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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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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把工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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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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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后果，这些后果是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的。这一问题上的许多“事实”——直接收割工作的丧失、拾穗机会的丧失、收入损失的程度、受影响最深的社会阶层——都已明确。这里，我将探讨塞达卡居民对于这些事实的社会建构。宽泛地说，关于联合收割机的进入，至少有两个社会史：一个是由胜利者所宣扬的历史，另一个则是由失败者所宣扬的历史。在此，胜利者和失败者并非地主和佃农，而是指以大规模的种植者（不论是所有者还是佃农）为一方，以小规模的种植者以及无地雇工为另一方。这两个阶层中间的是那些中等的农场主，这些中等农场主的得失互为抵消，因此他们的看法亦模棱两可。[248]当然，在塞达卡，农场规模是相当可靠的收入指标，这样胜利者和失败者也就大体上对应着富人和穷人。富人和穷人各自关于联合收割机的社会史，是村民之间的阶级冲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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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联合收割机的某些社会事实是如此明显和确定，有关各方都承认了这些社会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共识领域的一部分。这一共识的核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收入依赖收割劳动的穷人受到了损害，而富人则从中获益。穷人受损的程度有多大，富人的获益有多少，这些量的问题完全不能达成共识。对联合收割机的整体影响是没有争议的。阿布·哈桑在农会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耕种着6里郎土地，他说，“因为机器来了，那些打短工的农民就干坐着了”[249]。托·卡西姆也非常富有，他补充说，“确实，穷人有损失。”在谈到联合收割机时，富人往往更愿意承认穷人的损失，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获益。而对于穷一些的村民来说，联合收割机通常使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则变得越来越穷。”在说这些的过程中，这些村民试图表明，机器不仅给富人带来了利润，也给富人带来了快乐。无地的雇工哈姆扎说，“为工资辛苦的朋友们没办法找到足够的（工作），但那些不挣工资的人却生活得很幸福”。他的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快乐与痛苦的分界线在何处，也表明了他自己站在哪一边。即使基于共同认可的社会事实，穷人的议论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歪曲，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损失与他人的获益、他们自身的痛苦与他人的快乐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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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联合收割机是如何有效率又是如何有利可图时，我们进入到一个富人和穷人针锋相对的区域。富人所宣扬的主要是机器收割相对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处。最为重要的是，大农场主提到了机器收割和装袋时的速度。他们确信，相对人工收割而言，用机器收割每里郎可以多收一麻袋到两麻袋稻谷。此外，这些大农场主也提到，机器收割可以节省将大米从地里运到临近码头所需的人力和资金。这最后一项工作通常每麻袋需要花费一至两元，这样生产成本就明显增加了。[250]像村长哈吉·加法尔这样的大种植者，总是不断地计算机器收割相对于雇用劳力收割在经济方面的好处。在不计入速度提高及损失减少等要素的情况下，大种植者估计，使用联合收割机每里郎可以节省18—30马元——具体数额取决于季节、土地的位置和产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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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器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好处，一个人们经常提到，而另一个好处却显然不被富人们公开提及。大农场主很高兴能从招募收割工人所涉及的管理和监督中解脱出来。这不仅包括在合适的时机安排收割工和脱粒工，还包括监视脱粒以确保稻秆能完全脱粒，还有向脱粒的雇工提供饭菜。雇用收割机不仅省下了劳力和花费，还减去了这项复杂并且随时可能失控的任务。[251]塞达卡的那些打短工的雇工则指出了促使大农场主进行机械化作业的另一个因素。