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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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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不必经过长期观察和艰苦努力就可在塞达卡找到更多反抗的实例。事实上此类事例极其充足。而这些事例正是反映它们得以产生和受到制约的条件的反抗形式。如果斗争是公开的，那就极少是集体性的，而如果斗争是集体性的，它们就极少可以公开。两者相遇几乎等同于“意外事件”，结果通常是不了了之，并且作乱者会在黑暗或匿名的掩护之下逃离，消失在“老百姓”的保护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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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为何反抗要采用此类伪装，短暂地停下来考察一下少许“已知事物”是有帮助的，这些特定事物决定了可供选择的范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随后的材料，并且一些此处只是概略提出的主题将在本章和下一章更为详尽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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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构成塞达卡穷人可能的选择最为重要的“已知事物”无非是他们已经经历过的变迁的本质。其中一些变迁比其他的更容易引起争论——更有可能引发公开的集体违抗。在此范畴之内，我可能提出那些重大的和突发的变迁，这些变迁决定性地破坏了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的常规，并且同时威胁到许多人的生计。然而，在塞达卡，构成绿色革命的变迁被体验为一系列在土地使用期限和技术上的逐步完成的变迁。变迁是痛苦的，它们趋向于逐步呈现，并且一个时间内只影响一小部分村民。比如，从收获后交付的谷物地租到种植前交付的现金地租的变化，只影响佃农并且是在几个季内推进，因此只有极少数佃农发觉自己同时身陷险境。此外，即使这意味着额外的债务负担，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能够保住租佃权。我们能够想象如果个别的大地主坚决要求村庄中所有佃农在同一季内缴纳现金地租，其后果可能完全两样。当地主决定自己重新开始耕种土地或者将他们的土地租给富裕的商业经营者时，由此而来的租佃权的丧失也遵循相同的模式。增加地租和播种机替代插秧可以说更是如此。压榨以变动不居的速度逐步完成，这样受害者每次总是少数。此情形和其他情形一样，每个坚持变迁的地主或农场主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情境，影响一个，或者至多是几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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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唯一的例外是联合收割机的引入，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所引发的最趋近于公开的集体违抗的情形。然而，即使在这个事例当中，影响也不是即刻发生的，对于村里的许多人而言也不是没有某种模糊性。在最初的两到三个季节中，对于穷人的经济影响引人注意但并不具有毁灭性。中农在迅速收割庄稼的好处和自己或其子女丧失工资收入之间真正地分裂了。正如我提到的，少数最小的农场主已经屈服于使用联合收割机的诱惑，以便早点结束收割，而签订城里的劳动合同。但在任何时刻，联合收割都不意味着对大多数村民的生计的整体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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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州农业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一个用于有效缓和阶级冲突的特征——是它将穷人转移出生产过程而不是直接剥削他们这个事实。一个接一个地，穆达工程中的大农场主和地主将有关收获和利润分配的潜在斗争从水稻种植中排除出去。现在机器经纪人的单一报酬取代了有关收割和打谷的计件工资率的斗争。播种替代了有关插秧费用的商议，并完全避免了冲突。使用机器自己耕种或者将地租给外村人而收取一次性地租的选择取代了关于时间和租金标准的紧张而有异议的论争。甚至向现金地租的转变也消除了苦难和破产的故事，而此前它们曾主宰收割后调整地租的要求。当然，变迁本身——解雇佃农，转而使用机器，耕种前转为固定地租——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完成的。而它们一旦被实施，先前的佃农或雇佣劳动力就不再与此相关：一季接一季的斗争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生产领域中的联系和斗争被切断，同样的联系——以及斗争——在仪式的、慈善的、甚至是社交领域的联系被切断也就很简单了。绿色革命的这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在解释群众暴力在此处和其他各处都相对缺乏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假使绿色革命的收益更多地依赖于压榨佃农，而不是解雇他们，或者从收入较少的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劳动，那么其导致的阶级斗争一定会更激烈。实际上，双耕的利润与其说依赖于剥削穷人，不如说是忽视或取代他们。[355]如同其他的任何冲突，阶级冲突发生在打谷场、流水线以及确定计件工资率或地租的场合，在此，至关重要的利益就是争夺的目标。