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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从活租到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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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双耕前，在耕种前支付固定现金地租并非不为人知，但是，只有伴随着1971年后现金经济的扩展，固定现金地租才成了一个通则，而不再是例外。随着预付地租的转变，到底有多少佃农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关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再次遭遇到了几乎无法处理的争执区域（zone of disagreement）。最高的估计数目是十户，而最低的数目只有三四户。较高的数字接近村里的一致意见，而较低的估计数字则代表了一小部分富裕村民的看法。我们似乎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数目。比如说，拉扎克一直依照传统方式从他哥哥（外村人）那里租种5里郎土地，1972年，拉扎克的哥哥宣布要收回那些地让自己的儿子耕种。拉扎克说，他哥哥是把这当做个借口以便将他踢出那块地。拉扎克的证据是，两个种植季之后，他哥哥把那块地租给了一个预付地租的新佃户。这个故事看起来是部分可信的，因为打发走原来的佃农，然后将地出租给自己的孩子耕种，是少数可以接受的更换佃农的方式之一。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做法常常被视为是那些行事小心的地主使用的一个花招。但在这个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例中，我们不可能确知事实如何。对于这一类的事例，地主通常会宣称，是佃农决定要退掉租种的土地。无论如何，如果听取了绝大多数村民的说法，那么，由于转换为预付现金地租而导致的“损失估计”（damage estimate）就会很大；如果听取了少数富人的意见，那么这种转换的影响就相对地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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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租出很多土地的人来说，预付现金地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租金不再是以稻谷作为等价物来计量，地主的利润就不再受农产品交货价格（farm-gate price）的影响。倘若稻谷价格上涨，那么很简单，现金地租可以在随后的种植季提高；倘使稻谷价格跌落，那么损失则由佃农承担。在新协议中，预付的租金当然要提前五至六个月交付，这样地主就可以更长久地使用这些资本。最重要的是，预付现金地租避免了在打谷场上由于庄稼损伤或歉收所导致的争端或冲突。判断歉收的原因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歉收是由于耕种者的疏忽，还是由于天气或虫灾？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地租是不能减免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地租的减免通常是可以协商的。此外，减免的额度同样是导致激烈交锋的一个原因，通常交易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现在，地主甚至不需要看他的土地一眼，也不需要在收成不佳时听取佃户可疑的辩解。不满意的佃农只有一个选择：放弃租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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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采纳了地主看法的人自然高兴。卡米勒是大佃农，但他付的地租非常合适（每个种植季每里郎土地120马元）。卡米勒表示，在旧有的谷物地租制度下，“欺骗”非常普遍。[242]欺骗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在正式收割之前，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收割庄稼；如果看管很松，在实际收割时偷走一些稻谷；在脱粒时留一部分稻谷在稻秆上，日后通过拾穗据为己有；最重要的是，谎报稻谷损失以掩盖部分或全部的诡计，进而减少交付的地租。当然，佃户会选择用恰当的手段来实施这些策略，如果做得太过分太频繁，佃户就会失去租佃资格。然而，在现金地租的制度下，所有这些小伎俩都无关紧要了。哈吉·沙利姆是一位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哈吉·沙利姆明确地指出，预付现金地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素。他说，“这些人（佃户）都是无赖”[243]。哈吉·沙利姆补充道，在现金地租实施之前，佃户们可能漫不经心地耕种，然后再要求减租，声称蠕虫或者毛虫毁坏了庄稼。但是现在，“如果他们先给了钱，他们就不得不仔细看护庄稼，再也没办法耍花招了。他们不得不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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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地租给佃农带来的坏处，显然就是地主的好处。