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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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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块可以租种的稻田变得越来越难，这种说法在塞达卡正在被普遍接受，而且人们都对此哀叹不已。村里的老年人都还能回忆起加尼·勒拜的父亲以及其他村民用少量的钱从东姑·吉瓦（Tengku Jiwa）那里买到20里郎至30里郎土地的时光。中年村民也能回忆起另一段并不久远的时光：那时，村里不管是佃农还是地主，没有人无地可种。阿布杜尔·拉赫曼还说，“那时，人们收地租的时候充满同情心，土地很便宜，也很多；一个富人至多也只能耕种20里郎的土地”。当然，这种“过去的好日子”现象是被社会地创造出来的，显然是为了同当前的局面进行比较。阿布杜尔·拉赫曼在进行了比较之后说道，“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独自耕种50里郎甚至100里郎的土地；他自己不仅保留了全部钱财，还保留了全部大米”。托·穆罕默德的比较有所不同，但可以作为补充：“现在人也多了，地租也高了，地主出租土地时开始使用长期租佃制。”有两个原因经常被援引用来解释今天的事态（忽略掉人口与现金地租不计），一个是大地主开始重新耕种，另一个是长期契约租佃的现金租金的增加。后一个原因比前一个原因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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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上，塞达卡并不存在太大的分歧。[262]毕竟，塞达卡并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地主阶级。出租土地的村民绝大多数都是以小块地的形式按照特许条款（concessionary terms）将土地出租给了子女或者孙辈。其余被出租的那些土地，或者是继承来的但因距离太远而不方便耕种，或者是由于土地所有者暂时有财政困难而被迫租出去了。因此，在塞达卡，对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租种稻田的普遍憎恨，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住在塞达卡村外的大地主阶级。然而，村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激情和热情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阶级地位的。对于十来个拥有并且/或者耕种超过8里郎土地的富裕农场主而言，问题不是很大。假如能够租到更多土地，他们中的某些人将会欢迎这种机遇，但这并不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但对于剩下的村民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无地可种或者是几乎无地可种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则是备受关注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在塞达卡是否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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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决定重新开始自己耕种土地，因此解雇了他的佃户，这是贫穷的耕种者失去土地的通常方式。在双耕的利润以及很容易就能雇到机器的驱使下，许多吉打州的大地主一度收回了曾经由小佃农耕种的土地。[263]哈吉·布鲁姆的儿子哈吉·安尼正是以这种方式收回了明关村附近超过100里郎的土地。另一个明关村的大地主来自槟城的贵族家族，他通过雇用一个华裔经理人收回了超过50里郎的土地。塞达卡的沙姆苏尔和托·艾哈迈德也面临着土地被地主收回的威胁，因为他们的地主哈吉·丁宣称，他想自己耕种这些土地或者让他的儿子耕种。幸运的是，通过向地区政府投诉，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哈吉·丁暂时收回一半的土地。[264]用这种方式收回大块土地的地主，通常会因为他们的贪婪而被憎恨。托·艾哈迈德会谴责哈吉·丁：“他根本不关心我们能不能吃上饭；他想吃了我们。”[265]收回土地的小地主并不会受到这样的辱骂，因为人们都明白，这些小地主也非常贫穷，而且他们也得为子女的生计考虑。因此，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地主拥有的土地，在满足自己生活所需要之外还有剩余，那么他们就应该将多余的土地租给更穷的人。如果这些地主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冷酷或者是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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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要求高额的地租或者要求收回耕种权，这些都引起了许多担忧。但是，向长期契约租佃制转化的趋势看起来更具有威胁性。传统的长期租佃协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签订的：由于小土地所有者急需现金，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小块土地租出几个种植季以换取租金，这种租佃规模较小。新近的长期租佃则涉及了较大块的土地以及高额的保证金。村民对此密切关注，关于长期租佃地租的每一个消息通常都成了胡乱推测的基础。最近有消息说，双溪通港村玛·布扬的儿子以总额2000马元的代价连续三个种植季租种了3.5里郎土地的租佃合同。这是个悲伤的消息，因为在这一宗交易中每个种植季每里郎土地的地租超过190马元。大多数村民都认为，玛·布扬的儿子“竟敢”以这样的价钱租地，这将是一个失败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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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如此恐慌的不仅是计算出来的地租，还有长期租佃要求一次性付清地租所需要的资本。