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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歪曲事实：分层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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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情境仅是一个情境，而不具强制性。它为塞达卡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场景。冲突各方都是这样的操作者（bricoleurs）：他们或者拥有一套既定的工具，或者有一套在很大程度上暂时给定的各种主题。这些主题包括诸多规范预期，如相对富裕的人对其不那么富有的邻居和亲戚应该慷慨一些，这种慷慨应该以无损尊严的形式（tolong）给予，并且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不应有傲慢自大和不体面的行为。谁是富人、他们应当如何慷慨、他们的慷慨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何种形式的帮助才与尊严相适合，以及何种行为是傲慢的和不体面的，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戏剧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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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宽泛的限定内，富人和穷人都发展出了旨在尽可能使规范原则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操作策略。[307]那些利益直接受到这些价值观威胁的富人试图歪曲它们，以尽量减少其义务，并将自身置于最有利的位置。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越来越可以只发展壮大自身，他们使用机器、放弃使用佃农和工人、削减自己的仪式和慈善负担；然而，他们还关注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不仅对他人也对他们自己而言，因为他们也处于同样的道德界限内。对村里的穷人来说，对现有的同情少一些歪曲和压榨是必要的，即使仅仅因为这些同情至少是象征性地对他们有利。更为直接的是，他们力图在现存的规则下使富人的义务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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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或持续或短暂的意识形态斗争总是非决定性地在几个领域内展开。其中的一个核心领域就是分层和收入领域。除非首先确认谁是富人谁是穷人以及他们富有或贫穷的程度，否则，评价他们的行为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首要的问题——冲突的首要领域——就是关于这样一些事实的：它们一旦被确认，就构成社会预期发生作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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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富裕家庭在这一领域响亮的和坚持不懈的战斗口号是“我们不富。”它以不同形式一再重复。这些形式多得令人眼花缭花，但相互间又是统一的，它们远远超出了仅仅是谦逊的程度。例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场合，富人从不说他们自己“富裕”（kaya）。事实上，他们只是极少地使用senang，或者说“舒适”这个词，这个词经常用来表示村里手头较为宽裕的人。完全根据他们自己声称的经济地位进行表面评价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仅仅是收支相抵。由此，他们总是称自己有足够的吃的，或仅仅可以填饱肚子。吉·亚赫，一位离了婚的妇女，由于她的家户很小还算富裕，但她形容自己“刚能糊口”。勒拜·彭德克是村里第二富有的家庭的家长，他耕种13里郎土地并且拥有一辆拖拉机，但他只承认自己仅有“很少一点”稻田。如果是一个大农场主就会强调他的地有多少是租来的而不是自己的；如果他拥有大块的土地，他就会强调他的土地如何贫瘠以及他有许多孩子。[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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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富裕村民也煞费苦心地强调他们根本不比他们的邻居富有。因而，他们不失时机地指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农夫，并且和其他人一样种植水稻。诚然，倘若人们愿意将种植20里郎土地等同于种植半里郎土地，并且无视一些村民根本无地可种的事实，那么，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正确的。在此，他们充分利用了那些依然支持所有村民名义上的平等的无力事实，以此来避免被视做特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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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地的分层术语并不对称。尽管富人形容自己只是很节俭，穷人却几乎毫无例外地形容他们很“富有”。他们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不那么做，除非是在私下里或者在适当范围内与其他村民在一起时。公开的舞台再一次被富裕村民控制，然而在舞台背后，穷人却不失时机地直言不讳。就像“瘦骨嶙峋的”巴卡尔一样，有几个人都谈到有钱人是富人“群体”——或者富有阶级。尽管塞达卡的最富有者正如穷人所认为的那样的确非常富有，但穷人称富裕村民“富有”并不仅仅是按照他们的比较标准得出的结论。我们将会看到，穷人在强调并且夸大他们的富有邻居的收入和财产时有着既定的阶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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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富人一贯刻意地保持低调并且对其经济上的舒适程度轻描淡写，那么塞达卡的穷人也沿用了强调其贫穷的类似策略。他们坚持“我们太穷了”。因此，他们向旁人，尤其是富人，形容自己“手头很紧”（susah）或者“极度地穷困潦倒”（sangat susah）。由于表达“贫困”（miskin）的标准的马来词语包含有损身份的乞讨的含义，他们避免使用这个阿拉伯外来词，而是用susah取而代之。同senang相比，susah着重于描述生活质量——实现收支相抵的难处——而不是固定的经济地位。他们利用每一个有利时机一再重申他们只有很少或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无法找到足够的工作、不得不购买供他们食用的大米，以及以可以赢利的租金租入更多土地的前景几乎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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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村民断然否认穷人这种带有欺骗性的自我描述。