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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常规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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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联合收割机的努力，尽管很难成为激动人心的戏剧素材，但至少是非同寻常的——即使无甚效果，它仍不失为一种崭新的主动精神。它发生在很少为人注意的背景下，即有关工资、租佃权、地租以及稻谷分配的常规性反抗是塞达卡和任何业已分层的农业社区中的永久生活特点。对这一斗争领域的详尽分析将揭示地方工团主义的隐蔽形式，这种地方工团主义因穷人间的团结以及针对财产的数量可观的偷窃和暴力行为而得以强化。我们将会看到，无论就物质意义或象征意义而言，这种行动都极少会对土地不平等的基本结构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胁。然而，它所代表的却是一种阶级之间生产关系的检验和再协商的持续过程。就双方——地主——佃农，农场主——雇佣劳动力——而言，他们都不断地试图抓住每一个小的优势并使之坚持到底，试探现存关系的边界，准确地把握如何能够越界而逃避惩罚，以及将此边界作为可接受的部分或至少是可以容忍的领地要求。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一边界之战的潮流当然是有利于大农场主和地主的。他们不仅侵吞了大量由薪资工人和佃农守卫的领地，还在此过程中（通过边缘化）缩小了斗争持续的范围。然而，即使沿着这一缩减了的边界来看，那些希望重新获得一小块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他们极不情愿失去的——的人们所施加的持续压力依旧存在。反抗者几乎不需要外部的协同就能够实施这一斗争，因为维持一种尚可忍受的生活的简单需求足以使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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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的目标只是传达出此种常规反抗的某些特点及做法，而不是其全部，因为那个题目可以自成一本大部头的书。由于大量的反抗行动与水稻种植过程的安排有关，我们最好从进行打谷工作的田间地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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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会的工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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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割工人不同，打谷工人是作为个人被农场主雇用并付钱的。他们通过同一根脱粒的管子两两在一起工作，然后在一个工作日结束时分配计件工资收入。在1979年，平均每麻袋的计件工资数是2马元。这项工作的计件工作组织方式在打谷工人和那些稻谷正在脱粒的农场主之间引发了利益冲突。农场主自然想获得田里所有的稻谷，为此，他们倾向于让打谷工敲打每一捆割下来的稻谷，直到实际上所有的稻谷都进入管子里。相反，打谷工人却对他一日工作能赚得的现金更感兴趣。[374]根据稻谷的成熟度，粗略说来头两三下可能打下80%—90%的谷粒。而为了打下大多数剩余的谷粒却需要再敲打六至七次。如果打谷工人每捆稻谷只敲打两三下然后就迅速换到下一捆，管子就会满得更快，而他们每天可以赚得更多。[375]如果有人能按照这种方式工作，他就有可能每天打下10麻袋稻谷（20马元）。相比之下，比如说，如果他把每捆稻谷打得更彻底，就只能赚10或12马元。对穷人而言，打谷是每个季节当中收入最好的工作，收割期间如果能打下尽可能多的稻谷还有额外的奖赏，考虑到这些，上述区别就是至关重要的。打谷工的工资收入和农场主的稻谷收入之间的利益冲突到此还未结束，如果打谷工家里有人拾穗，他事实上还可以再获得一部分留在稻秆上的稻谷。穷人留在脱粒桶之外的稻谷越多，他们家里的女人收割后能收集到的稻谷就越多。这就为他们多留下一些稻谷提供了进一步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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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捆稻谷根据其品种及成熟度应该打多少次，相关的期望当然会逐步增大。但这些期望需要持续的压力和持续的监督才能实现。经历了最初几次打谷后，我想了解农场主为什么不自己打谷，即使他自己比较穷。我考虑，毕竟他可以省下付给别人的20马元的工资。当我在那天工作结束后询问一个农场主（玛·伊莎）时，他说如果他不监视那些打谷工，就可能损失一半的稻谷。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小农场主监视他们的打谷工而自己不干活的原因。