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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双耕与双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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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许多关于穆达地区双耕制后果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相当出色。在反映国际捐赠机构和马来西亚政府利益的同时，这些研究都涉及了生产、收入和经济增长。整体而言，这些研究似乎为吉打州绿色革命的后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详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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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应该惊奇的是，无论是就论调还是就内容而言，双耕这出戏的真正参与者对于双耕的整体评价同官方的说明有很大的出入。毕竟，参与者有其自身狭窄的、朴实的关注。同样我们不应该惊奇的是，富人对双耕的看法同穷人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有人就双耕的影响询问村民，那么，作为普遍共识的核心区域（a core zone of general agreement）会让位于争执区域（a zone of dispute）与异议区域（a zone of differences）。正是在后两个领域当中，阶级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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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个人都同意，双耕带来了某些好的变化。他们会提到房屋的重建及修葺，他们会谈到1972年以前只有两个最富有的村民才拥有摩托车，而现在许多比较富有的村民都有了摩托车，而且，现有的道路和公交服务允许他们去拜访亚罗士打城以及附近的亲戚。然而，使这些受人欢迎的便利黯然失色的特大新闻是，在塞达卡村民们的记忆中，第一次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全年食用的大米。即使富有的村民也不会忘记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依然能够记起庄稼歉收之时，他们的粮食供应也用尽了。当然，对于穷人而言，在塞达卡，总是折磨农民的基本担忧几乎都不复存在。“即使是穷人现在也可以维持生活了，他们现在有吃的了”（杜拉）；“有足够的米可吃了”（苏库尔）；“大米再也吃不完了”（华喜德）。所有这些话都第一次进入了穷人们的头脑中。他们随后对最近困境的抱怨正是发生在这一主要成就的背景之下。然而，即便阅读成堆的政府报告，人们也不可能发现农民对这一压倒性单一结果达成了任何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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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狭小但重要的共识区域之外，各种评价有所差异。无论是塞达卡的富人还是穷人，他们对双耕带来的变化并不是完全充满热情。考虑到穷人新近经历的挫折，他们的抱怨是在预料之中的。然而，大农场主的抱怨却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是这一颇受赞扬的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最初，人们倾向于将怨言归于只愿意接受好运这种普遍的人类（至少是农民）特性，但是这些抱怨的本质揭示了一种明显的阶级视角。富人们最重要的怨恨是——他们再也不可能购买土地了。因此，哈吉·卡迪尔说，情况在灌溉改革“以前要好得多”，那时“我们可以攒钱，买1里郎地只花1000马元”。租种了15里郎土地的卡米勒抱怨说，他现在还比不上十年前富裕，他再也无法得到土地了。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怀旧并不仅仅是怀念每里郎土地只有1000马元的时光，而且也是怀念贫穷的小土地所有者会因为欠债而将土地交给债主的时光。事实上，这就是哈吉·卡迪尔等人致富的手段。而卡米勒则认识到，这种社会流动的渠道已经对他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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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的怨言不止这些。他们抱怨高额的生活成本，他们抱怨在农忙时很难找到帮手，他们抱怨使用帮手的成本太高，他们抱怨即使是他们也不得不经常贷款。富足的村民偶尔也会以更加怀旧的心情惋惜，他们失去了昔日曾经享有的在收获和下次种植期间的闲暇与娱乐，那正是他们较为贫穷的邻居通常到外地去找工作的时候。现在，他们整年都异常繁忙。他们尤其怀念在1972年以前为农闲时节增加光彩的小型筵席、游戏以及伊斯兰吟诵。[240]这样的哀怨通常不怎么强烈，因为没人愿意为了复兴这些文化礼仪而放弃下一季的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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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双耕对他们经济情况的影响时，村里大部分农场主的评价都奇怪地与前面提到的狭小的共识不相符。从他们的收入和财产来判断，所有这些家庭都获益匪浅。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没有改善；他们说生活和以前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刨根问底，他们可能就会稍微松一松口：“我稍微好过了一点”；“我们不必再那么精打细算了”；“我们可以有足够的食物了。”尽管如此，在谈到灌溉给村里的穷人带来了什么时，这些人就会十分健谈。根据他们说的，穷人现在已经过得不错了。他们中的一个说，“自从种植季有变化以来，即使无地的雇工都在用摩托车”。另一个抱怨劳动力花费提高的人则坚持认为，靠打短工为生的人生活已经变得如此舒适，以致这些人可以非常挑剔了。农场主总是说穷人现在和双耕前的富人一样舒适。事实上，这些农场主一方面极大地掩饰了他们自身获得的好处，另一方面夸大了穷人的好日子——我们将会一再看到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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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处于更加不稳定情况中的村民而言，事情变得更为直截了当。在承认他们基本粮食供应可以确保之后，这些人通常都会进而强调他们的前景日益恶化。