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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六章 延展事实：意识形态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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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homo faber）无法同工匠（homo sapiens）区分开来。每一个人，最终……都从事着一定形式的智力活动……他分享某种特定的世界概念，拥有道德行为的自觉边界，并且因而有助于坚持关于世界的一个概念或者改变之，也就是说，导致思考模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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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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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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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双耕以及机械化给富农和地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致富机会。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急切地抓住了这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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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利用这些新时机来进行资本积累，大农场主和地主剥除了许多以往曾将他们与贫穷村民绑缚在一起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他们不得不雇用机器取代村里的劳动者，提高地租，解雇佃农，并且削减自己在村落内的礼仪及施舍义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发觉自己多多少少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真空中行动。我们在塞达卡以及穆达平原其他地区所观察到的正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阶级，这一阶级一直在稳步地摆脱它与劳动者和佃农的纽带，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前资本主义的规范氛围中行动，这种气氛使得人们极难证明此类行动的正当性。在此意义上，他们是必须为自己辩解的资本主义者——公开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但他们不能从马来西亚的亚当·斯密的详尽学说中获益，更遑论边泌或马尔萨斯了。我们将会看到，富裕农场主为了使事情的真相有利于自身所做的痛苦而有创造性的努力，这使得意识形态的不利因素只是被部分地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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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形成的、经协商而实现的村庄生活的道德情境，如果仅就意识形态而言，完全不利于较为新型的资本主义行为方式。这种道德情境由一套有关富人和穷人关系的预期和偏好组成。一般说来，这些预期体现为资助、援助、关照以及能否获得帮助等习惯用语。它们适用于雇用、租佃、施舍、筵席举办以及日常的社会行为。它们意味着人们将对那些满足这些预期的人充满敬意、忠诚及社会认可。直白地说，这涉及某种“名誉政治”，在此，遵守某种行为规范将会使一个人获得好的名声。[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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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富裕农场主正在破坏的阶级关系的道德情境是一个社会产物，而这一产物是由他们自身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手创造的。它曾一度有利于农场主通过增加工资、礼物（如收获后的扎卡特）或邀请赴宴的方式来雇用收割工人，并确保他们的忠诚。它曾一度有利于雇用佃农耕种其多余的田地并且在歉收之后调整地租以挽留优秀的耕种者。它不仅有利于他们以这种方式行事，而且有利于将此种行为表述为意识形态术语，诸如援助、帮助、仁慈以及同情等。由此，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一种当土地相对充裕而劳动力相对匮乏时很明智的行为——披上了资助和慷慨的语言外衣。这里并不意味任何冷嘲热讽，只是意指展现人们竭力合理化自己行为的普遍趋势。同样，并不必然暗示较贫穷的村民是否完全接受其行为的社会建构，尽管他们不可能公开地对它进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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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按照社会圈子的远近而获得不同程度的这种声称的资助和慷慨。它最适用于双系亲属群体以及同村的居民。在近亲居住在同一村庄的情况下，对关照的要求尤其强烈。距离这一小圈子越远，对于特殊关照的要求就越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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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这些圈子里，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慷慨的惯例都并不仅仅是正在衰退的历史记忆。尽管已不完整，它们仍存在于亲属租佃、对村内佃农的较低租金、施舍的残留形式、村庄筵席以及优先雇佣当中。即使机械化也未彻底消除对零工的不时需求、对插秧工或者忠诚的政治追随的需求。因此，塞达卡的富有农场主尚未彻底消除村庄生活的前资本主义规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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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确实希望从根本上限制这些他们曾经从中获利甚多的价值观的适用性。今天，这些价值观的充分使用将阻碍他们剥除那些处于他们和绿色革命的收益之间的社会义务。他们如何进行“意识形态运作”——他们的策略，它的逻辑、用途以及他们所遭遇到的反抗——正是本章的主题。我将从剥削的概念谈起，它嵌于语言和实践，并且随后展现出富人和穷人各自如何试图歪曲事实以使这些价值观服务于派系和阶级的目标。由于这些价值观只能通过社会冲突而形成，我将考察它们在三种社会冲突中的实际应用：提高地租或解雇佃农的企图、有关村庄“大门”的争论以及围绕村庄改进计划的政府基金分配而进行的指控与反驳。最后，我将探究塞达卡的符号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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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剥削的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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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不同阶级的村民如何试图加强或改变地方行为的规范情境之前，关键是确定这种情境是什么。围绕阶级关系而形成的信念和习俗绝不是固定的，因为如同任何形式的规范一样，它们是持续不断的斗争与协商的历史产物。然而，确定斗争进程中产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形成了当前话语的规范环境的大致轮廓却是可能的。