当劳动者工作的时候，农场主慢慢地穿梭于田间并且让人感觉到他就在眼前。当他在田里遥远的一角时，当脱粒桶周围防止稻谷被吹走的席子挡住他的视线时，或者当他忙于准备食物时，每捆稻谷被敲打的次数就会略微降低。由此而获得的好处是微薄的且极为有限，因为农场主——马来语中的称呼，“稻谷的主人”——会觉察到桶装满的速度，可能临时检验被敲打过的稻捆，并且无论如何总是可以决定在下一季不再请这些工人回来工作[376]。我被告知，偶尔也会发生由于打谷工的工作让农场主感到很不满意而被告知第二天不用来了的事，但此类事件是极少数。农场主同样尽可能避免雇用家里有很多人拾穗的打谷工。因此，全家拥有大量的拾穗者的“瘦骨嶙峋的”玛很少在塞达卡被请去打谷。其他的穷人偶尔也会让他们的妻子或女儿在他们收割过的田里拾穗，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养成习惯以免危害到他们的雇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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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有的打谷工作大量减少，上述常规性反抗的边界也收缩了。然而，反抗并未完全消失。一捆稻谷的实际敲打次数仍然是农场主的意愿和他的强制能力之间的一个折衷——一个不仅由两种力量的综合平衡，而且还由稻田里日常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所决定的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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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反抗的另一个焦点是耕种、收割和打谷的工资额的确定。其变动的范围相对较小，因为如同基于劳动力市场环境的现行工资率，它是在每个季中确定的。但是，在确定工资额之前的特定时期或是当临时的劳动力短缺出现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和机动空间。妇女共享小组与男性打谷工令人难以置信地对于任何农场主支付哪怕只比上一季高出一点点工资的消息保持警觉。如洛斯妮所说，“一旦有人得到更高的工资，其他人就不得不跟着”。事实是既定工作的现行工资额是几乎每个季的激烈争论的主题，共享小组的头领会引用她听到的（或者是看似确有其事地杜撰的）最高工资额，而雇主会用同样的方式引用最低工资额。工人们受制于工作被其他人夺去的可能性，而农场主则因考虑他的庄稼能否适时栽种或收割而受到限制。就劳动者来说，在这一地区经营农场的华裔在谈判过程中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打乱原有的排列并且支付更多的工资。[377]谈到现行的工资额时，人们可以非常普遍地听到大农场主抱怨工人如何撒谎和欺骗。他们时刻打听来自田间地头的消息，尽可能地怀疑有关更高工资的报告，或者通过对照自己田里并不适用的特殊条件（比如，收割和打谷时的水深、倒伏情况）来加以辩解。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表现中获取的好处看上去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处于边缘的人而言，微薄收益的可能性从来不是微不足道的。穆达的季节性“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材料表明——插秧、收割和打谷的平均价格——在村庄的水平上，是持续的变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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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机械化造成的打击意味着人工收获的稻谷大量来自低洼地带的涝地或者暴风骤雨造成大量稻穗倒伏的田地。此类特殊的条件原则上要求特殊的工资；这些特殊工资的确切数额应该是多少又将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处理这场争斗的方式揭示出与我们在反抗联合收割机事件中所看到的“罢工”行为和小心谨慎同样的因素。比如，在收割的案例中，一个共享小组的头领（如洛斯妮）通常会预先查看一遍稻田。如果水特别深或者稻子被风吹倒了（或者两者兼有），她很少会直接要求农场主为每里郎付更高的工资。相反，她会“让人们知道”收割需要比往常更多的时间，工资也应该相应地比35马元的标准（1979年农忙季节）更高。对此农场主可能通过几种方式“答复”他可能：也“让人们知道”，他愿意按照工作如何进行支付更高的工资，他也可能会保持沉默，或者可能让人们知道他认为标准工资对这种情况来说已经足够了。然而，除非农场主给出的工资额明显地差距过大而且还有可获得的替代性工作，妇女们都会到场工作。如一一果稻田的条件和预期样差或者更差些，她们有可能在割稻子时公然抱怨，提出诸如“你的稻子很难收割；我们吃亏了”等批评。这是农场主面临失去劳动力的危险的清楚信号，他通常暗示他会涨一点工资作为回应，尽管很少说清具体数额。另一方面，如果他确信他们的要求很无理，他只会保持沉默，这可被视做拒绝的信号。