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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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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104 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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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 of words）[1]积极促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缺乏言辞人，或这些言辞人心中没有不平，现行政权再无能和腐败，也可能会继续掌权，直到自行倾坍圮崩溃为止。另一方面，一个体制即使有再多美德和活力，如果它争取不到言辞人的效忠，一样有垮台之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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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83和86节指出过的，一个群众运动的实现和延续都需要暴力。一个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事业，其操控者是一些冷酷无情的狂热者，他们借助文字言说，只是为了让他们靠强制手段得来的归顺看似出于归顺者自发。但这些狂热者只有在现行秩序已经信用破产、不再得到群众拥护时，才可能乘虚而入，掌握权力。在这之前，动摇既有体制权威和让群众产生求变之念的工作，只有受到公认的雄辩者和作家才能胜任。只要现行秩序大体还能运行，群众的基本态度就会是保守的。他们可能会想到改革，但不会想到全面革新。狂热的极端分子不管多么能言善辩，都只会使群众觉得他们危险、诡诈、不实际，甚至是疯子。群众不会被他们打动。列宁就了解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方，共产党员「会感到难以接近群众……甚至难以使群众听他们说话」[3]。此外，一个政权不管多软弱、多宽容，都极有可能会对狂热者的活动加以激烈还击，并从中获得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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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群众对典型言辞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群众会愿意倾听他们的话，这是因为群众知道，不管言辞人的话多么激烈，都不会产生实时效果。当局要不是懒得管他们，就是只会用温和方法加以对付。正因为这样，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使既有的信仰和忠诚弱化，从而为一个群众运动布置好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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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人、狂热者和务实的行动人三者之间的分别，我们将在以下几节加以讨论。但这不是说他们的分别是绝对的。例如，甘地和托洛茨基起初显然都是只会用嘴巴的言辞人，但日后却成为卓越的领导者或将军。穆罕默德起初也是言辞人，但后来却成为死硬的狂热者，再后来又蜕变为出色的行动人。列宁这个狂热者则同时是个言辞大师和罕见其匹的行动人。我们之所以把三者加以区分，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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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出现了一小批言辞人，本身就是迈向革命的一大步。西方列强会在亚洲间接和无意中孕育出一些群众运动，除了因为它们点燃了亚洲人民的仇外情绪（见第1节），也因为它们出于慈善目的而建的教育机构培养出一些言辞人。很多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领袖，都曾经在保守的西方学校读过书。贝鲁特的美国学校——它是由一些敬神畏天的保守美国人资助和主持的——就是孕育阿拉伯世界革命者的温床。另外，中国那些教会学校的老师，毫无疑问亦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为中国的革命做了铺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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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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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人分为许多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读书写字是一项艰难技艺，只要是读书人都可居于言辞人的地位。同样的情形见于古埃及，识读图形文字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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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一类型的言辞人，差不多都有一种深切的向往：被肯定。这种向往决定了他们对现行秩序的态度。拿破仑说过：「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不安全感。哪怕是最有天分最多产的作家，都会过着一种不断自疑的生活，需要每天生产出新作品来自我肯定。雷米萨（de Rémusat）对梯也尔（Thiers）[4]的评论大概适用于所有言辞人：「他的虚荣心要多于雄心；他喜欢别人尊重多于服从，喜欢得到权力的表象多于权力本身。你可以常常请教他，然后照自己的意思做。他会看到你的恭顺多于你的实际行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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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姿态的话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处于这个阶段的言辞人大都会乐于当趋炎附势者和朝臣。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称他为拉比，以恭顺态度聆听他说话，那耶稣说不定就不会去宣扬一种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年轻的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说不定可以把他争取过来；拉萨尔（Lassalle）[6]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送他一个头衔和一袭官服也许就可以得到他的效忠。不过，等到一个言辞人完成自己的一套哲学或主义之后，他就不容易会动摇，不容易受奉承和引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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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和个人性的。他悲天悯人的态度通常都出于对当权者的憎恶。[7]罗素说过：「只有极少数和极例外的人会具有对全人类的爱，以致无法忍受大众的不幸和痛苦——不管这种痛苦跟他有没有切身关系。」[8]梭罗以夸张的措辞道出同一个事实：「我相信，让一个改革家——哪怕他是上帝最神圣的儿子——如此悲伤的，不是同胞的苦难，而是他的私人隐痛。