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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170325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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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剥削的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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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不同阶级的村民如何试图加强或改变地方行为的规范情境之前，关键是确定这种情境是什么。围绕阶级关系而形成的信念和习俗绝不是固定的，因为如同任何形式的规范一样，它们是持续不断的斗争与协商的历史产物。然而，确定斗争进程中产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形成了当前话语的规范环境的大致轮廓却是可能的。这一规范环境或许最好地体现在剥削的词汇表中，如同它在塞达卡所使用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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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和/或官僚使用的术语和范畴不会影响下层的市民用以描述相同情境的词汇。因此，官方报纸和文件中用来描述穆达平原的灌溉型水稻种植的术语——绿色革命——极少在村里听到；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所谓的“双耕”。精英与“百姓”话语中的概念分歧在剥削的例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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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标准的马来语动词（tindas, menindas），它可以被精确地译做“剥削、压迫、压榨、不公正地统治”。它在村子里通常用来表示诸如用手指甲挤虱子这种乏味行为。然而，除了一两个年轻村民显然是在表现其受过学校教育之外，这一词汇并不用于表达剥削的概念。[287]其他表示几乎同一个意思的词语——其中有tekan, kejam, peras, desak, sesak——偶尔可在村里的谈话中听到。每一个词语都在传达一种物理上的压力的意义——挤压、压榨、冲压、憋闷——这使其成为让人想起敲诈与压迫的专用工具。因而，当尼扎姆的东家哈吉·查希尔坚持提高租金和改变两年租佃合同时，尼扎姆告诉我，“他想压榨（tekan），他想吞食（makan）一切”。当地方上的反对派成员抱怨只有执政党的成员才有机会被接纳为政府土地计划的移民者时，杜拉补充道，“政府其实在压迫（tekan sunggoh）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举动（bergerak）。”一些暗示剥削的短语在传达这一实际隐喻时走得更远，并且暗示剥削者坚持他们合法的无礼要求。一位贫穷村民提到那些官员“坐在软椅上”并且“鞭打（tutuh）村民的脊背”。另一个人则提到地主“在村民背上（”menenggala atas belakang）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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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谈到表达剥削的概念时，几乎不存在任何语言上的匮乏。然而，最为持久地受欢迎的动词——日常对话中最经常听到和含义最丰富的动词——是“吃”（makan）。领工钱是“吃工钱”，收取利息是“吃利息”，受贿是“吃贿赂”，背叛朋友是“吃朋友”，压榨某人是“吃他们的骨头”，剥削别人是“吃他们的血汗”[288]。最平常的表达很简单，“他想吃了我们”。这里，农民对食物的历史性关注以及对类似于人吃人现象的控诉结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富于启发性的隐喻。[289]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隐喻不仅被穷人用于描绘有权势的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也被富人用来形容穷人强加于他们的贷款和施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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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剥削的地方词汇更多地存在于吝啬和傲慢的概念中，而非以上这些动词之中。当一个佃农抱怨其地主增加地租时，他只是有可能私下声称地主在敲诈（tekan）他或“吃”（maken）他。但他几乎肯定会谴责地主吝啬或贪婪（ke dikut, kikir, bakhil, berkira, lokek, tamak, keras hati, tankai jering, haloba），并且他通常还会谴责地主自大或傲慢（sombong）。一个要求雇主贷款或施舍的贫穷村民如果受到轻蔑地拒绝，他可能不会私下抱怨他的雇主在压迫他，但他总是抱怨雇主的小气和不知羞耻。这些私下谴责的词语构成了塞达卡“民间”剥削概念的核心。总而言之，它们具体表现为同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一些东西——此外，这种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村里穷人的观点，它们还在相当程度上被富人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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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吝啬是马来村落社会的特点的成见清楚地体现在人们编造的哈吉·阿尤布（哈吉·布鲁姆）的传奇故事中。他对他的马来伙计的剥削几乎不容置疑，但他的突出的吝啬才是被关注的核心。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见识了对吝啬的谴责是如何频繁地出现在村民的议论中。当尼扎姆抱怨地主的压迫（tekan）时，他也是通过引证他的吝啬（berkira）和无情（keras hati）来对压迫加以解释。洛斯妮形容她的地主非常精于算计或者说吝啬（sangat berkira），而剥削的事实可以从其行为中推断出来。经历一个歉收的季节之后，罗吉娅不可能奢望从身为她的亲哥哥的地主那里得到任何仁慈，她痛苦地谈到了他的冷酷无情（keras hati）。当塔伊布悲叹这些日子租地的不易时，他和其他人一样，将原因指向地主的“贪婪”（lokek）。雅各布以出卖劳动为生，自从联合收割机到来之后，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他也把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归因于近来大农场主的“益发吝啬”（lagi kedekut）。当托·卡西姆特别指出现在施舍和大型筵席更少时，他解释说，富人现在更吝啬（susah berkira la’ni）了。甚至很富有的外村土地所有者哈吉·纳扬在发现许多被解雇的佃农不得不迁走后，也将他们的窘境归因于地主现在“更精于算计”（lagi susah kira）而重新使用机器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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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受到的富裕村民的态度和他们遭受诅咒的方式的变化在穆达平原并不完全是新现象。穆赫扎尼在灌溉型双耕开始前的玻璃市州附近进行的有关信用的研究中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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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村庄里的谈话导向互助主题以及把提供现金贷款视为援助同村村民的一部分时，对村民之间合作的日益减少以及对筹集友好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的感叹就难以避免地出现。诸如此类的陈述总是与村里人在有关金钱的事物上越来越精于算计（berkira）的现实结合在一起。村民还不知疲倦地重新提起“过去的日子”，那时人们总是随时准备帮助别人。[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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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塞达卡本身而言，掘井健三1967年的研究更普遍地影射“互助原则的弱化”以及“土地租赁体系正接近于土地所有者——佃农关系的阶级面貌日渐鲜明的阶段”这一事实。