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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村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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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塞达卡已经远远不是1967年的那个村庄。一些家庭发生了解体或者迁出了村子。然而更多的家庭又建立起来了。塞达卡村的总户数增加了25%（从46户发展到70户），而村中总人口也大致以相同的速度增长。[171]只要观察这一变化的具体细节，我们就不仅能够了解马来西亚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同时也能够了解到社会流动是如何与那些关键因素——比如土地、收入和亲属关系等——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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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化中的村庄构成的更具体的分析可以参考附录A，不过为了我当前的目的，下面这几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在离开塞达卡村庄的人中，穷人通常是以个体形式离开的，村中的年轻男女普遍到城市工作（作为建筑工人、手工劳动者、工厂工人以及家政服务人员）。而另一方面，那些一家一家迁出塞达卡的家庭则多是富裕家庭，他们或者在村庄附近地区买了土地，或者被接受为政府房产的“居住者”。还有15户新的家庭迁入村庄，他们属于村庄中最穷的那部分。就像村民所说的，“人产子，地不产子”。村庄经济已经没有空间来容纳大部分新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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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土地占有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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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经济生活的许多主要变化都反映在表4.4所显示的对土地控制情况的基本数据中。具体的比较可以参考附录C中的表1和表2。我们这里只讨论最重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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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2年间，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村中小农户的数量以及他们占村庄总户数的比重都有所增长，而那些大农户所占的份额则在下降。那些耕种面积在3里郎或者3里郎以下的家庭已经从12户增加到24户，翻了一番。其中5户人家的耕种面积还不足1里郎，而在1967年的时候，掘井健三有足够的理由完全忽略“不足1里郎耕种面积”这一类别。就在同一过程中，这些小农户平均的耕种面积已经下降到不足2里郎（或者说1.4英亩）。但是，小农户耕种面积的缩小并不是因为稳定的小农户阶级被剥夺的土地越来越多；恰恰相反，这些小户主耕种的土地面积的份额已经从7%上升到了13%，几乎翻了一倍。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耕种面积的减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全村耕种的土地总面积减少了大约10%（从375.75里郎减少到325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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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越来越多的贫困小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但那些耕种大量土地的农户所耕种的土地面积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事实上，出现的情况几乎与此相反。在双耕以前，有17户人家拥有并且（或者）耕种着超过10里郎的土地；他们一共垄断了全村耕种面积的57%以上（206.5里郎）。现在，尽管村庄的人口增加了，但是只有13户人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而他们耕种的土地也只占全村耕种总面积的37%（123里郎）。这一阶层平均的耕种面积在这一时期从原来的12里郎萎缩到9.5里郎。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小农户还是大农户，他们的耕种面积都减少了；不过，小农户的户数翻了一倍，而大农户的户数却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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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塞达卡村农户耕种面积的频率分布，1967—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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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控制”既包括耕种的土地也包括拥有但是租出的土地。所以，如果一个农户自己耕种15里郎土地，同时租出15里郎土地，那么这一农户应归属“20＋—40”这一类。这里存在一些重复计算，有些土地为村里的地主拥有，于是被计算一次；这块地被出租给本村的佃户，那么这块地就又被算入一次。因为大部分租种的土地属于不在地地主，所以重复计算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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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塞达卡村每个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其变化趋势是可以比较的。在1967年，塞达卡村每个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差不多是7里郎，而现在不足5里郎。也就是说塞达卡村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32%。如果按照关于双耕利润的标准假设进行计算，双耕的潜在利润有超过90%已经被耕种面积的显著减少抵消了。[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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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已经陷入了人口和结构的钳形攻势（pincers movement）。村里农户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将近1/3，而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却减少了将近10%。即使村庄的耕地没有减少，单单人口的增加也足以使每个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从差不多7里郎减少到5.2里郎。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到现在的4.7里郎还可以从村庄耕种总面积的减少来解释，1967年以来塞达卡的耕种面积减少了差不多33里郎，这种减少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确信，这并不是因为塞达卡的地主收回了佃户耕种的土地。村里的地主租给村民——通常是他们近亲——的土地总量在过去的12年里并没有发生变化。村庄耕种土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外村地主收回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外村地主大多比较富有，他们收回土地或者自己耕种，或者传给自己已经成人的子女，或者把这些土地租给其他的耕种大量土地的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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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和1979年土地控制情况的各类别分布可以说相对比较稳定。唯一例外的是塞达卡第一次出现了5户完全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不过，其中两户人家把自己的小块土地租出去是因为他们实在穷到无力购买稻种并提供一直到收割所需的人力物力。其他的几户大多是因为年老而不能下田耕作。还有一户是因为债务而只能暂时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以满足债主的要求。除此以外，唯一的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塞达卡村里完全靠租地的农户的比例有所下降（从44%下降到35%）。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纯粹的佃农耕种的土地面积也有所下降。在1967年，他们是土地控制情况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类别，不过那时，他们平均耕种6.1里郎的土地；而到了1979年，他们平均耕种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4.1里郎。如果把现在耕种面积超过7里郎的3户佃农排除出去，那么，其他佃农平均的耕种面积就要下降到3.3里郎。在整个穆达地区，失去土地的几乎都是那些完全靠租地的农户这一阶层。总的来说，虽然这些完全靠租地的农户的绝对数量从23人增长到26人，但是，他们耕种的土地比双耕前少了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一时期，人数较少的自耕农阶层的耕种面积尽管很小但相对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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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租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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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地位的下降同双耕以来土地租佃形式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如先前已经指出的，一个关键的变化是谷物地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金地租。[173]在1967年，掘井健三发现，塞达卡只有不到一半（48%）的租佃协议是以现金为度量来决定地租，而不是跟谷物挂钩来决定地租的。[174]但是，到了1979年，用谷物来度量地租的协议锐减，90%以上的租佃协议都是商定的现金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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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塞达卡村的租佃协议（按地租支付的时序分类），1967年，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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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表示在这一年中租入的土地有多少块，这个数量要大于租地村民的数量，因为不少村民都租入了不只一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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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以前，在耕种土地以前就要用现金支付地租的情况比较少见，就像表4.5所显示的一样。然而，到1979年的时候，预付地租的方式已经相当的普遍，接近一半的租佃协议都是按这种方式执行的。这个变化主要发生在实行双耕最初的两年。由于新的灌溉工程所带来的最初的利润，大多数佃农有能力提前支付地租，地主也就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对于贫困一些的佃农来说，这种负担是相当大的。究竟有多少村民是在这种形式下因无力筹集现金而失去了他们耕种的土地？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而这种争议中的各种态度基本上遵循着阶级路线。[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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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佃的第二个变化是，当收成不好时，重新商议地租的可能被排除了。当地把可以进行商议的地租称为“活租”（living rent），以此表明它的灵活性，与之相对的就是被严格执行的“死租”（dead rent）。“死租制”包括了在耕种以前支付地租的土地租佃以及收获后严格执行地租交付的土地租佃。当地主和佃农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时，收获以后才交付的地租多是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