在此情形之下，女人们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她们可能继续工作而同时抱怨不休，或者辞掉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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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工的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因为农场主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在下个季转而雇用另一个共享小组，而且任何宝贵的收割收入的丧失都是一种损失。如果农场主大体上拥有以前支付合理工资的好名声，妇女们就会继续工作同时让她们的不满被人们知道。[378]但是如果农场主有一个吝啬的名声，妇女们就会罢工，她们一年中会这样做一两次。“罢工”并不宣布，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她们并不直接离开稻田，而是更有可能午饭后或第二天早晨不再回来。农场主随后的典型做法是派某人去共享小组的头领那里建议适当增加工资以结束罢工。农场主也可能拒绝改变立场，但这种情况较少发生，如果他这么做了，就必须重新雇用外面的劳动力，因为一旦工作已经开始，村里就没有一个共享小组会同意接替另一个小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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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收割工资的争论随着更多农场主转而采用撒播法播种而变得愈加普遍。撒播种植的稻田收割起来要困难得多，因为缺乏整齐的稻行并且成熟稻秆的高度更加变化不定。收割这样的稻田，妇女们要求并且能得到高达每里郎60马元的工资，尤其是在灌溉时期，那时已经是收割季，但地还是湿的。她们还注意到高额的收割工资对那些不雇用插秧工的农场主来说也是一种适当的报应。洛斯妮在她的小组收割阿布杜尔·拉赫曼的撒播稻田时每里郎要价50马元，她私下里说，“要是他剥夺了我们插秧的活儿，我们就在收割时夺回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农场主对高额收割成本的对策是转向将一上午的工作包给一些个人并支付统一费用（3或3.50马元）的现金工资制。这是只有当农场主的稻田同其他人的稻田不发生冲突时的一种选择。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共享小组的许多妇女仍将拒绝为现金工资去插秧或收割，因为她们知道这是减少她们收入并且打破她们的初级组织的另一种方式。判断大农场主能否成功地把现金工资制确立为插秧和收割的规范还为时过早，然而，贫穷妇女对现金工资制的反抗是迄今阻止其应用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却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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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打谷工作的计件工资的冲突与收割时的矛盾如出一辙。在正常环境下，那些从事稻谷脱粒工作的人们可以预期一个大上午可以打大约4麻袋稻谷；依照1978—1979年收获季通行的每麻袋2马元的标准薪水，劳动者就可以至少收入8马元。但是如果稻谷是湿的或不成熟并且水很深，那么整个上午时间只能打一两麻袋稻谷。因此公开的抱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且农场主明白需要进行调整。[379]这时他面临着作出让步的强大压力，因为收获和晒干庄稼过程中的任何拖延都必将造成损失。此外，如同收割时一样，直接表达要求也是很少出现的，但农场主知道潜在的威胁。如果他做出或者许诺做出适当的调整——如同通常情形中那样——工作就会在得到改善的气氛中继续。如果他不提高工资，就可能引发一场罢工。然而，和共享小组不同——她们作为一个集体罢工，打谷工人却是作为个人停止工作的，尽管这会给那些坚持参加罢工的人带来压力。就此方面来说，1979年灌溉季的收割对于村中的打谷工人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时机，因为大雨在紧要关头造成大面积倒伏，并且收割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通过人工完成，否则就会颗粒无收。农场主们不顾一切地挽救他们的稻谷，而且打谷工人的两起罢工帮助确立了最低限度每麻袋3马元的工资。在每起罢工中，所有的打谷工都一致同意第二天早上不再回来工作，并且放出话来他们生病了或者被其他人叫去做更紧迫的工作了。他们的一致行动使他们免于农场主在随后的季节不再雇用他们打谷的可能。两个农场主都没有试图雇用其他的村民来干活，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来。[380]有人（扎哈鲁丁）想到可以从他姻亲的村子里重新雇用外人，但当他知道他们无法在三天内过来，而这三天他将在潮湿中损失掉大部分割倒的庄稼时，他马上决定不这么做。打谷工人因而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而他们和收割工人仍然继续谨慎行事，只要可能就避免公开对峙和罢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收入依赖于他们自己和雇主之间保持一定的友善。