卡里姆辛辣地指出，机器并不要求预先支付工资，也不在工资之外期待接受伊斯兰要求的慈善（额外的扎卡特馈赠）。正是在这一点上，富人保持了沉默，或许是因为富人对历史悠久的习俗正在遭受破坏并不关心。无论如何，绝大多数大种田户欣然从旧有的收割体系转向了新的体系。原有的体系使富人陷入一系列的对贫穷邻居的传统社会纽带与义务当中，而在新体系中，只要同机器掮客签署一个一次性的不带人情味的合同就够了。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损失最严重的人，驳斥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好处，并且指出使用机器的一些缺陷。无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玛和租种9里郎土地的佃农加扎利之间曾发生过一场低调的争论，这场争论在诸如此类的许多讨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瘦骨嶙峋的”玛认为，联合收割机经常漏掉临近田埂的水稻，并且会压倒稻田入口处的水稻。他还说，收割机在转弯或者储存仓装满了的时候会发生堵塞或者会将稻谷溢出来。“瘦骨嶙峋的”玛作为跟在收割机后面拾穗的发明人，可以算得上这方面的专家。加扎利客气地表示了异议。加扎利说，使用收割机之后他至少多收了一麻袋。在上个种植季他邻居的儿子曾经为他手工脱粒，结果，大量的稻谷散落在了稻桶之外，而且在稻秆上也留下了非常多的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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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穷人试图证明，即使把道德规范放在一边，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于种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声称，公正地说，收割机这样的庞然大物造成了深深的车辙，在灌溉季稻田里还很湿润的时候尤其如此，这样土地在下次耕种前很难平整好。穷人们还提到了收割机穿越一块地到另一块地时造成田埂的破坏，此外，为了确保联合收割机有一条道路可以穿越已经收割过的稻田到达任何一块不在路边的稻田，还不得不协调种植时间，这也很麻烦。大农场主几乎毫无例外地对这种反复出现的坏处无动于衷；他们作出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决定，对结果也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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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塞达卡的富裕村民不愿意承认，仅仅是因为收割机更方便并为他们省了一些钱，他们便剥夺了贫穷村民谋生的主要方式。如果他们承认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公开宣布他们自己微不足道的私利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公然否认自己对于社区其他人的福利的义务。正如事实上所有人都已经承认的那样，大农场主也承认联合收割机意味着穷人经济上的困境。大农场主认为，他们的邻居即使无法接受但也会理解他们的做法，大农场主竭力以此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大农场主们声称，由于存在着劳动力的短缺，如果他们想在合适的时机收割庄稼的话，他们除了使用联合收割机外别无他法。这一声明也是大农场主使自己行为正当化的努力。这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并且更实质性的社会辩护方式；大农场主在强调必要性而非实用性。我们将会看到，恰恰是这种辩护方式遭到了穷人的猛烈攻击，但这种辩护方式并没有被抛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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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劳动力缺乏的说法非常狡猾。一方面，它只不过意味着，某些人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要比他们愿意支付的工资多。倘使劳动力是充足的，那他们付出的工资就会减少。另一方面，从更为客观的角度看，如果稻谷因缺少收割工人而腐烂在田里，那么当然可以说存在着劳动力短缺。然而，即使富人也不会这样说，因为即使在双耕引入之后而联合收割机进入穆达地区之前，水稻都被及时收割了。大农场主更为温和但毫不妥协的说法是，劳动力是短缺的，因而是昂贵的；如果依赖人工的话，他们的庄稼就面临着危险。因此，村长哈吉·加法尔和他那个耕种着13.5里郎土地的兄弟拉齐姆解释说，在使用机器收割前，村里的穷人经常离开塞达卡到工资比塞达卡高的地方去帮助脱粒。村长兄弟俩说，成熟了的稻谷收割晚了，而晚收割的稻谷也比正常收割的稻谷要轻，结果这些稻谷的收益就降低了。拉齐姆补充说，“受损失的是种田人”。托·卡西姆也附和了这种说法。他说，到最后一刻，他既缺收割工，又缺脱粒工，因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提高工资招募额外的人手。托·卡西姆说，即使这么做，庄稼也已经被耽搁了。玛·伊莎租种了5里郎土地，他也雇用了收割机。他说自己更愿意从村里雇用工人，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玛·伊莎特别担心，如果不能在灌溉季及时收割，稻谷就会发芽。他还记得，两个种植季以前，他的稻谷就是这么被毁掉的。政府的磨面厂只按半价收购了他的稻谷。