在这种情境下，哈吉·沙利姆提供了可以称做根据富人看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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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曾有穷困的人——实实在在的穷人，他们穷得揭不开锅。以前有10%的人不得不买米吃，但现在所有人都不必买米了。以前，穷人很多而过得舒适的人很少。现在依然有一些穷人，但穷人不再像以前那么多、那么穷了。当我们需要他们（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却找不到足够的人。他们有足够的东西，并拥有新的援助，即使他们不工作，他们也可以有吃有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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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和用以解释这种现象的繁荣之间的关联尤其重要，哈吉·沙利姆正是由于上一个季度获得许可从泰国运来劳动力栽种水稻，而遭到穷人的激烈批评。然而，他的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得到了塞达卡几乎所有富裕农场主的附和。他们抓住了少数小佃农现在也雇用联合收割机这一事实，将其作为后者富足和懒惰的证据。达乌德是村长哈吉·加法尔的儿子，他发现洛斯妮和塔伊布曾经雇用机器并因而说他们懒惰，因为“这些只耕种两三里郎土地的人理应自己动手”。“如果他们的确需要钱，他们理应自己去做这项工作。”只要一个穷人被看见在咖啡店吃饭，只要贫穷的男人或女人穿了新衣服或新鞋子，只要他们买了最便宜的鱼之外的任何东西，只要他们乘公共汽车去走亲访友，都将被视为他们假装贫穷的进一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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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有关经济分层的事实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从研究一开始就很清楚。在塞达卡最初的几个月中，我非常重视走访每户家庭以获得有关各家农事和收入的基本“事实”。鉴于当地的社交模式，大多数谈话都有碰巧在场的充满好奇心的邻居参与。于是有趣的模式出现了，例如，如果我问一个穷人他和妻子在插秧、收割、打谷及其他工作中能收入多少现金，他通常会在妻子的帮助下心算一会儿之后得出一组数字。[309]但这些数字经常受到一个或者更多的旁观者的质疑。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说他打谷赚了150马元，其他人可能会说，“不是，应该更多；你为某某打谷五天，给你叔叔又干了一个星期，还在双溪布浙村为哈吉某某干了点事情。”“上个季度你打谷至少挣了200马元。”过了些日子，我才意识到相对富裕的村民总是怀疑穷人的估算，并且他总是声称后者赚了更多。[310]类似的争论经常围绕一个穷人从较富有的家庭得到多少扎卡特礼物而展开，而富人总是断言穷人所得到的稻谷要比其声称的多出一两麻袋。诸如此类的争论很少过于激烈，并且总是以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而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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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有钱人谈到他们的收入、产量和地租时，上述模式的一个镜像（mirror-image）展现出显著的不同。他们也会得出一个数字。然而，在富人中间从不象穷人那样公开争论数字本身。相反，在随后几天中，事情可能出现在另一小群体的谈话中，或者有些当时在场的人会在私下里接近我。如果某个大农场主声称他的8里郎土地上每里郎产量是13麻袋，人们可能不同意并且提出每里郎的产量是15麻袋，甚至可能会指出该人没有提到他在另一个村子还另外拥有一或两里郎土地。我很快意识到，提供修正后数字的人往往来自塞达卡的较贫穷的阶层，并且他们总是提供远远高于富有村民所报告的收入和财产的数字。当大农场主谈到给予劳动者的扎卡特礼物时，穷人——通常是正在被提到的劳动者——总是会坚持说礼物比富人所声称的要少。[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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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穷人同样——对我和对彼此——说明自己比实际情况要穷一些，这一事实并不重要。这只不过是一个曾经负担沉重的阶级试图减轻负担而采取的通常的掩饰姿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当地每个阶级关于村庄分层的观点中还是在关于收入多少的争论中，人们都可以发现一种清晰的模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因为各自采取的不同观点而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在富人看来，这一差距很小；他们自己不过是勉强将就，而那些宣称自己贫穷的人实际上却过得不错。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收获有限而穷人的收获却很充实，他们对于双耕的影响的看法，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论证。在他们看来，塞达卡的社会分层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场景，在那里人人都种植水稻，那里真正的富裕和真正的贫穷都不存在，并且那些确实比别人富裕一点的人都非常慷慨。然而在穷人看来，经济差距要大得多；富人要比他们假装出来的富有得多，而穷人确实很贫穷。相反，他们所认为的塞达卡的社会分层是一个极为不平等的场景，那里少数有特权的人垄断了土地和收入，穷人仅能糊口而且没什么希望，那里慷慨行为极为稀少并且微不足道。[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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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与对经济现实的这些不同解释关系密切的阶级因素已经很明显了。这些解释因“游戏规则”被游戏参与者广为接受这一事实而引起，这些规则为富人们制定了某些慷慨的标准。然而，非特定的、不固定的以及因此可以在一定界限内被操纵的是某一特定家庭或户在既有的义务模式之内的位置。塞达卡的“有钱人”将不平等最小化，因为如此他们还可以将他们为穷邻居提供工作、大米和土地的义务最小化。如果他们的邻居不穷，并且他们自己也不富有，那么有关他们义务的问题就不会产生。实际上，当事后分析时，他们还可以补充说，可能存在的微小差别是由于某些原因（懒惰、愚蠢和目光短浅）才出现的，这些原因使村里的少数穷人没有资格受到特殊的关照。相反，塞达卡的“穷人”之所以夸大不平等，是由于这么做同样可以最大化富人在既有的价值体系下理应对穷人负有的义务。一旦这些巨大的不平等被接受为社会事实，随之而来的将是，村里富人的吝啬和自私自利行为就会公然破坏共享的传统规范。简而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关于某些事实的观点上的琐碎分歧，而是对事实的两种社会建构之间的冲突，两者都是为了促进不同阶级的利益而谋划并运用的。