在这些适当的限制之内，他们作为以工资为生的人仍然进行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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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的相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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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塞达卡所上演的即使是最节制的反抗形式，其效果也有赖于穷人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阶级团结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必备条件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穷人至少要避免彼此削弱而扩大其雇主和地主已经可观的经济权力。“否则”，如同马克思所说，“他们就会像对手那样彼此敌对”[382]，以彼此为代价换取生存。现存的相互性能够在其他的共享小组或打谷工人拒绝充当村里的罢工破坏者时显现出来。我们将看到，相互性还存在于最重要的租佃领域，在此领域中那些力图得到土地的人们并不愿意损害他们的邻居。基于这个约定俗成的自我约束，人们不会做出任何过分的权利要求，这些约束只在村庄自身的边界内起作用，并且即使在此情境下其运作范围也是很有限的[383]。然而，它的确预防了大多数发生在穷人之间的为有限机会而进行的有害的过度竞争。[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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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最低程度的团结，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不仅依赖于表面上对同伴的尊重，而且依赖于穷人所能达到的相互保持一致的道德约束。由于破坏秩序的诱惑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很难保持收支平衡的阶级成员总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些约束必须是强有力的，足以避免穷人当中固有的霍布斯式的斗争。已经达成一致的适度约束充分利用了社会约束力，诸如流言蜚语、人身攻击以及公开回避等。对于贫穷的男人或女人来说，没有比为低于普遍工资的工资额而工作、或者从事习惯上“属于”他人的工作更遭人鄙视的做法了。那不仅仅是名声的问题，因为冒犯者将发现他或她在劳动交换中会受到排斥，不会被纳入共享小组，也不会被告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不会得到穷人偶尔提供的零星的工作，也无法加入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的“信贷协会”。所有这些物质性约束力，分开来看相当微不足道，但总起来看却代表着某些潜在的重大损失。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暴力威胁在这些社会约束力中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那些想破坏阵营的穷人必须认真权衡其短期收益和他的愤怒的邻居能够强加给他的损失。依据他们的意见和限制，穷人建立起一套习惯性禁令，标示出可接受的利己主义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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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那些想要成为佃农的人对土地的不断追求所适用的价值观，上述限度再好不过地呈现出来。因为有权使用土地对于穷人的福祉如此重要，他们处于持续的诱惑之下——同意出更高的租金而将土地从其他穷人家庭那里夺走。然而，对此种行为方式的约束使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我总是有机会就询问较穷的村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尝试向有特权者出更高的价从当地佃农那儿租走土地。他们的回答表明了他们的一致性，他们说得很明白，那样做是对其他佃农的冒犯。雅各布说，那样的尝试很少，因为那会违背当地的“社会舆论”。总是要找地租种的卡里姆说，他不会试图出高价把地租走，因为那样他会“在朋友面前感到尴尬”。“在我们的社会中，你不能那么做”，他补充说。苏库尔和雅米勒在解释为什么这种行为很卑鄙时用了同样的措辞：“你不能伤害你的朋友们。”当哈姆扎解释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时，他强调自己对于穷人中通行的礼节的感受：“我们的朋友们不会同意那么做；那样争来抢去是不合适的。”甚至比较富裕的村民也意识到这些规范的力量并且谨防破坏它们。