哈吉·查希尔是尼扎姆租种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哈吉·查希尔通常是在每个种植季开始时收取一些保证金，不过，在1979年初，哈吉·查希尔宣布他要改为一次收取两个种植季的预付地租。尽管这些地租钱并不多，但尼扎姆依然需要立刻筹集1000马元。因此，尼扎姆只能匆忙从他父亲和当铺那里筹集贷款。如果尼扎姆没有筹集到这笔资金，那块地就会落入别人手中。尼扎姆认为，“他（哈吉·查希尔）想剥削我们；他想拿走一切”。其他人可就没尼扎姆这么幸运了。由于地主坚持延长租期，而萨马德和法齐勒都拿不出所需的资金，于是他们两个都丧失了原本承租的土地。两个案例中都是富裕村民加尼·勒拜·玛拿到了租佃权。萨马德和法齐勒对于加尼·勒拜·玛的怒火比不上他们对于那两个外村地主的愤怒强烈，那两个外村地主拒绝在租佃期限和地租上做出让步。对于寻求土地的年轻农民来说，长期租佃制是一个可怕的障碍。例如，罗吉娅新近结婚的儿子玛·纳西尔在过去的3年一直在积极寻找可以租种的土地。最近，玛·纳西尔听说有一个4里郎土地连续4个种植季的租佃合同，所有的花费共计2400马元。尽管每个种植季每里郎土地的平均地租比较合适，只有150马元，但这笔钱依然超出了玛·纳西尔的筹集能力。尽管那块地的所有者是他妻子的亲戚，这种情况有助于玛·纳西尔成为那块地的佃农，但是，没钱就无法获得租佃权。玛·纳西尔非常痛苦地发现，“现在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肚子。亲戚关系被放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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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向长期租佃制的过程中，如果说贫穷村民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富人受到的影响也不小。我在塞达卡期间，村里对一份长期租佃合同进行了广泛讨论，富人们的担忧就反映在了他们对这份合同的反应之中。该合同的双方分别是来自明关村的富有马来地主哈吉·哈桑（他是哈吉·布鲁姆的孙子）以及他的新佃户——凯帕拉·巴斯塔镇最有钱的绰号叫“支那烟鬼”的华裔小商店老板[266]。50里郎的一块极其宽阔的土地被出租了8个种植季，一次性付清的租金总计为88000马元。每里郎土地的地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每季度220马元，但更令人惊诧的是巨大的租金总额，这笔钱甚至远远超出了该地区最富有的马来地主的支付能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存在于非常富有的马来地主和华裔佃户之间的大宗租佃交易，这些华裔大都拥有收割机辛迪加联合企业的部分产权，哈吉·哈桑的这份租佃合同引发了塞达卡富裕村民的沮丧感。尽管有望积攒资金进行较小规模的土地租佃，但他们猜测，如此巨大数额的租佃——不管是从每里郎的成本看还是就所需的资金总量而论——从此以后将被拥有机器的富裕华裔垄断。[267]哈吉·纳扬把这些租佃称为“竞买”租佃：“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可以拥有（土地）；他们（地主）不关心种族问题，许多（佃户）是华裔。”因此，富人和穷人同样都有充足的理由为长期租佃制而忧虑，尽管他们的担心并不相同。对富人而言，长期租佃制意味着进一步进行土地积累的渠道正在消失；对穷人——尤其是佃农——来说，长期租佃制代表着对他们不稳定生活的一种威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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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租佃制的实施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了由联合收割机导致的混乱的社会关系。以前，富裕的地主把土地出租给比自己贫穷的人，这种关系也反映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下的租佃制中。然而，现在，地主把土地出租给了同他们一样富有的新型佃农，并且，在很多情形之下，这些佃农比地主还要富有。几乎每一个贫穷村民都满腔怨恨地讽刺道，今天，收割工作和越来越多的土地租佃正在变成富人——而非穷人——的保留地。无地雇工苏库尔的说法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以前，他们把土地出租给穷人。现在，你根本租不到地了。富人把地租给富人，穷人靠穷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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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为长期租佃制而受到责备？答案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或许，有人会归咎于华裔，他们常常被看做是成功的竞标者。或许，有人会认为马来地主难逃其咎。或许，有人还会认为国家应该为许可长期租佃制而受到责难。[269]事实上，人们对马来地主恨之入骨，正是这些马来地主希望得到最大的利润而无视亲戚、乡亲及其种族的需要。我偶尔直接询问谁应该为某一个特定的长期契约租佃受到“责备”——是地主还是（华裔）佃农，我几乎总是听到相同的回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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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应该受谴责；他们不愿（把地）租给马来人。（罗吉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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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他只想着钱，他拍卖土地，并问，“谁出价最高？”（拉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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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地主）不愿意把地租给他们自己的种族。