玛·伊莎承认，村民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但他补充说，如果不是因为联合收割机，那些雇工就会松懈，并且不会全天工作，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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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农场主为了自身利益的说辞比事实更值得关注。如同关于阶级行为的任何一种公开解释，这些说辞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即使在双耕之前，穆达地区的劳动力在收割最繁忙的时节也很紧张。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的外来人口定期地补充了当地的劳动力。实行灌溉以后，工资最初上涨了将近两倍，但在1972年至1974年间，收割工人的实际工资事实上下降了。[252]况且，没有证据证明，从1972年直到收割机的使用，劳动力的短缺导致的庄稼损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53]许多大范围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希望说明，他们的手脚受到了束缚，如果不雇用机器，他们就会损失部分或全部庄稼。一旦这种论调被接受，他们的行为就有了合理性。因为如果使用机器是拯救庄稼的唯一办法，那么，塞达卡就没有人会责备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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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完全依赖打短工来获取收入的人，会认为上述说法是无稽之谈。罗吉娅每年都为别人插秧和收割，她说，“如果他们不想使用机器，他们可以雇村里人；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寡妇洛斯妮由于辛勤工作而受到众人的赞扬，她认定，使用机器的人“只是对速度感兴趣”。洛斯妮的说法跟其他人的一样暗示着，为了提前两三天收割他们的庄稼，大农场主会牺牲村里穷人的福利。村里的雇工很清楚，富人使用联合收割机是为了满足他们对方便和速度的要求，而不是出于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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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深挖一点儿，我们就会发现，如同富人看到的那样，塞达卡的劳动力缺乏并非是对工作太多而人手太少的客观统计数据。事实上，问题是穷人是否真的想工作。哈吉·沙利姆（有三个妻子、拖拉机、卡车以及许多里郎的稻田）的观点在这个方面相当有代表性。在承认“穷人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活”、“他们什么奢侈品都没有”之后，哈吉·沙利姆赶紧补充说，他们不愿意工作。“他们都游手好闲；他们不想工作；他们很富有，（所以）不愿意（工作）。”“他们中有些人过去甚至连一辆破自行车都没有；现在他们有摩托车。”[254]巫统的领导人法齐勒拥有8.5里郎土地，他也同意这种观点。“村民不来工作，他们说他们发烧了，他们说在下雨，（但）他们是懒惰，他们会去咖啡店里吃糕饼，或者是很早就去市场买鱼。”“我们的庄稼就这样被毁坏了。”“他们多少有些懒惰；他们自己有2里郎3里郎的土地，但不怎么愿意工作。”“而机器是可靠的，而且速度很快。”当这种看法和劳动力短缺的断言合在一起时，机器使用者似乎就完全不会受到谴责了。他们不简单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而是在拯救他们自己的庄稼，这些庄稼因为当地雇工的懒惰而受到威胁。维多利亚时代的经营者也想不出比这更让人满意的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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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得到了各级官方充足的支持与鼓励。塞达卡所属的双溪达汶分区的最高领导人阿布杜尔·马吉德宣称，村民不愿意工作。“人们说，他们很傲慢，他们在堕落，他们只有工资很高时才会露面。”“只有工资很高时，他们才愿意（工作）。”“村民很难相处。”他同法齐勒或哈吉·沙利姆唯一的不同在于，一般而言，他是高高在上地、更为宽泛地谈论村民，他没有对村民做任何区分。他把这些难以对付的村民同联合收割机进行了对比，然后总结说，机器收割“快速而便宜，并且不用提供食物”。塞达卡和临近的双溪通港村的农民协会基本上是由富裕的农场主组成的，在年度会议上，有人表达了几乎同样的看法。这些观点是由伊斯梅尔·艾尔沙德——他不仅是该选区议会的巫统成员，也是高贵的吉打家族的一员——肆无忌惮地公开作出的。“人们不再愿意像先前那样为工资而工作。”“他们只在上午工作，随后就打道回府。”对此，巫统在塞达卡的领头人巴塞尔非常赞同。“这些人很难管理；他们爬上椰子树（来逃避工作）；你无法信任他们。”官员及其富裕的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一方面，雇工现在是或者正在变得懒惰、好斗、不值得信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完美的工人，这就是经济可靠且快速的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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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富人尽管承认短期雇佣工作丧失了，但他们不可能去渲染这种损失。