增加全球体系中的流动性，解决经济失衡并稳定货币。[2]
1703250474
1703250475
霸权的第三个职能是赞助。它涉及的范畴包括：规则、规范、协议、决策过程，以及提供安全以维持和平并增进金融与贸易。[3]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只有霸权国能有这样的执行力，因为它们在物质权力上具有优势地位。他们断言，在其他重要行为体眼中，霸权是合法的。美国的领导权和执行力有利于全球的稳定与其他重要行为体的国家利益，因此会得到它们的拥戴。
1703250476
1703250477
我们从实证性、概念性和规范性三个层面，对美国霸权的话语提出了质疑。对霸权的主张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仅具有部分的霸权，而后便迅速地遭到侵蚀。美国的霸权基于其相对于全球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非凡的、短暂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稳步下降。在大约四十年间，稳定在大约25%的水平，在过去数年中，再度下降至只比21%多一点。目前，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于欧盟。[4]假如未来十年的情形类似于过去的十年，那么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下降，降至低于15%。[5]西欧与日本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便重建其经济体，还恢复了不少的自信，这些发展减少了对美国领导权的需求及其吸引力。近期亚洲经济的发展，伴随着2008年的大衰退而持续加速，支撑着经济发展的趋势，且远离了美国的领导。
1703250478
1703250479
美国的一系列政策证明了“准霸权”的局限性，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僵局、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的战略失败与经济成本，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金本位脱钩。最近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代价不菲的干预，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每次干预中，美国的能力均存在不足，其战略目标受到了挫折，其在朋友和敌人眼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美国的无人机政策在海外招致了巨大的敌意，然而美国的决策者忽略或未能参透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初，与所谓美国权力的“单极时刻”相伴的是国家间战争（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其分析中关注的战争的唯一类别）数量的减少。(1)但是，部分国家的内战迅速扩大，令数百万人丧生——如导致400万人丧生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6]这些内战通常和国家间战争一样具有破坏稳定的后果，而美国却不能像一个霸权国那样提供稳定。相反，美国的干预往往是动荡的前兆。
1703250480
1703250481
至20世纪80年代，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霸权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美国蓄意地违背了自己设定的自由贸易规则，例如，针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生产商生产的更廉价的产品，引入了一系列关税和配额，却不愿承担调整的成本。在20世纪60年代，美元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性储备货币，美国经常账户平衡为零或小有盈余。至20世纪80年代，美元的地位遭到了明显的侵蚀，例如，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于2006年达到了6%的顶点。[7]这些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美国刻意地在20世纪80年代促进先进的工业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其后，美国致力于整合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美国的净公共储蓄与私人储蓄持续地下降。[8]美国公众不再谨慎。历届美国政府放弃了财政纪律，青睐于消费与国防支出。相应地，美国的政策使得其政府和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为其支出提供资金。美国人及其政府的开支失控，体现为低个人储蓄率与增加的政府赤字，这成为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9]
1703250482
1703250483
美国个人债务的增长已经是明确无误的了。2005年，美国的净储蓄率低至-0.5%。美国自1933年大萧条时期开始，都没有负储蓄率的记录。[10]随着储蓄的骤然减少，债务却增加了。2005年，全美国的家庭负债（包括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总额达11.4万亿美元。[11]随着个人债务的增长，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也随之增长。比尔·克林顿的第二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美国政府的年度赤字的规模逐年增大。从2002年的1 862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增至2011年的超过15 000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12]在2013年2月，当本书将要付梓出版时，年度赤字已飙升至16 500亿美元以上，平均每个美国公民负债52 500美元。[13]
1703250484
1703250485
作为第三个指标，美国的贸易逆差数据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增补性的证据。即自1969年以来美国就持续出现贸易赤字。与预算赤字相比，美国的贸易赤字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从世纪之交开始趋于增长，并于金融危机前夕的2006年达到顶点。美国的政策与监管机制的缺失，加剧了美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比如，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旨在吸引外国资金的自由主义政策，没有对信贷市场加以监管（使个人信贷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低储蓄率，这些因素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十年来，美国已经由国际经济的支柱转变为国际经济动荡的主要来源。