（拉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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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伊布是村里最贫穷的人之一，他有个妹妹住在附近。塔伊布发现，他的那个妹妹以500马元的价钱把她自己拥有的1里郎土地出租给了一个华裔小商店老板耕种10个种植季。正要寻租土地的穆斯塔法也有类似遭遇。他妈妈将她自己的2里郎土地租给了一个拥有拖拉机的华裔，一共租出8个种植季。没人对华裔有什么偏见，尽管这些人夺走了他们本来想自己租种的土地，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家人不考虑亲人的利益而感到沮丧。穆斯塔法绝望地说，“我居然都不能在我母亲的土地上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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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考察联合收割机时，我们已经遭遇到这种“谴责的逻辑”。最经常地被挑出来受到谴责的并非陌生人，或者说外地人。毕竟，这些陌生人处在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之外；这些陌生人利用他们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是在意料之中的。而在另一方面，亲戚、同村的乡亲、马来人都被视为共同体的成员，这些人在直接的物质利益之外彼此负有义务。因此，村民有可能去呼吁这些人重视自己的责任。例如，玛·纳西尔说，他已经呼吁他的亲戚把地租给他几个种植季，而不是把地租给陌生人。当那个亲戚无视他的请求时，玛·纳西尔理所当然地感到了背叛。在想象的共同体的边界之外，请求与背叛这样的概念显然是不适用的。村民没有理由去呼吁一个联合收割机的华裔主人为了给马来人工作而放弃自身的利益；即使他的呼吁不为这些华裔所重视，村民也不会感到被背叛了。然而，对一个雇用联合收割机或者将土地租给华裔小商店老板的马来大地主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们期望这位马来地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对那些他可能会背叛的朋友、邻居和亲戚负有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绿色革命在吉打地区导致的许多变化对马来人内部的阶级关系的影响要比对种族关系的影响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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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慈善的仪式与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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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任何小农社会（peasant society）一样，塞达卡同样存在大量超越了直接生产关系的仪式纽带（ritual ties），这些纽带有助于创造及凸显共同体的存在——这个共同体并不仅仅是生产者的集合。涉及富人与穷人间礼物与交换的仪式纽带是阶级关系变迁兴衰的一个敏感的晴雨表。尽管在任何意义上这些仪式纽带都不是以某种原始的机械方式同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但这些仪式纽带依然对生产领域的变化高度敏感。如果把这些礼物与交换作为观察阶级关系变迁的有价值的窗口，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到，穷人已经在稻谷种植中变得日渐边缘，他们在村庄的仪式生活中也已经愈发边缘。塞达卡传统上有三种馈赠仪式性礼物的主要形式，通过这些礼物馈赠，富人与穷人联结在了一起。这三种形式包括村民所称的私人扎卡特馈赠（zakat peribadi，“私人的”伊斯兰什一税）、赛得卡救济（sedekah/derma）以及所有村民都参加的筵席（kenduri）。在村民看来，所有这些形式或者是穆斯林律法要求的，或者至少是穆斯林律法予以支持的。在简要介绍了这些形式之后，我将考察每种形式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在村庄内部又是如何被各个阶级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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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扎卡特馈赠有别于大多数村民所称的给苏丹或政府的扎卡特捐赠。后者是“法定”的扎卡特：除去非常小的种植者，所有的种植者都应该向吉打州宗教事务局缴纳一定量的稻米，这通常是由特别指定的地方收税人“阿弥尔”（amil）征收，塞达卡村的“阿弥尔”是巴塞尔。尽管这种款项专门用于伊斯兰慈善事业，但因为可感知到的不平等，许多种田人都非常憎恨这种法定的扎卡特捐赠，并因此普遍逃避交纳这种捐赠。[270]事实上，私人扎卡特馈赠是宗教慈善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像扎卡特这个词本义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税种。私人扎卡特馈赠之所以会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它不是被强制的，而且受益者通常是塞达卡的当地村民。这种私人扎卡特馈赠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政府征收法定扎卡特捐赠的时候由当地收取法定扎卡特捐赠的地方收税人“阿弥尔”征收、并根据馈赠者的意愿捐献给凯帕拉·巴斯塔镇附近的清真寺、发挥着祈祷室、会议室、宗教学校的教室等功能的村庄会所、清真寺的阿訇。私人扎卡特馈赠也可以由个人直接捐给清真寺看管者托克·斯雅以及在当地倍受欢迎的宗教导师勒拜·萨卜拉尼（他的宗教班级包括很多当地儿童）。总体而言，这部分私人扎卡特馈赠或许应该命名为用于宗教活动的馈赠，这一部分私人扎卡特馈赠大概占到全部私人扎卡特馈赠的2/3。剩下的私人扎卡特馈赠则给了其他的一些个人，尤其是穷亲戚、邻居、朋友以及帮助种植和收割的雇工。[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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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后这个类别的扎卡特馈赠才具有再分配的性质。