如同哈姆扎提到的，“我无休无止地工作，（却）看不到生活变舒适的希望。”哈姆扎和其他跟他处境相似的人把富人的大量收益同他们向家庭提供必需品的艰难进行了对比，这些必需品包括鱼、衣物以及学校教育等花费。在富人抱怨没有闲暇的同时，穷人却有一个相对应的抱怨：他们没有工作。这些人能够而且确实详细地说出了谁曾经雇用他们、给了他们多少钱，并以此与当前缺少工作情况下的收入进行比较。对这些村民来说，转折点并非双耕的开始，而是联合收割机的进入，这一点是和富人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对于时间的感知，对自己生命历程中重要时日的感知也必然不同。确实，这些村民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肯定不会比灌溉规划实施前更差。然而，他们目前的参照点是双耕引入的头四五年（1972—1976）。那时候，工作充足，工资也很高。正是从这一时点出发，这些村民认为他们目前处于困境；或许，只有在目前的困境这一背景之下，灌溉刚引入的那些年才变成了“过去的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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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村民看来，这种时运逆转的核心，并不仅仅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毫无人情味的工作，而是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泯灭。曾经被哈吉·卡迪尔认为是少有的辛勤工作的穷人卡里姆说出了许多贫穷的村民的看法。他解释说，从前，“穷人依赖于富人”。跟帕克·亚赫一样，卡里姆以预付工资为例，他告诉我说，现在已经不再有预付工资了，作为替代，开当铺的华裔成了穷人借贷的最后倚仗。卡里姆接着说道，“他们（地主）再也用不着我们了；如果我们不来脱粒，他们可以雇机器”。村里另一个无地村民曼苏尔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立场，他哀叹通过帮助脱粒获得的额外扎卡特馈赠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曼苏尔曾经从那些他帮助脱粒的种田人那里收到过这样的馈赠，而现在那些种田人都不再需要他帮忙了。村里的穷人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工资、工作和礼物上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稻米生产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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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从活租到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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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双耕前，在耕种前支付固定现金地租并非不为人知，但是，只有伴随着1971年后现金经济的扩展，固定现金地租才成了一个通则，而不再是例外。随着预付地租的转变，到底有多少佃农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关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再次遭遇到了几乎无法处理的争执区域（zone of disagreement）。最高的估计数目是十户，而最低的数目只有三四户。较高的数字接近村里的一致意见，而较低的估计数字则代表了一小部分富裕村民的看法。我们似乎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数目。比如说，拉扎克一直依照传统方式从他哥哥（外村人）那里租种5里郎土地，1972年，拉扎克的哥哥宣布要收回那些地让自己的儿子耕种。拉扎克说，他哥哥是把这当做个借口以便将他踢出那块地。拉扎克的证据是，两个种植季之后，他哥哥把那块地租给了一个预付地租的新佃户。这个故事看起来是部分可信的，因为打发走原来的佃农，然后将地出租给自己的孩子耕种，是少数可以接受的更换佃农的方式之一。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做法常常被视为是那些行事小心的地主使用的一个花招。但在这个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例中，我们不可能确知事实如何。对于这一类的事例，地主通常会宣称，是佃农决定要退掉租种的土地。无论如何，如果听取了绝大多数村民的说法，那么，由于转换为预付现金地租而导致的“损失估计”（damage estimate）就会很大；如果听取了少数富人的意见，那么这种转换的影响就相对地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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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租出很多土地的人来说，预付现金地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租金不再是以稻谷作为等价物来计量，地主的利润就不再受农产品交货价格（farm-gate price）的影响。倘若稻谷价格上涨，那么很简单，现金地租可以在随后的种植季提高；倘使稻谷价格跌落，那么损失则由佃农承担。在新协议中，预付的租金当然要提前五至六个月交付，这样地主就可以更长久地使用这些资本。最重要的是，预付现金地租避免了在打谷场上由于庄稼损伤或歉收所导致的争端或冲突。判断歉收的原因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歉收是由于耕种者的疏忽，还是由于天气或虫灾？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地租是不能减免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地租的减免通常是可以协商的。此外，减免的额度同样是导致激烈交锋的一个原因，通常交易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现在，地主甚至不需要看他的土地一眼，也不需要在收成不佳时听取佃户可疑的辩解。不满意的佃农只有一个选择：放弃租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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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采纳了地主看法的人自然高兴。卡米勒是大佃农，但他付的地租非常合适（每个种植季每里郎土地120马元）。卡米勒表示，在旧有的谷物地租制度下，“欺骗”非常普遍。