穆达的双耕取得的成就是，它逐步清除了那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阶级冲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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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抗议的第二个障碍早在双耕逐步实现的冲击中就有所暗示。我们讨论过的所有变化的影响都有塞达卡复杂的和重叠的阶级结构作为中介。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有比较富裕的和非常贫穷的佃农；有自己（或其子女）同样是租佃者和劳动者的地主；有需要有薪工作来维持生存同时也租用联合收割机的小土地所有者。因而租佃权和产品的每一个重要转变不仅造成了受害者和受益人，还造成利益同样并不那么容易辨别清楚的实质的分层。塞达卡并非莫雷洛斯，后者那里的糖料种植园中穷人和大量未曾分化的农民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事实上只有在为数极少的环境中，乡间的阶级结构才会产生决定性的单一分裂或者对于外部压力的接近一致的反应。塞达卡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妨碍了在多数问题上形成集体意见，以及因此而来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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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地阶级结构所呈现的集体行动的障碍还混合了其他超越阶级的断裂和联盟。这些因素是亲属、朋友、派系、资助关系以及仪式性纽带，这些联系实际上搅浑了所有小共同体中的“阶级之水”。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他们通过建立一种依附关系而有利于富裕农民，而这种依附关系限制了那些谨慎而贫穷的男男女女以阶级的方式行动。因而，没有土地的穷苦劳动者曼苏尔，同村里最富有的沙姆苏尔建立了关系，并且偶尔还有希望在他家中蹭一顿免费午餐或者不时可以打打零工。尽管这一切并未阻止曼苏尔私下里抱怨失去了工作以及富人通常都很吝啬，但这的确有助于解释他的巫统成员的身份以及他在村庄政治中的恭顺态度。“瘦骨嶙峋的”玛极度贫穷，私下在阶级问题上相当心直口快，并且他还是伊斯兰教党的成员。但他从其岳父阿布杜尔·拉赫曼（一个相当富有的巫统地主）那里租了1里郎地，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在村里惹是生非以免让他的岳父为难。还有其他很多例子可以引用，但意思很明确。村里的少数穷人受到亲属关系和/或他们不会轻易破坏的微妙的经济依赖的制约。如果他们与这些亲戚、地主或雇主意见相左，他们多半会谨慎从事。过分强调这类纽带将是错误的，因为较之于从前，它们已经相当稀少并且益发脆弱，而且还有许多穷人根本未被限制于此种形式中。然而尽管如此，它们的确限制了穷人形成派系。[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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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反抗的第三个障碍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正如巴灵顿·摩尔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提醒我们的那样，“过去数个世纪中人们对压迫的一个最经常和有效的反应就是逃走。”[357]这一选择通常在东南亚特别是在马来亚具有任何地方都不能及的历史重要性。只要存在陆地疆界，并且只要对人力而非土地的控制是榨取剩余的基础，被一位作者笨拙地称之为“逃避抗议”的可能性就总是比冒公开对抗的风险更具吸引力。[358]让本土领导人和殖民地统治者惊愕的是，马来的乡村人口总是处于异常流动的状态——迁到另一个小的领地，离开一块土地去开辟另一块新的空旷土地和林中家园，并在此过程中改变种植的庄稼和职业（通常是后者）——属于经典意义上的“用脚投票”。由于其独特的人口特性和社会组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退出”而非“表达”表现了马来社会对于压迫的传统的和首选的反应。[359]幸运的是，就绿色革命中的失败者而言，这一传统选择对许多人来说依然可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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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吉打州水稻种植区大量增加的人口一直在迁出。他们作为拓荒者对霹雳州、彭亨州、柔佛州以及吉打州内陆地区新水稻种植区的开发做出了贡献。事实上，村里每户贫困家庭都曾申请政府发起的移民计划，那里橡胶尤其是油椰的收入甚至通常都超过一个富有的水稻农场的劳动所得。但入选的只有少数人，并且他们通常都不是最穷的村民。尽管如此，成为被资助的居民的微小机会却是预防地方冲突更公开表达的因素。对谦恭而贫穷的村民子女来说，工厂工作和家庭服务（对女性来说）以及全职的城市合同工（对男性来说）的选择都是可以实现的。对主要选择留下来的贫穷家庭来说，城市里短期合同的劳动提供了一个能维持下去——即使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生存方式。这一最后和最为普通的生计方式，不仅减轻了贫穷家庭的经济压力，许多年来还将家里的当家人从村庄事务的积极参与中转移出去。这种半无产者依然主要居住在村庄里，并且甚至可能耕种一小块稻田，但是他们在可能引发阶级冲突的地方议题中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边缘化。外出就业机会的下降当然可能极大地改变这副图景，这一改变是通过增加地方性工作和获得土地而实现的。[360]然而，从目前来看，利用现金经济以补偿地方生存不足的能力将继续为地方冲突提供一种风险更小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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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从前述内容得出一个印象：塞达卡阶级冲突的障碍完全是复杂的地方分层、生产关系变化的散乱特点，以及收入的替代性来源等因素造成的。我必须补充的是，镇压以及对镇压的恐惧也应该包含在内。