1703250486
1703250487
根据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主张，其他重要的行为体认为，霸权具有合法性，而美国的领导和执行力有助于全球稳定及其国家利益。这些主张在国外的唯一支持者是保守派政治家和独裁领导人，后者是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直接受益者。在冷战结束后，对美国领导权的需求明显地减少了，如前所述，美国的军事、经济举措遭到的反对却相应地增加了。至于巴拉克·奥巴马的个人魅力，即便是在其就任后不久的顶峰时期，也没有转化为美国的多边领导，而他的努力后来也因遭到拒绝而陷入窘境。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形象已经历了一种转变，即由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变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如今，德国、加拿大和日本位居最受尊敬的国家的前列，其次为法国、英国、中国和印度。在部分民意调查中，就连朝鲜这样被排斥的国家的得分也超过了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反映出一个持久的主题：美国很少被理解成在为国际社会谋利益，无论如何这都会对美国领导权的合法性造成明显的侵蚀。[14]
1703250488
1703250489
有序与无序
1703250490
1703250491
美国早就不是霸权国了，而其他国家并不渴求成为霸权国。与许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期望相反，世界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混乱，只是变得更加复杂。当前在全球肆虐的大多数动乱与是否存在一个霸权国无关，究其原因在于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民族冲突、经济发展失衡、“盗贼政权”与神权政体、正义的不同愿景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国民众对于更好生活的渴望。即使美国拥有更强大的军事、经济能力，也未必能阻止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诸多事件，比如伊朗核扩散、欧元危机、“阿拉伯之春”，或叙利亚内战。正如我们所知，“权力”不可简单地等同于控制。
1703250492
1703250493
在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之后，现实主义的预言家预计，即便不是表现为剧烈的方式，大国之间的冲突也会增加。为人所知的是，其中一位现实主义者敦促德国与日本发展核武器，以备威慑其大国对手。[15]现实证明，这些现实主义者的担忧是毫无依据的。冷战已经结束了20年，大国之间并未出现有可能导致战争爆发的危机。大国之间的关系依然相对稳定。现实主义者担心中美之间会爆发一场导致权力转移的战争，即便两国时常在言辞上过激，但中美关系依然是相对平稳的。在国家间战争方面，冷战后的头二十年已证明，至少其后的二十年还是和平的。这样的连续性只会令某些人感到惊讶，他们强调权力及其相对分布，认为两极格局之后，在冲突与威胁水平上会出现重大变化，其实他们误导了自己。正如我们曾经论证过的，权力很少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间进行互动的社会的实质。随着嵌入欧洲区域秩序的程度越来越高，欧洲曾经敌对的大国已发展了一种和平关系的模式，而其影响力也随之提升。这一成功导致了对维护和平作出的更大承诺，并强调一种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所说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区域，而战争已绝不可能。[16]相比之下，环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朝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朝鲜则是一个局外者。我们有理由确信，现在中国愈发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甚至准备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只要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宣布台湾“独立”。
1703250494
1703250495
霸权的概念既不准确，也不适用于后冷战的世界。鉴于我们已经阐明的原因，美国不能像怀旧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领导或管理安全、经济事务。美国合法性的减损及其放弃传统的经济管理责任，以及新的跨国力量的兴起，这些加速了与霸权相关的职能的分化。亚洲、欧洲的行为体网络与美国试图履行霸权的三种职能，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权力和影响力，同时，它们也意识到，自身的利益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在这方面，不同区域的国家已经针对自己适合扮演的角色，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欧洲的行为体日益专注于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倡导一系列的全球改革，借此扩大其规范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则侧重于监管职能，旨在维护由美国构建的体系，中国及其亚洲合作伙伴却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至于美国，仍保有其在安全体系中的作用。美国究竟是追求一种自我挫败的霸权战略，还是一种赞助战略，这取决于美国决策者的抉择。如果美国选择了赞助战略，那么这有助于重建其失去的合法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的领导权。
1703250496
1703250497
许多美国人和相当多的亚洲人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正转向一个基于传统现实主义理念的多极世界。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术语去描述这场辩论，那么在分析和实证层面将都会出现用词不当。按照现实主义者的说法，我们所经历的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转变，这不仅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称，而且与其他历史时期有相同之处——例如，马匹对马匹，坦克对坦克，核武器对核武器。依据我们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正在见证一种转变，相比物质和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行为体具有不同形式的影响力，并在不同领域发挥效力。