当然，那些深刻了解这些坏处的人，正是那些因为地租形式的这种转化而失去租佃资格的人。即使对绝大多数——那些试图及时筹集现金的人来说，成本也相当大。他们通常用妻子的首饰（这通常是女性结婚时她们父母的赠礼）作为抵押来借贷，在赎回这些珠宝之前他们每月要付给在燕镇的当铺2%的利息，而要赎回这些首饰，他们只能寄望于收获后。如果稻谷收成好，这只会带来小小的不便；如果收成欠佳，那么这就将演变为一场财政危机。[244]首饰很可能会被当铺没收，丈夫就得离开村庄去别的地方找份工作，否则债务就会越积越多。现金地租的日益流行也对其他形式的租佃产生了微妙但明显的影响。尽管有些足够幸运的佃户的租约仍然允许他们在收获之后支付地租，这种收获后支付的地租原则上是可协商的，但是，这些佃户越来越不愿意利用协商地租的特权，以避免地主会要求转换成预付地租来进行报复。[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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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最主要的不满在于，地租是固定的，因而跟特定季节的稻谷产量无关，也就是说跟佃农的支付能力无关。就像佃农们说的，“你没法考虑收获，你没法讨价还价，你没法商量，你什么也做不了”。这并不仅仅是以不带人情味的方式对事实作出的陈述。这种说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同“预付现金地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说法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几乎成了一句口号，“如果稻谷被彻底毁坏了，那也是你（佃农）自己的事儿”。佃农在说这话的时候通常伴随着手势和面部表情，以便能够模仿一个冷酷无情的地主是如何向佃户宣布这一残酷现实的。当然，这种说法暗示着，佃农们认为，稻谷的状态——以及佃户的状态——绝对应当为任何一个自重的地主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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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绝大多数村民看到的那样，这里涉及的是，地租形式的转变折射了阶级关系性质的不祥变化。当地租可以调整的时候，地主的态度被说成是宽宏大量的（senang kira）。这个术语相反的意思是berkira，或者说是“小气的”和“斤斤计较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说法是对富人最猛烈的控诉。宽宏大量存在于友好互惠占主导地位并且没有人会不恰当地利用别人的社会中。现在宽宏大量这一价值既被破坏又被遵守，但它并不因此缺少影响力。在阿明的描述中，过去与现在的情形存在着鲜明的对照。“以前他们说，‘如果收成不好，（我们）就少收点（地租）’。”“那么你可以讨价还价，这里有同情的成分。”“现在他们只关心钱。”“他们说，‘如果你不满意这个价钱，我就找别人’。”“他们这样做时毫无遮掩。”[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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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大地主对预付现金地租的社会建构终止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允许佃农通过欺骗好心的地主而避免为自己的疏忽承担后果。对绝大多数其他人来说，预付现金地租的社会建构则终止了一种安排，在这种安排中，地主对他的佃户所处的环境以及佃户的需要都表现出应有的关照。[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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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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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把工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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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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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后果，这些后果是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的。这一问题上的许多“事实”——直接收割工作的丧失、拾穗机会的丧失、收入损失的程度、受影响最深的社会阶层——都已明确。这里，我将探讨塞达卡居民对于这些事实的社会建构。宽泛地说，关于联合收割机的进入，至少有两个社会史：一个是由胜利者所宣扬的历史，另一个则是由失败者所宣扬的历史。在此，胜利者和失败者并非地主和佃农，而是指以大规模的种植者（不论是所有者还是佃农）为一方，以小规模的种植者以及无地雇工为另一方。这两个阶层中间的是那些中等的农场主，这些中等农场主的得失互为抵消，因此他们的看法亦模棱两可。[248]当然，在塞达卡，农场规模是相当可靠的收入指标，这样胜利者和失败者也就大体上对应着富人和穷人。