要是这种隐痛被拿掉……他就会道歉都不说一声就抛弃他的同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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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个言辞人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例如，路德刚开始挑战天主教会时，曾对「贫穷、单纯、普通的大众」[10]寄予莫大同情，一旦得到德意志各诸侯的支持，他却宣称：「不管政府多么坏，上帝会宁愿忍痛让它存在下去，而不会容许暴民反抗，不管他们多么有理。」[11]受达官显贵礼敬的柏克（Burke）把人民群众称为「蠢猪似的大众」，并建议穷人应该「忍耐、勤劳、节制、俭朴和敬虔」。[12]在纳粹德国和俄国，被捧在手心的言辞人并没有冲动要站在受迫害者的一边，去谴责残忍无情的国家领导人和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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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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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就可以断言，这个体制要不是完全没有读书人阶级，就是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是教士，那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读书人部是官吏，那现政权就不太容易会遇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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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在公元10世纪教皇约翰十二世（John XII）主政时期坏到不能再坏，其腐败和无能要比宗教改革时期尤有过之。但在公元10世纪，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是教士，反观在15世纪，因为印刷术和纸张的出现，读书识字不再是教会的专利。作为宗教改革先导的，正是非教士身份的人文主义者。至于那些与教会关系终密切的学者，或是受教皇礼遇的学者，他们「总的来说对既存制度——包括教廷滥用权力的现象——采取宽容态度，也绝少介意粗鄙的民众被弃置在迷信的黑暗中——因为他们自己能从这种黑暗中受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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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古埃及一样，古代中国的稳定性是官僚系统与文人紧密结合的结果。反之，大清帝国唯一有力的群众运动——太平天国起事——则是由一个在科举中屡次名落孙山的读书人所发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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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经久不衰，部分是罗马统治者与希腊的言辞人协力合作的结果。被征服的希腊人觉得罗马的法律和文明，都是他们的。这就不奇怪，当邪恶变态的罗马皇帝尼禄——他是希腊文化的夸张仰慕者——在公元67年出巡希腊时，会受到希腊人歇斯底里的欢迎。他们打心底把尼禄看成一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同侪。「为了使他高兴，他们把各种竞技都排在同一年中举行。所有城市都把他们在竞技中赢得的奖品转送给他。各个委员会继续等待着他，乞求他赏光造访和高歌。」[15]反之，尼禄也不吝赏赐希腊人各种特权，又赐予参加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的希腊人以自由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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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中，汤因比教授（A. J. Toynbee）引用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迪安（Claudian of Alexandria）写成于恺撒征服埃及近500年后的一首歌颂罗马的六步诗后，怨叹说：「要证明君临印度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罗马帝国[对埃及]更仁慈和更开明并不难，但要在印度的任何地方找出一个克劳迪安却很难。」[16]但我想以下这个假设应该离事实不远：要是英国在印度不是只关心土王、大君的利益，而是也花过力气笼络知识分子，给他们平等待遇，分他们一杯羹的话，那英国人的统治说不定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可惜的是，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是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类人。他们都是些行动人，习染了英国人生而优越的信念。他们一般都瞧不起印度的知识分子——既瞧不起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瞧不起他们印度人的身份。印度的英国人竭力把行动的领域保留给自己。他们从未认真培养印度人成为工程师、农学家或技术专家。他们建立的教育制度志在培养「不务实」的言辞人。讽刺的是，这种制度不但没能维护英国的统治，反而加速其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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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失败，部分也是因为典型的英国殖民官吏与言辞人之间缺乏友好关系。大部分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尽管强于行动，但因为教养和传统使然，本质上都是言辞人，也都是最受不得藐视和侮辱的。但英国殖民官吏却把他们看成一群怯懦和不知感恩的生事者，以为只要英国人一撤走，犹太人就会成为好战的阿拉伯人的俎上肉。犹太人也痛恨英国官员以指导者自居的态度，因为这些人在经验和智慧两方面都及不上犹太人。负责印度事务的英国官员要是换成赫胥黎（Julian Huxley）、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或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 ）一类的能士，大英帝国说不定就可以保住巴勒斯坦的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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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纳粹政权，显然都深谙言辞人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俄国，文人、艺术家和学者都分享到统治阶级的特权。他们全是高人一等的公仆。虽然要服从党的路线，但他们受到的束缚，并不多于精英分子。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想要让精英阶级垄断一切知识的计划尽管邪恶，却不是有欠实际考虑的。在这个计划中，知识分子将会负责统治他预想中的世界帝国，而一般民众只会得到最起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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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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