然而，其涉及的稻谷数量并不很大；村民们用于私人扎卡特馈赠的稻谷总量大约相当于110麻袋，不足村庄平均收获量的2.5%。[272]就数量来说，用于潜在再分配的份额应该不超过40麻袋，或者说不足收获量的1%。即使我们加上斋月前夕自愿向贫穷村民提供的少量碾磨过的稻谷，作为潜在再分配的私人捐赠的总量也不会显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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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特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它是一种神圣的义务。扎卡特背后的宗教论据和社会论据在吉打州政府宗教委员会所发的传单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273]在指出伊斯兰教并不反对信徒致富之后，这份传单声称，富人有义务将自己的部分财产与穷人和没有财产的人分享。这份传单引用了一条《古兰经》的训谕，“对于那些贮藏金银且不跟随安拉的人，请让其知晓最痛苦的折磨”[274]。那份传单接着写道，扎卡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抑止吝啬，也是为了促进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为了免除那些接受施舍的人对富人的嫉妒和仇恨，为了协调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关系”。村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了扎卡特。村民们通常会说，他们给出私人扎卡特馈赠是为了“免除财产（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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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经由自愿的扎卡特馈赠得到净化的程度，在村庄内部是多样的。少数富人在私人扎卡特馈赠上相当慷慨，而其他人就几乎一毛不拔了。阿布杜尔·拉赫曼给了亲戚、雇工和宗教官员8麻袋多的稻谷，而哈吉·卡迪尔则仅仅给了不到1麻袋。考虑到其收入，少数相当普通的农民也十分慷慨。巴克利是一个耕种了4里郎土地的普通佃农，他给出了6麻袋，换言之，他给了那些帮助他插秧和收割的家庭每家1麻袋稻谷。而身为雇工和佃农的洛斯妮一共给了宗教官员、穷亲戚以及为她干活的村民（帕克·亚赫）6麻袋。[275]村里其他人则一无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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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收到的扎卡特的多少（谷物量）取决于他们的声誉、庄稼的长势以及他们在特定种植季的工作量。因为洪水，1979年灌溉季可找到的工作比以往多，结果帕克·亚赫和曼苏尔两人在那一季收获后分别收到了3麻袋和4麻袋稻谷。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帕克·亚赫和曼苏尔他们只从那些他们帮助过脱粒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那里收到了扎卡特馈赠。哈姆扎是“扎卡特冠军”，他收到的扎卡特甚至更多，但他收到的谷物中有一部分是他看管村庄祈祷室的酬劳。那些没有什么好名声的赤贫村民即使定期去帮人家脱粒，也不会收到太多的扎卡特馈赠；塔伊布和杜拉得到了1麻袋多的稻谷就觉得很幸运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贫穷村民收到的扎卡特馈赠，几乎完全来自他们的雇主，村民们得到的扎卡特的多少也是根据他们的受尊敬程度而经过了相当认真的计算的。扎卡特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清除财产的罪责”，同样也是为了促进劳动控制及社会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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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得卡（Sedekah）和德尔马（derma）作为救济的形式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与扎卡特不同，赛得卡与收获无关，也并不总是以稻谷形式给予。赛得卡既给予提出请求者，也给予未提请求者，但几乎只给穷人。德尔马与赛得卡唯一的不同在于，德尔马通常是出于慈善的目的而挨家挨户地收集，一般是为了帮助贫穷家庭支付丧葬费用，就像拉扎克女儿的丧事那样。[276]赛得卡和德尔马在伊斯兰语境下都被视做“善功”（good works），因为捐助人如果完全出于真心，将获得好报。至少在村庄里，这样的救济量都很小，比如，只够做几顿饭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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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慈善活动”的第三种主要形式是筵席，筵席构成了村庄仪式生活的基础。同扎卡特和赛得卡不同，这些筵席是集体仪式，不仅有一个主持者，而且作为东道主的家庭还要为受邀的客人提供一顿饭菜。[277]举行筵席的原因有许多，如果大体上以次数和重要性为序，那么，最平常的筵席是：婚礼筵席；为死者祈祷的筵席，这种祈祷筵席通常兼具庆祝某种好运（如孩子通过了考试）的功能；割礼筵席；怀孕筵席；婴儿筵席；婴儿理发筵席；搬家筵席；新房筵席；以及还愿筵席，这种筵席通常是因为生的孩子符合自己的性别期待。富人与穷人都会发起筵席，但人们自然会期望富人更经常、更大方地举行筵席，并且邀请更多的客人参加筵席。如果东道主家境平常，筵席的花费就要由客人承担一部分，客人会带去一些东西或现金。比较贫穷的客人可能不会这么做，但他们会帮助主人准备食物。[278]对于村里的穷人来说，筵席实际上是唯一能吃到肉的场合，正像曼苏尔所说，穷人是被煮肉的味道“引”到筵席上去的。这种仪式筵席是富人通过炫耀性消费证实他们地位的传统方式，被邀请参与筵席的有他们的朋友、邻居、亲戚，而且通常全村人都被邀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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