富人和穷人各自关于联合收割机的社会史，是村民之间的阶级冲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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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联合收割机的某些社会事实是如此明显和确定，有关各方都承认了这些社会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共识领域的一部分。这一共识的核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收入依赖收割劳动的穷人受到了损害，而富人则从中获益。穷人受损的程度有多大，富人的获益有多少，这些量的问题完全不能达成共识。对联合收割机的整体影响是没有争议的。阿布·哈桑在农会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耕种着6里郎土地，他说，“因为机器来了，那些打短工的农民就干坐着了”[249]。托·卡西姆也非常富有，他补充说，“确实，穷人有损失。”在谈到联合收割机时，富人往往更愿意承认穷人的损失，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获益。而对于穷一些的村民来说，联合收割机通常使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则变得越来越穷。”在说这些的过程中，这些村民试图表明，机器不仅给富人带来了利润，也给富人带来了快乐。无地的雇工哈姆扎说，“为工资辛苦的朋友们没办法找到足够的（工作），但那些不挣工资的人却生活得很幸福”。他的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快乐与痛苦的分界线在何处，也表明了他自己站在哪一边。即使基于共同认可的社会事实，穷人的议论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歪曲，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损失与他人的获益、他们自身的痛苦与他人的快乐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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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联合收割机是如何有效率又是如何有利可图时，我们进入到一个富人和穷人针锋相对的区域。富人所宣扬的主要是机器收割相对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处。最为重要的是，大农场主提到了机器收割和装袋时的速度。他们确信，相对人工收割而言，用机器收割每里郎可以多收一麻袋到两麻袋稻谷。此外，这些大农场主也提到，机器收割可以节省将大米从地里运到临近码头所需的人力和资金。这最后一项工作通常每麻袋需要花费一至两元，这样生产成本就明显增加了。[250]像村长哈吉·加法尔这样的大种植者，总是不断地计算机器收割相对于雇用劳力收割在经济方面的好处。在不计入速度提高及损失减少等要素的情况下，大种植者估计，使用联合收割机每里郎可以节省18—30马元——具体数额取决于季节、土地的位置和产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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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器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好处，一个人们经常提到，而另一个好处却显然不被富人们公开提及。大农场主很高兴能从招募收割工人所涉及的管理和监督中解脱出来。这不仅包括在合适的时机安排收割工和脱粒工，还包括监视脱粒以确保稻秆能完全脱粒，还有向脱粒的雇工提供饭菜。雇用收割机不仅省下了劳力和花费，还减去了这项复杂并且随时可能失控的任务。[251]塞达卡的那些打短工的雇工则指出了促使大农场主进行机械化作业的另一个因素。卡里姆辛辣地指出，机器并不要求预先支付工资，也不在工资之外期待接受伊斯兰要求的慈善（额外的扎卡特馈赠）。正是在这一点上，富人保持了沉默，或许是因为富人对历史悠久的习俗正在遭受破坏并不关心。无论如何，绝大多数大种田户欣然从旧有的收割体系转向了新的体系。原有的体系使富人陷入一系列的对贫穷邻居的传统社会纽带与义务当中，而在新体系中，只要同机器掮客签署一个一次性的不带人情味的合同就够了。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损失最严重的人，驳斥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好处，并且指出使用机器的一些缺陷。无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玛和租种9里郎土地的佃农加扎利之间曾发生过一场低调的争论，这场争论在诸如此类的许多讨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瘦骨嶙峋的”玛认为，联合收割机经常漏掉临近田埂的水稻，并且会压倒稻田入口处的水稻。他还说，收割机在转弯或者储存仓装满了的时候会发生堵塞或者会将稻谷溢出来。“瘦骨嶙峋的”玛作为跟在收割机后面拾穗的发明人，可以算得上这方面的专家。加扎利客气地表示了异议。加扎利说，使用收割机之后他至少多收了一麻袋。在上个种植季他邻居的儿子曾经为他手工脱粒，结果，大量的稻谷散落在了稻桶之外，而且在稻秆上也留下了非常多的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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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穷人试图证明，即使把道德规范放在一边，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于种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声称，公正地说，收割机这样的庞然大物造成了深深的车辙，在灌溉季稻田里还很湿润的时候尤其如此，这样土地在下次耕种前很难平整好。