[291]我们有理由推测，我们今天听到的对吝啬的谴责并不仅仅是绿色革命的产物，而是代表了回应商品化压力的更为悠久的伦理传统。已经发生的一切正是机械化的影响极大地加剧了抱怨，并且将秘密控诉的呼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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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在哈吉·布鲁姆事例中看到的一样，所有对吝啬的控诉都蕴含了一个对应当在穷人与富人间确认的关系的清晰观点——某种意识形态。在对待穷人，尤其是穷的亲属或同村人时，富人应该体谅（timbangrasa），乐于助人（tolong），并且不自私（senang kira）。如同穷人所认为，此类行为应当包括提供雇佣、租佃、贷款、施舍以及适当的筵席。达到这些行为标准的有钱人可以作为不剥削的、行为适当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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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嵌于谴责性的言辞当中，标准马来语词典中用来说明一些关键术语的句子也证实了这一点。[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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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例子中，“吝啬”都与富人的拒绝，尤其是拒绝帮助穷人联系在一起；同情则与施舍相连，并且穷人被界定为适宜的施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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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证据表明此处确认的规范性观点并不限于穆达平原的农场主，而多半是马来农业社会的普遍特征。[293]来自过去40年间马来半岛不同地区的田野工作报告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雷蒙·弗斯的经典性研究《马来渔夫：他们的农民经济》，就是基于日本人占领前的东岸的吉兰丹州的田野工作报告。他关于财富和慈善的讨论会让塞达卡的村民感到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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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而言，这一地区的富人通过勤奋和节俭积累了他们的财富。这两个因素与富人应有的慈善做法相结合，或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社区内的穷人对富人没有明显的怨恨的原因……怨恨和批评只有在下面的场合才会出现：富人没有表现出慷慨，“他很吝啬”，他不对穷人笃行慈善，不修建路旁的避雨棚或祈祷场所，或者不热情款待。[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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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民风也见于斯威夫特的报告——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森美兰州日叻务地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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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与没有穷到依赖他人为生的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并不那么融洽。苦难和嫉妒的力量是惊人的……富人是物质帮助的明显来源，但是由于每个村子都只有很少的富人，他们总是要满足别人的各种要求，自己却几乎没有机会得到帮助。受助者并非满怀感激地接受他们提供的帮助，而是把它当做一项权利，因为富人是他们的亲戚或邻居，并且他们富有；一份微薄的礼物对他们而言算不了什么。这种单边关系造成了怨恨，富人总是愤愤不平，因为他们在被迫不断地施舍，而他们的善良本性却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受助者不满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要求施舍，然而并没有得到更多。[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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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里·胡辛做了一项三个村庄领导权的比较研究，其中一个村子距离塞达卡不超过12英里。他对全部三个社区财富和地位的评论证实了弗斯和斯威夫特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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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就其本身而言并未受到极大的尊重，而是经常被视为受到村民厌恶的诸多罪恶的根源。一个冷酷无情或挥霍浪费的有钱人会受到憎恶，但另一方面，那些慷慨大方的有钱人则受到人们的爱戴与尊敬。[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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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前田成文在最近的一项有关马六甲州一个村庄的社会学研究中考察了慈善的做法以及相关的约束。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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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的礼物给予受到伊斯兰精神的支持，而相互帮助则受到了共同体情感的支持，它更加强烈地被视为抵御未来可能的意外事故的保证。在前一情形（法定扎卡特）中，贫困和缺乏的人，无论谁都可以得到帮助。在后一情形中，助人者和被助者具有特殊关系，例如，他们是邻居或亲戚。在有需求的情况下，那些能够帮助特定个人的人被期待那么做。[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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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各不相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非常类似的预期限定了马来村庄中穷人和富人的关系。这里关键之处不在于这些期待能否在实践中总被遵行，而是它们确实存在，违背它们会招致我们所观察到的怨恨和谴责。这些期待的合法性得到三重保证。首先，它们符合马来村庄生活的传统价值观念。此外，它们受到通行的伊斯兰律法的有力支持，这些律法规定了来自富人的慈善与怜悯。最后，我们不应忽视执政的马来政党（巫统）在过去20年中的选举政治方式对于维系这一规范遗产的贡献。巫统在马来社区内部的资助政治的基础上塑造了选举机器，并且依靠为其获得尊敬和忠诚的慷慨来赢得选举。国家——农民关系的固有模式明显类似于我们正在考察的乡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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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精神正逐渐在塞达卡失去它的约束力，但即使在较为富裕的村民中间也完全没有达到濒临消亡的地步。事实上，每当一个大农场主在描述他给予贫穷村民的作为“帮助”（tolong）的工作或者私人施舍时，就会诉诸于上述精神。它还用于伊斯兰教共享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把施舍视为“净化”财富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手段。当一个亲戚或邻居获得土地租佃权时，当斋月筵席前的贷款被发放时，当租金低于其市场价时，当人工劳动优先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时，当举办一场大型婚宴时——每当上述情况发生时，上述精神就会含蓄地表现出来。所有这些做法尽管倍受攻击，但依然是当前村庄生活现实的一部分。甚至当富裕村民批评外来的富人将他们的大片土地租给大企业主而不考虑自己人民的需求时，也同样会诉诸于上述乡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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