1703250498
1703250499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依靠现实主义在知识或分析上的简单性、普遍化或简约性。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属性，而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而已。这个世界是混乱的，并且正在变得更加混乱，其中有许多会令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感到苦恼的事物。霸权虽不太适合冷战时期，但更不适合这样的世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美国已无用武之地。大多数的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意识到，美国可以提供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军事资源和技术专长，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例如，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后勤支持，解决核原料的走私等。事实上，美国对于打击海盗的贡献，对其自身利益而言，可谓令人震惊的成功。任何有关美国不再发挥作用的主张，恐怕还言之过早。不过，只有当美国追求和支持的政策体现了主要行为体之间更广泛的共识时，它才能有效地行使其影响力。对于那些他国提出的重要倡议，美国必须谨慎地提供选择性的支持，应当支持那些符合美国利益且有助于推动其政策的倡议。这是美国重建信誉并维护其所渴望的领导权的唯一方法。
1703250500
1703250501
我们通过反事实的视角分析了“墨西哥与毒品”以及“朝鲜与核武器”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自我约束比威逼更富有成效。在墨西哥的案例中，美国在遵循其协商的任何有关毒品的条约时，应确保墨西哥的参与，以便减少跨境的毒品走私，原本还可以减少墨西哥联邦政府在控制力方面的损失，甚至避免近年来墨西哥面临的内战。在应对朝鲜问题时，美国原本可以更加成功，假如其愿意扮演一个克制的、居于次要位置且支持性的角色的话。美国原本应该鼓励中国率先制约朝鲜，以彰显中国在区域的领导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至2013年春，美国本可以避免将核扩散与火箭运载系统方面的冲突升级为美国与朝鲜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这使得今后让朝鲜退让的代价变得更高且可能性更低。
1703250502
1703250503
在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这三个领域，充斥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为了获取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与权谋。我们既不建议也未暗示，全球体系中存在着有意识的劳动分工。相反，国家之所选择履行不同的职能，主要是受到其国内文化对于“自利”的不同构想的驱动。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行为体会行使其控制力或影响力。至于行为体如何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则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它们的举措在有效性上各有不同，这不仅取决于其物质资源及其设立的优先选项，也取决于其在别的行为体眼中的合法性。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影响力是一个复杂的结果，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基于物质能力的对权力的简单构想。行为体在主观上构建利益的概念，也就是说，利益并不是被客观界定的。利益深植于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因素之中，同时利益也深植于国内政治与国际约束所限定的界限之中。
1703250504
1703250505
对权力与影响力的思考
1703250506
1703250507
我们所观察的权力，很难加以精确地定义或估量。有鉴于此，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考量权力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同义反复。或者，像肯尼思·华尔兹那样，将权力还原成一个单一的要素。汉斯·摩根索尝试对权力进行细致入微的界定，其中不仅涵盖了权力的物质基础，还包括国家特质、民心和领导素质。摩根索认为，权力具有相关性，且取决于情境；领导人用以影响一个政府的物质或精神资源，或许并不适用于影响另一个政府。摩根索把权力定义为“建立并维持人对人的控制的任何事物”，这一定义几乎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17]不过，摩根索正确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影响力，并让我们了解到，应用权力的本质完全取决于情境。
1703250508
1703250509
在实践中，物质能力与权力的关联是间接的、复杂的且难以处理的。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需要作出关键的抉择，来确定发展哪方面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这样的能力。权力和影响力的关系是可塑的、易变的。如果要把权力直接转化成影响力，即便成功，也会以惊人的比例耗费资源。只有当威胁存在、可信和有效时，权力才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影响力。同理适用于贿赂。埃及与以色列的案例说明了这个政治真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它们是美国援助的主要接受者，然而美国对它们的援助并未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扩大了定居点，这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以色列还一直威胁要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拒绝了美国敦促其改革政权的要求，而美国对于穆巴拉克继任者的抉择也缺乏影响力。
[
上一页 ]
[ :1.703250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