[242]欺骗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在正式收割之前，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收割庄稼；如果看管很松，在实际收割时偷走一些稻谷；在脱粒时留一部分稻谷在稻秆上，日后通过拾穗据为己有；最重要的是，谎报稻谷损失以掩盖部分或全部的诡计，进而减少交付的地租。当然，佃户会选择用恰当的手段来实施这些策略，如果做得太过分太频繁，佃户就会失去租佃资格。然而，在现金地租的制度下，所有这些小伎俩都无关紧要了。哈吉·沙利姆是一位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哈吉·沙利姆明确地指出，预付现金地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素。他说，“这些人（佃户）都是无赖”[243]。哈吉·沙利姆补充道，在现金地租实施之前，佃户们可能漫不经心地耕种，然后再要求减租，声称蠕虫或者毛虫毁坏了庄稼。但是现在，“如果他们先给了钱，他们就不得不仔细看护庄稼，再也没办法耍花招了。他们不得不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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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地租给佃农带来的坏处，显然就是地主的好处。当然，那些深刻了解这些坏处的人，正是那些因为地租形式的这种转化而失去租佃资格的人。即使对绝大多数——那些试图及时筹集现金的人来说，成本也相当大。他们通常用妻子的首饰（这通常是女性结婚时她们父母的赠礼）作为抵押来借贷，在赎回这些珠宝之前他们每月要付给在燕镇的当铺2%的利息，而要赎回这些首饰，他们只能寄望于收获后。如果稻谷收成好，这只会带来小小的不便；如果收成欠佳，那么这就将演变为一场财政危机。[244]首饰很可能会被当铺没收，丈夫就得离开村庄去别的地方找份工作，否则债务就会越积越多。现金地租的日益流行也对其他形式的租佃产生了微妙但明显的影响。尽管有些足够幸运的佃户的租约仍然允许他们在收获之后支付地租，这种收获后支付的地租原则上是可协商的，但是，这些佃户越来越不愿意利用协商地租的特权，以避免地主会要求转换成预付地租来进行报复。[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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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最主要的不满在于，地租是固定的，因而跟特定季节的稻谷产量无关，也就是说跟佃农的支付能力无关。就像佃农们说的，“你没法考虑收获，你没法讨价还价，你没法商量，你什么也做不了”。这并不仅仅是以不带人情味的方式对事实作出的陈述。这种说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同“预付现金地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说法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几乎成了一句口号，“如果稻谷被彻底毁坏了，那也是你（佃农）自己的事儿”。佃农在说这话的时候通常伴随着手势和面部表情，以便能够模仿一个冷酷无情的地主是如何向佃户宣布这一残酷现实的。当然，这种说法暗示着，佃农们认为，稻谷的状态——以及佃户的状态——绝对应当为任何一个自重的地主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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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绝大多数村民看到的那样，这里涉及的是，地租形式的转变折射了阶级关系性质的不祥变化。当地租可以调整的时候，地主的态度被说成是宽宏大量的（senang kira）。这个术语相反的意思是berkira，或者说是“小气的”和“斤斤计较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说法是对富人最猛烈的控诉。宽宏大量存在于友好互惠占主导地位并且没有人会不恰当地利用别人的社会中。现在宽宏大量这一价值既被破坏又被遵守，但它并不因此缺少影响力。在阿明的描述中，过去与现在的情形存在着鲜明的对照。“以前他们说，‘如果收成不好，（我们）就少收点（地租）’。”“那么你可以讨价还价，这里有同情的成分。”“现在他们只关心钱。”“他们说，‘如果你不满意这个价钱，我就找别人’。”“他们这样做时毫无遮掩。”[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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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大地主对预付现金地租的社会建构终止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允许佃农通过欺骗好心的地主而避免为自己的疏忽承担后果。对绝大多数其他人来说，预付现金地租的社会建构则终止了一种安排，在这种安排中，地主对他的佃户所处的环境以及佃户的需要都表现出应有的关照。[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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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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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把工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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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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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后果，这些后果是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的。这一问题上的许多“事实”——直接收割工作的丧失、拾穗机会的丧失、收入损失的程度、受影响最深的社会阶层——都已明确。这里，我将探讨塞达卡居民对于这些事实的社会建构。宽泛地说，关于联合收割机的进入，至少有两个社会史：一个是由胜利者所宣扬的历史，另一个则是由失败者所宣扬的历史。在此，胜利者和失败者并非地主和佃农，而是指以大规模的种植者（不论是所有者还是佃农）为一方，以小规模的种植者以及无地雇工为另一方。这两个阶层中间的是那些中等的农场主，这些中等农场主的得失互为抵消，因此他们的看法亦模棱两可。[248]当然，在塞达卡，农场规模是相当可靠的收入指标，这样胜利者和失败者也就大体上对应着富人和穷人。富人和穷人各自关于联合收割机的社会史，是村民之间的阶级冲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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