正如贫困村民经历过的那样，镇压的快速冷却作用在接下来的描述中将变得清晰异常。只需说明阻止联合收割机增长的努力发生在某种恐怖气氛中就足够了，这一氛围是由地方精英、警察、内部安全部队的“特殊部门”、政治拘留和胁迫模式等共同造就的。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由高压统治造成的合乎情理的恐惧，抗拒联合收割机的地方运动将呈现出更为公开和公然反抗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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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考虑到预期镇压的背景时，公开反抗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才有意义。这一障碍无非是日常的谋生需要——为了家庭的生存——马克思恰当地称之为“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361]。在暂时缺乏任何直接的和共同改变其处境的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除了尽可能地适应每日所面对的景况之外，村里的穷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佃农也许痛苦地憎恨必须为一小块土地缴纳的地租，但他们必须交租，否则就会失去这块土地；近乎无地的人们可能痛惜丧失了薪资工作，但他们必须为少数的可资利用的工作机会拼抢；人们或许满怀对于主宰村庄政治的派系的憎恨，但要指望获得派系赠与的小恩小惠，他们就必须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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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务实地适应现实至少有两方面值得强调。首先是它并未取消某些形式的反抗，尽管它确实设定了界限，而这界限只有鲁莽的傻瓜才会去逾越。其次，它首先是务实的；而这并不意味着对那些现实的规范性的赞同。理解这一点无非是要领会，在所有情况下，大多数从属阶级历史上的处境究竟是什么。他们要在很大程度上自身无法控制的条件下抗争，并且他们紧迫的物质需求使对于那些条件的日常适应成为必要。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有时可能有兴趣执著于长时段的结构性变迁的前景，但是，农民或工人阶级不可能从谋生的世俗压力中有稍许解脱。就像我们要做的那样，如果观察塞达卡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顺从”行为，我们没有理由臆断它们衍生于精英或国家所操纵的某些符号霸权或者规范性的共识。日常的胁迫已经足够了。像马克思一样，涂尔干和韦伯都意识到，“无论其偏好和倾向如何，人类都被迫按某种方向行动”[362]。涂尔干有关产业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日常约束的观点甚至更适用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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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张力应部分归于工人阶级并不真正满足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这些环境的手段，他们常常得被迫接受它们。[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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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特定条件下，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确拥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处境的手段。但是，在短期内——今天、明天和后天——他们面临着严酷的限制其现实选择的情境[364]。今天，像以往一样，留给塞达卡穷人微乎其微的土地和工作机会依然要靠富人的默许。如果说穷人日复一日的许多公开的行为反映了这个事实，那么，只有对生存健康而合宜的考虑能够解释这一点。农民所处的情境是：“破釜沉舟”的第一个字必须按字面意义理解，那么“破釜沉舟”的做法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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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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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伴随着双耕出现的最为突然和最具破坏性的变迁——联合收割机的引入同样激发了最为积极的反抗。这种反抗超出了如我已经描述过的关于效率的争论、对失去工资的抱怨以及直接针对使用它的人的流言蜚语。整个吉打水稻种植区都试图阻止机器进入农田，发生过纵火和破坏等事件，组织过水稻插秧工针对率先使用机器的人举行“罢工”。所有这些行动最终都没能阻止水稻收割的机械化，尽管它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一进程。精密考察这些反抗形式和大农场主的反应，能够教会我们许多有助于建构此类反抗的可能性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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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联合收割机并非威胁穆达贫穷村民生存的第一种机器。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看到，使用拖拉机和卡车将稻谷从地头直接运到镇里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些村庄引发了英勇而成功的反抗。