就像哈米德说的，村里并没有太多人完全依赖打短工的工资作为收入。毫不奇怪，那些受到机械化冲击的人并不会如此镇定地这么说。当这些人说起他们的收入在过去3年间的剧幅下降时，一种紧张万分的气氛主导了这些人的评价。罗吉娅的话代表了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的想法，她说，“如果机器来了，拿走了所有的工作，人们就赚不到什么钱”。“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处，穷人只有损失。”“你几乎两手空空。”“找工作没用；现在根本没什么工作。”哈姆扎的表达更为简洁：“我们正在濒临崩溃。”“瘦骨嶙峋的”玛说出了这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因为）机器进来了，马来人能吃什么？”“现在，机器可以夺走一切。”当然，跟“瘦骨嶙峋的”玛的反问中所暗示的不一样，这不是饥饿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选择问题：是在村里永远受穷，还是像年轻人那样永久地或者半永久地移民？大农场主日益倾向于用机器播种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稻田，这样插秧工作也取消了，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述预言。[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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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农场主将“劳动力缺乏”视做人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统计数据一样，穷人将联合收割机的引入也视做人的问题而不是机器的问题。如果说富人认为穷人很大程度上应该为劳动力问题受到责备，那么，穷人则认为富人很大程度上应该为机械化受到责备。从表面上看，其他一些因素似乎也导致了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例如，鼓励使用机器的政府，购买并使用了联合收割机的以华裔商人为主的辛迪加联合企业（syndicates）。然而，村里穷人中压倒性的共识是：使用这些机器的种植者应该受到谴责。当我询问穆达农业发展局是否该受到责备的时候，“瘦骨嶙峋的”玛迅速做出了回答，“应该被谴责的不是政府，而是村里人；正是他们把机器叫来并使用那些机器。”“如果他们拒绝使用，那机器就不会来。”“他们怎么能够连汽油费都付呢？”“似乎是机器在请求救济，然后我们就给了（它们救济）。”当罗吉娅谈到机器对她的收割时打短工的收入造成了侵害时，她说，当塞达卡的某些人选择使用机器时，他们“没有同情心”。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评论。卡里姆猜想，富人之所以更喜欢机器，是因为他们不用预先向工人支付工资，也不用给工人额外的扎卡特馈赠，他还总结说，“富人并不打算为我们烦心”。跟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村民首先责备身边的人。我猜想，这并不是说，贫穷村民认为政府和联合财团不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毕竟，大种植者在道德约束之内；大种植者是村庄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不应该漠视他们的行为对邻居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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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机器付诸使用后，依然有一些大种植者继续雇用本地的劳动力。这些大种植者因此受到了表扬。这种表扬和上面的批判都运用了相同的计算方法。总共有七八个大农场主被挑选出来，他们是“有同情心”、“好人”的典型。[256]这种表扬的结果是把这些人变成具有象征性的正面典范，就像哈吉·布鲁姆和拉扎克被当做负面典型一样。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其他种植者对本村村民有相应的照顾的话，那么，本村村民也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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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微弱的宣传攻势似乎不可能对富人的感受有太大的影响，当然，除非有些富人发现他们使用联合收割机的精心论证受到了质疑。托·卡西姆是个例外，托·卡西姆是联合收割机中介人，他的工作就是为他的华裔雇主安排好当地的收割工作的时间表，托·卡西姆以此可以换取每里郎5马元的酬劳。托·卡西姆显然为寻求自己工作的正当性而头痛不已。[257]事实上，他是收割机所有者的代理人，而且他清楚地意识到了某些贫穷的邻居对他的蔑视。“他们说我错了，”托·卡西姆说，“但是，是那些土地的所有者吩咐我去叫收割机的。”“如果我不做，别人也会去做。”“我也得活命啊。”[258]托·卡西姆在这里显然非常局促不安；托·卡西姆同时还强调，他“只是服从吩咐而已”，并且这工作总得有人做（为什么他不能做呢？）。尴尬的迹象看起来是明显的。[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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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村庄内，尤其是在穷人中间，人们强烈感觉到，村里的经济关系的自然秩序被联合收割机搞得乱七八糟。工资的发放方向被逆转了；如同人们期望的那样，工资通常是从富人流向穷人。