穷人们还提到了收割机穿越一块地到另一块地时造成田埂的破坏，此外，为了确保联合收割机有一条道路可以穿越已经收割过的稻田到达任何一块不在路边的稻田，还不得不协调种植时间，这也很麻烦。大农场主几乎毫无例外地对这种反复出现的坏处无动于衷；他们作出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决定，对结果也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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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塞达卡的富裕村民不愿意承认，仅仅是因为收割机更方便并为他们省了一些钱，他们便剥夺了贫穷村民谋生的主要方式。如果他们承认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公开宣布他们自己微不足道的私利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公然否认自己对于社区其他人的福利的义务。正如事实上所有人都已经承认的那样，大农场主也承认联合收割机意味着穷人经济上的困境。大农场主认为，他们的邻居即使无法接受但也会理解他们的做法，大农场主竭力以此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大农场主们声称，由于存在着劳动力的短缺，如果他们想在合适的时机收割庄稼的话，他们除了使用联合收割机外别无他法。这一声明也是大农场主使自己行为正当化的努力。这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并且更实质性的社会辩护方式；大农场主在强调必要性而非实用性。我们将会看到，恰恰是这种辩护方式遭到了穷人的猛烈攻击，但这种辩护方式并没有被抛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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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劳动力缺乏的说法非常狡猾。一方面，它只不过意味着，某些人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要比他们愿意支付的工资多。倘使劳动力是充足的，那他们付出的工资就会减少。另一方面，从更为客观的角度看，如果稻谷因缺少收割工人而腐烂在田里，那么当然可以说存在着劳动力短缺。然而，即使富人也不会这样说，因为即使在双耕引入之后而联合收割机进入穆达地区之前，水稻都被及时收割了。大农场主更为温和但毫不妥协的说法是，劳动力是短缺的，因而是昂贵的；如果依赖人工的话，他们的庄稼就面临着危险。因此，村长哈吉·加法尔和他那个耕种着13.5里郎土地的兄弟拉齐姆解释说，在使用机器收割前，村里的穷人经常离开塞达卡到工资比塞达卡高的地方去帮助脱粒。村长兄弟俩说，成熟了的稻谷收割晚了，而晚收割的稻谷也比正常收割的稻谷要轻，结果这些稻谷的收益就降低了。拉齐姆补充说，“受损失的是种田人”。托·卡西姆也附和了这种说法。他说，到最后一刻，他既缺收割工，又缺脱粒工，因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提高工资招募额外的人手。托·卡西姆说，即使这么做，庄稼也已经被耽搁了。玛·伊莎租种了5里郎土地，他也雇用了收割机。他说自己更愿意从村里雇用工人，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玛·伊莎特别担心，如果不能在灌溉季及时收割，稻谷就会发芽。他还记得，两个种植季以前，他的稻谷就是这么被毁掉的。政府的磨面厂只按半价收购了他的稻谷。玛·伊莎承认，村民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但他补充说，如果不是因为联合收割机，那些雇工就会松懈，并且不会全天工作，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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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农场主为了自身利益的说辞比事实更值得关注。如同关于阶级行为的任何一种公开解释，这些说辞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即使在双耕之前，穆达地区的劳动力在收割最繁忙的时节也很紧张。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的外来人口定期地补充了当地的劳动力。实行灌溉以后，工资最初上涨了将近两倍，但在1972年至1974年间，收割工人的实际工资事实上下降了。[252]况且，没有证据证明，从1972年直到收割机的使用，劳动力的短缺导致的庄稼损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53]许多大范围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希望说明，他们的手脚受到了束缚，如果不雇用机器，他们就会损失部分或全部庄稼。一旦这种论调被接受，他们的行为就有了合理性。因为如果使用机器是拯救庄稼的唯一办法，那么，塞达卡就没有人会责备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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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完全依赖打短工来获取收入的人，会认为上述说法是无稽之谈。