这一规范环境或许最好地体现在剥削的词汇表中，如同它在塞达卡所使用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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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和/或官僚使用的术语和范畴不会影响下层的市民用以描述相同情境的词汇。因此，官方报纸和文件中用来描述穆达平原的灌溉型水稻种植的术语——绿色革命——极少在村里听到；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所谓的“双耕”。精英与“百姓”话语中的概念分歧在剥削的例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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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标准的马来语动词（tindas, menindas），它可以被精确地译做“剥削、压迫、压榨、不公正地统治”。它在村子里通常用来表示诸如用手指甲挤虱子这种乏味行为。然而，除了一两个年轻村民显然是在表现其受过学校教育之外，这一词汇并不用于表达剥削的概念。[287]其他表示几乎同一个意思的词语——其中有tekan, kejam, peras, desak, sesak——偶尔可在村里的谈话中听到。每一个词语都在传达一种物理上的压力的意义——挤压、压榨、冲压、憋闷——这使其成为让人想起敲诈与压迫的专用工具。因而，当尼扎姆的东家哈吉·查希尔坚持提高租金和改变两年租佃合同时，尼扎姆告诉我，“他想压榨（tekan），他想吞食（makan）一切”。当地方上的反对派成员抱怨只有执政党的成员才有机会被接纳为政府土地计划的移民者时，杜拉补充道，“政府其实在压迫（tekan sunggoh）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举动（bergerak）。”一些暗示剥削的短语在传达这一实际隐喻时走得更远，并且暗示剥削者坚持他们合法的无礼要求。一位贫穷村民提到那些官员“坐在软椅上”并且“鞭打（tutuh）村民的脊背”。另一个人则提到地主“在村民背上（”menenggala atas belakang）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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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谈到表达剥削的概念时，几乎不存在任何语言上的匮乏。然而，最为持久地受欢迎的动词——日常对话中最经常听到和含义最丰富的动词——是“吃”（makan）。领工钱是“吃工钱”，收取利息是“吃利息”，受贿是“吃贿赂”，背叛朋友是“吃朋友”，压榨某人是“吃他们的骨头”，剥削别人是“吃他们的血汗”[288]。最平常的表达很简单，“他想吃了我们”。这里，农民对食物的历史性关注以及对类似于人吃人现象的控诉结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富于启发性的隐喻。[289]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隐喻不仅被穷人用于描绘有权势的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也被富人用来形容穷人强加于他们的贷款和施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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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剥削的地方词汇更多地存在于吝啬和傲慢的概念中，而非以上这些动词之中。当一个佃农抱怨其地主增加地租时，他只是有可能私下声称地主在敲诈（tekan）他或“吃”（maken）他。但他几乎肯定会谴责地主吝啬或贪婪（ke dikut, kikir, bakhil, berkira, lokek, tamak, keras hati, tankai jering, haloba），并且他通常还会谴责地主自大或傲慢（sombong）。一个要求雇主贷款或施舍的贫穷村民如果受到轻蔑地拒绝，他可能不会私下抱怨他的雇主在压迫他，但他总是抱怨雇主的小气和不知羞耻。这些私下谴责的词语构成了塞达卡“民间”剥削概念的核心。总而言之，它们具体表现为同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一些东西——此外，这种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村里穷人的观点，它们还在相当程度上被富人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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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吝啬是马来村落社会的特点的成见清楚地体现在人们编造的哈吉·阿尤布（哈吉·布鲁姆）的传奇故事中。他对他的马来伙计的剥削几乎不容置疑，但他的突出的吝啬才是被关注的核心。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见识了对吝啬的谴责是如何频繁地出现在村民的议论中。当尼扎姆抱怨地主的压迫（tekan）时，他也是通过引证他的吝啬（berkira）和无情（keras hati）来对压迫加以解释。洛斯妮形容她的地主非常精于算计或者说吝啬（sangat berkira），而剥削的事实可以从其行为中推断出来。经历一个歉收的季节之后，罗吉娅不可能奢望从身为她的亲哥哥的地主那里得到任何仁慈，她痛苦地谈到了他的冷酷无情（keras hati）。当塔伊布悲叹这些日子租地的不易时，他和其他人一样，将原因指向地主的“贪婪”（lokek）。雅各布以出卖劳动为生，自从联合收割机到来之后，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他也把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归因于近来大农场主的“益发吝啬”（lagi kedekut）。当托·卡西姆特别指出现在施舍和大型筵席更少时，他解释说，富人现在更吝啬（susah berkira la’ni）了。甚至很富有的外村土地所有者哈吉·纳扬在发现许多被解雇的佃农不得不迁走后，也将他们的窘境归因于地主现在“更精于算计”（lagi susah kira）而重新使用机器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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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受到的富裕村民的态度和他们遭受诅咒的方式的变化在穆达平原并不完全是新现象。穆赫扎尼在灌溉型双耕开始前的玻璃市州附近进行的有关信用的研究中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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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村庄里的谈话导向互助主题以及把提供现金贷款视为援助同村村民的一部分时，对村民之间合作的日益减少以及对筹集友好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的感叹就难以避免地出现。诸如此类的陈述总是与村里人在有关金钱的事物上越来越精于算计（berkira）的现实结合在一起。村民还不知疲倦地重新提起“过去的日子”，那时人们总是随时准备帮助别人。[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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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塞达卡本身而言，掘井健三1967年的研究更普遍地影射“互助原则的弱化”以及“土地租赁体系正接近于土地所有者——佃农关系的阶级面貌日渐鲜明的阶段”这一事实。[291]我们有理由推测，我们今天听到的对吝啬的谴责并不仅仅是绿色革命的产物，而是代表了回应商品化压力的更为悠久的伦理传统。已经发生的一切正是机械化的影响极大地加剧了抱怨，并且将秘密控诉的呼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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