然而，联合收割机造成的威胁远为巨大。零星的反抗早在1970年就已开始，当时，从日本原装机改装后的第一批小型实验机器在吉特拉镇附近的农田实验中投入使用。穆达农业发展局管理实验的官员回忆了几起暗中破坏的小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恶意破坏公物”[365]。贫穷村民从机器里拆除了电池并扔到灌溉渠里；他们弄坏了汽化器和其他重要部件（如配电器和空气过滤器）；他们把沙子和泥浆放进油箱；他们把各种物体（石头，电线，钉子）扔到螺丝钻里。这些暗中破坏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首先，暗中破坏的目标绝非简单的偷窃，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事实上什么东西都没被偷走。其次，所有破坏行为都是由几个人或小组在夜间秘密进行的。而且，他们受到乡亲们的保护，后者即使知道谁干的，在警察调查时也会宣称完全不知情，结果，没有任何人做出检举。夜间设置警卫看守联合收割机的做法就可追溯至这些早期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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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开始，联合收割机开始报复了，农民的报复行动也同样在整个水稻种植区蔓延。塞达卡较穷的村民还能回想起几个事件，他们讲述这些事件时依然带有某种喜悦之情。比如，托·穆罕默德告诉我他清楚地知道如何阻塞螺丝钻——在哪儿放入有倒刺的金属丝或钉子——因为他的朋友们曾经干过。他拒绝太过仔细的描述，他说，因为如果公开谈论那么他的朋友就可能遭到逮捕。苏库尔描绘了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在我到那里之前的两个季，在距塞达卡南部几公里的托凯村附近有一台联合收割机起火了。他说，有几个穷人围住马来守夜人问他机器究竟是谁的。当后者回答说机器属于一个中国企业所有时，他们命令他爬下来，然后给发动机和驾驶室浇上汽油并且点燃了大火。第二天有两个马来年轻人被逮捕，但是由于缺少证据而很快被释放。村民还讲了发生在斯朗库村附近的其他几起事件，如把大树砍倒放在联合收割机进入村庄或者到其他村的路上，以及螺丝钻被电线卡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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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极少数农民连一两个事件也回忆不起来，我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收集到非常齐全的事件报告的清单。然而，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发生在塞达卡本地的任何此类事件。或许这只是反映了可以理解的避免他们自身引起注意的做法。在任何时候，这些暗中破坏活动都未达到19世纪30年代将脱粒机引入英格兰时所导致的砸毁机器的水平[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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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的个人和小群体还在袭击机器的同时，为了对那些使用机器的农场主施加压力，还出现了妇女静悄悄地然而更具集体性的努力。那些通常来自同一家庭的男人和女人由于联合收割机而失去了工作，但是，唯有妇女还有着实际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因为她们暂时还控制着插秧的工作。[367]收割农场主土地的妇女群体通常也是先前耕种同一块土地的那群人。她们失去了大约一半的季节性收入，因而可以理解其痛恨为那些在收获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地主插秧。因此，在塞达卡和整个穆达地区，这些妇女决定组织一次联合抵抗行动，拒绝为使用联合收割机的雇主提供插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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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五个这样的“共享小组”中的三个显然做了一些努力来推进联合抵抗行动。那些由六到九名妇女组成的小组由洛斯妮（一个寡妇），罗吉娅（玛·布扬的妻子）以及米丽娅姆（玛·伊莎的妻子）领导。其余的两个小组由塔杰丁和阿里芬的妻子领导，看起来并没有卷进去，但是没有一个小组同意为被其他三个小组当中的任何一个小组所抵抗的农场主种植水稻。洛斯妮、罗吉娅以及米丽娅姆的小组发起抵抗的原因还不是特别清楚。她们由来自平均水平比其余两个小组贫穷，但也只是稍穷一些的家庭的妇女组成。同样，前两个小组大多数成员来自伊斯兰教党家庭，但这一点归因于亲属和邻里关系的程度和归因于派系的程度本质上差不多，并且至少她们也经常联合抵抗与自己同一政治派系的农场主。如果我们依赖当地关于反抗模式的解释，那么多数人会认为洛斯妮和罗吉娅严重依靠雇佣劳动来养活家庭，而且与此同时她们是“勇敢无畏”的[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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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抵抗的形式与迄今为止我所描述过的诸种谨慎反抗的种类差不多。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和他的插秧工人之间，并没有出现公开的对抗。相反，这里的对抗是匿名的和间接的。妇女们通过调停者“让人们知道”她们的小组对于失去收割工作的不满，并且将不愿意为那些在前一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地主插秧。她们还让人们知道，如果联合收割机在收割过程中坏掉，这个时候希望人工收割庄稼的农场主别指望先前的工人会帮他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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