[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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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合理化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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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过去十年中，土地租佃期、地租以及雇佣方面的大部分变化破坏了或者严格地限制了先前同情的适用范围。在此我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些变化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被接受，它们如何被表述？塞达卡内部和外部的不同阶级如何坚持他们的诉求以及如何面对反抗？近距离考察这一主题就是要观察意识形态的运作，它在剥削的合理化和反抗这一合理化的过程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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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关注表象，关注经济和政治权力行使过程中总是戴着的面具。这一领域的事情很少像其看上去那样；我们应该想到伪装，不论这伪装是否是有意为之。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令人惊讶和神秘的东西。解雇部分劳动力的执行者可能会说他“不得不放走”。对其行为的这一解释不仅意味着他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而且意味着那些被他“放走”的人得到了帮助，这就像被拴着的狗最终获得了自由一样。这一慷慨行为的受益人可能会持不同意见；他们的隐喻通常更加丰富多彩：“我被炒鱿鱼了”，“我被开了”。如果受害人无法接受执行者的看法，他会得到一个道歉。然而无论越南农民用何种语言描述美国军队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人们都可以确认这并不是“和解”。[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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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伪装是可以诊断的。这一点在双方处于部分敌对部分合作的关系时尤其如此。这里，相互的诉求和反诉求可能以这样的语言加以表达：每一方都有理由确信，对方将会做相关的与合理的考虑。因而，当有人要求雇主涨工资时，他很可能援引他的勤奋、他的忠诚以及他对雇主事业的贡献来支持他的要求，而不会说他想要一辆新汽车或者一次花费昂贵的假期。而希望回绝涨工资要求的雇主则可能提到停滞的利润、雇员间的平等以及现在的工资已经相当高了的事实，而不会说雇主自己想增加利润或者投资新的生意。这里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此类要求的真正价值，而是其提出的方式，它们能帮助我们确定什么才是看起来会被各方共同接受的话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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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境中，我想了解的是，当一个地主决定增加地租、改变租佃形式或者实际上解雇佃农时会发生什么。这种决定如何向佃农提出，如何向佃农证明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佃农又用什么样的措辞反对这一要求？此类情形都具有诊断价值，因为它们典型地涉及到原则上什么行为会被看做是对共同价值观的严重违背。除了少数例外，某些相对富裕的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从一个更穷的人那里抽取更多的地租，或者拒绝给予他/她生产资料。如果它公开背离了富裕农民在其财力所及的范围内应该帮助其不那么幸运的邻居和亲戚的规范，这样的要求怎样才能被合理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在这种对抗中人们实际上会说什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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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增加地租总是很棘手的事情，但自196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有规律地发生。在那之前，当地价和稻谷价格很少变化时，租期和地租水平也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这种稳定源于社会压力。正如1953年的稻米生产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随意增加地租的很少，“因为舆论将反对任何地主坚持高地租，或者解雇通常勤劳和用心耕作的佃农。”[315]甚至到今天，塞达卡依然有一个共识，如果地主要提高租金，他在把地租给其他人之前一定要依照习惯，问问当前的佃农是否想继续租赁。据我所知，村里只有一个例子可能破坏了这个习惯。[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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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佃农地租的棘手程度当然要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我们从来没有涉及到一个抽象的地主和他抽象的佃农在一个抽象的情境中相互对峙的情形。稻谷的价格[317]、地主和佃农之间亲属关系纽带的亲密程度、佃农耕种土地的年数以及雇主相对于耕种者的富裕程度，所有这些都是影响关于交易的社会见解的关键因素。一般说来，当稻谷价格剧烈上涨时（在固定的现金地租下增加了佃农的回报），当地主和佃农不是亲戚关系时，当佃农是短期租种者时，以及偶尔发生的，地主显然比佃农还穷时，地租的上涨最容易被接受。相反，当所有这些条件反过来时，高地租很难被认为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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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妮和她的地主阿布·萨曼（一个外村地位）的事例就落入了这样一个很“棘手”的境地。当阿布·萨曼一年前提出要增加租金时，谷价自上一次在1974年租金增至600马元（或者每季每4里郎土地150美元）以来再未发生过变动。由于生产成本增加，洛斯妮自己的利润一直在下降。她已故的丈夫和地主是非常远的亲戚，她和丈夫从地主的祖父手中租到了土地并且耕种了二十多年。洛斯妮并不富有；她除了这4里郎土地之外没有其他土地，自从她9年前守寡以来只能努力凭借插秧和收割等艰辛的雇佣劳动养活七个孩子。相反，阿布·萨曼拥有超过25里郎的稻田和一个很赚钱的店铺，是一个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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