罗吉娅每年都为别人插秧和收割，她说，“如果他们不想使用机器，他们可以雇村里人；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寡妇洛斯妮由于辛勤工作而受到众人的赞扬，她认定，使用机器的人“只是对速度感兴趣”。洛斯妮的说法跟其他人的一样暗示着，为了提前两三天收割他们的庄稼，大农场主会牺牲村里穷人的福利。村里的雇工很清楚，富人使用联合收割机是为了满足他们对方便和速度的要求，而不是出于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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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深挖一点儿，我们就会发现，如同富人看到的那样，塞达卡的劳动力缺乏并非是对工作太多而人手太少的客观统计数据。事实上，问题是穷人是否真的想工作。哈吉·沙利姆（有三个妻子、拖拉机、卡车以及许多里郎的稻田）的观点在这个方面相当有代表性。在承认“穷人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活”、“他们什么奢侈品都没有”之后，哈吉·沙利姆赶紧补充说，他们不愿意工作。“他们都游手好闲；他们不想工作；他们很富有，（所以）不愿意（工作）。”“他们中有些人过去甚至连一辆破自行车都没有；现在他们有摩托车。”[254]巫统的领导人法齐勒拥有8.5里郎土地，他也同意这种观点。“村民不来工作，他们说他们发烧了，他们说在下雨，（但）他们是懒惰，他们会去咖啡店里吃糕饼，或者是很早就去市场买鱼。”“我们的庄稼就这样被毁坏了。”“他们多少有些懒惰；他们自己有2里郎3里郎的土地，但不怎么愿意工作。”“而机器是可靠的，而且速度很快。”当这种看法和劳动力短缺的断言合在一起时，机器使用者似乎就完全不会受到谴责了。他们不简单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而是在拯救他们自己的庄稼，这些庄稼因为当地雇工的懒惰而受到威胁。维多利亚时代的经营者也想不出比这更让人满意的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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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得到了各级官方充足的支持与鼓励。塞达卡所属的双溪达汶分区的最高领导人阿布杜尔·马吉德宣称，村民不愿意工作。“人们说，他们很傲慢，他们在堕落，他们只有工资很高时才会露面。”“只有工资很高时，他们才愿意（工作）。”“村民很难相处。”他同法齐勒或哈吉·沙利姆唯一的不同在于，一般而言，他是高高在上地、更为宽泛地谈论村民，他没有对村民做任何区分。他把这些难以对付的村民同联合收割机进行了对比，然后总结说，机器收割“快速而便宜，并且不用提供食物”。塞达卡和临近的双溪通港村的农民协会基本上是由富裕的农场主组成的，在年度会议上，有人表达了几乎同样的看法。这些观点是由伊斯梅尔·艾尔沙德——他不仅是该选区议会的巫统成员，也是高贵的吉打家族的一员——肆无忌惮地公开作出的。“人们不再愿意像先前那样为工资而工作。”“他们只在上午工作，随后就打道回府。”对此，巫统在塞达卡的领头人巴塞尔非常赞同。“这些人很难管理；他们爬上椰子树（来逃避工作）；你无法信任他们。”官员及其富裕的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一方面，雇工现在是或者正在变得懒惰、好斗、不值得信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完美的工人，这就是经济可靠且快速的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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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富人尽管承认短期雇佣工作丧失了，但他们不可能去渲染这种损失。就像哈米德说的，村里并没有太多人完全依赖打短工的工资作为收入。毫不奇怪，那些受到机械化冲击的人并不会如此镇定地这么说。当这些人说起他们的收入在过去3年间的剧幅下降时，一种紧张万分的气氛主导了这些人的评价。罗吉娅的话代表了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的想法，她说，“如果机器来了，拿走了所有的工作，人们就赚不到什么钱”。“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处，穷人只有损失。”“你几乎两手空空。”“找工作没用；现在根本没什么工作。”哈姆扎的表达更为简洁：“我们正在濒临崩溃。”“瘦骨嶙峋的”玛说出了这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因为）机器进来了，马来人能吃什么？”“现在，机器可以夺走一切。”当然，跟“瘦骨嶙峋的”玛的反问中所暗示的不一样，这不是饥饿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选择问题：是在村里永远受穷，还是像年轻人那样永久地或者半永久地移民？大农场主日益倾向于用机器播种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稻田，这样插秧工作也取消了，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述预言。[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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