现在，你瞧，工资向相反方向流动了，因为种田人得给联合收割机的主人支付工资，而后者要比前者富得多。阿明的话揭示了这种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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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你得去找穷人，然后再付给他们工资。现在，你得去找富人，再付给他们工资。以前是（拥有或租种土地的）华裔雇用我们；现在是我们雇用华裔。甚至帕克·亚赫也得给富人付工资，穷人却在家待着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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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满怀惊讶地重复这样的句子：“现在富人在挣工资”，或者“现在穷人雇用富人”。这些说法反映出了看起来极其混乱的情况所具有的讽刺意味。对于村里的富人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古怪的事；但对村里的穷人来说，这真是一件痛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过去属于他们的工作和收入现在都让富有的商人拿走了。塞达卡的雇工指出了两个——而不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这两个说法一起可以概括各种各样的议论。第一个说法是，现在“机器掳走了全部钱财”。第二个说法是，“钱财正在远离村庄”，事实上是远离国家（他们提到了香港、日本、澳大利亚），并且永远地离开了村里的流通领域。这里背后暗含的意思是，雇用同村的乡亲应该优先于雇用外村人，更别说机器了。因为这样的话，金钱就被留在了当地宗教仪式的礼仪圈子之内，而受益的则是村里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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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或许最清楚地揭示了穷人和联合收割机二者之间的关系。在1979年灌溉季的收割期，那时已经是收割期的后期了，而且田里也很湿。有消息传到村里，说是在南边四里远的双溪凯林村里有一台收割机陷入了稻田的黏土里。由于下午的工作已经结束，立刻就有十来个村民骑着自行车和摩托车到双溪凯林村去看。大概一小时以后，他们回来了，说收割机真的卡住了，司机试图把机器开出来，却使它陷得更深了。从第二天一早开始，持续了此后的一个半星期，塞达卡以及四邻村庄看热闹的人群越来越多。几天之内，双溪凯林村的收割机成了“朝圣”之地。想把机器拉出来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每天都会尝试一种新的方式——绞盘、拖车、将缆索绑缚在装满货物的自动装卸货车上来拉、推土机——但都不管用。从辛迪加联合企业来的两个收割机的所有者每天都来，他们显然非常焦急和生气。当每个新计划实施和失败之时，这两个所有者都会对工人大吼大叫，指手画脚。日渐增大的人群并没有给这两个所有者的情绪任何鼓舞，人群坚定不移地反对收割机及其主人。人们为这台收割机日益陷入吉打州的烂泥中高兴不已。事实上，一星期之后，稻田一百码的地方只能看到收割机的驾驶室；时间是站在吉打州的烂泥一边的。与此同时，当地的劳动者在无法动弹的收割机周围收割、脱粒，收割机现在已经沾满了泥浆，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成了出土文物的考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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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从未看到人们这么高兴，这么满足。[260]人们的情绪毫无疑问越来越高昂，仿佛收割机真的被吞噬了。人们的谈话集中在两方面：第一，随着收割的推进，机器主人可能每天都要损失大笔收入；第二，因为1972年以来稻田整年被水浸着，再加上持续使用机器，类似事件可能会经常发生。最后，收割机的主人对其他办法彻底失望了，他们雇了一帮苦力，这些苦力差不多挖空了机器周围，并在机器前面修了一道小斜坡，机器这才被拖了出去。[261]即时的朝圣与节日猝然中断，但它提供了一个“因果报应”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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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样不应该忽视的是，联合收割机导致了大种植者和雇工之间更为直接的敌对关系。任何机械化进程的退步都是大农场主的倒退，与此同时，机械化进程的退步却是对那些寻找工作的人的恩赐。这在灌溉季的收获期尤其明显。过去，大农场主的好收成也是雇工的利润；农场主的好收成意味着雇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和薪水。然而，现在，大农场主的坏收成才是雇工直接收获的时期。风雨造成的庄稼倒伏越多，地里的水越深，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范围就越小，这样留给穷人的工作就越多。完全是由于联合收割机，穷人第一次发觉自己实际上在期望洪水、在期望庄稼被毁坏，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不幸中获益。甚至天气也变成了某种阶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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