因此，阿明谈到引发价格战的地主或者试图通过这种做法取代另一佃农的穷人将“不会受到尊敬。我们都是朋友；我们都在一个村里；他会觉得问心有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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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村民暗示，限制利己行为的约束力还不止于有关羞耻、名誉以及习惯性规则的内容。萨马德说得很清楚，任何以这种方式失去土地的佃农都将“非常生气并且可能做任何事情”。“瘦骨嶙峋的”玛在谈到被冒犯的佃农时更不隐晦：“你不能那么做，他会生气，他会动刀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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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罗吉娅和萨马特的意见尤其值得一提，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已经描述过的内容之上补充了许多，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反对佃农间竞争的禁令被打破了。萨马特解释说穷人极少试图出价高于当前的佃农，因为，如果他那么做，“就会受到谴责：（我们会说）咱们完了”。罗吉娅的观点同样有说服力：“那样偷取别人土地的人会被人瞧不起”。事情发生时，罗吉娅有了按她的信条行动的机会。在1975年之前，罗吉娅和萨马特从同一个外村地主那里租种了相邻的两块稻田：4里郎租给罗吉娅，1里郎租给了萨马特。凭借其岳母曾经拥有所有这些土地的事实，萨马特在1975年闲季前去找地主，提出以高出租金20马元的价格，说服地主把额外的1里郎地从罗吉娅那儿转租给他。从那天起，罗吉娅家的人就不再和萨马特家的任何人以及他的父亲托·穆罕默德说话。尽管她以支持伊斯兰教党闻名，她和她家里的所有人都再不踏入萨马特的小店一步，而这个小店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党的集会地。事实上，一些村民认为，她应该为萨马特的小店受到其他人非正式的联合抵制负有责任，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那里逗留期间小店濒于破产的原因，而罗吉娅并不承认这一点。[385]1980年罗吉娅的女儿出嫁，萨马特和托·穆罕默德告诉我他们是村里唯一未被邀请的两户人家。罗吉娅宣称，事实上她邀请了他们，但他们自己觉得过于尴尬而没有出席。确定某一特定规范是否存在的一个可靠途径就是观察它被违背时会发生什么。在这个例子当中，涉及罗吉娅和萨马特的事件从反面证明了规则的存在。[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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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到这一规则来讨论，必须说明它并未阻止佃农之间的某些竞争形式。因此，如果一个地主要将地租提高到他一向承租的佃农不愿续租的程度，那么在新的租约下是允许其他人承租的。对一个想要承租土地的人来说，为了土地而去接近地主，而他想取代的佃农既非乡亲又非亲属，这也是被允许的——但是不被赞许。同反抗联合收割机一样，相互性的约束力又一次在村落外部失败了，其效用部分地被村庄外部的竞争破坏了。然而，在村庄里不被支持的是穷人主动并试图通过提出更高的地租来“偷取”租佃权。[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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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们强加于彼此的限制的实际效用是什么？就此而言，租佃市场依然是地方性事物，连同亲属关系的作用，它很可能略微阻碍了地主榨取最大可能地租的努力。事实上，许多有关穆达地区农业经济的研究谈及了地租水平通常略低于纯经济分析所预言的水平，即使对非亲属关系的租佃也是如此。尽管区别不大，但它至少可部分归因于穷人努力开创的程度较低的地方性相互依存。当涉及插秧、收割、打谷，或者这类工作的雇佣量的工资率时，这种相互性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因为劳动力市场相对于租佃市场更加地方化。相互关系的地方主义因而是这一领域中更为严重的障碍。尽管如此，以微小然而意味深长的方式，穷人之间的相互性代表了一种日常反抗的形式，它阻止或至少延缓了农村生产关系完全“理性化”的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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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以及/或者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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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一直试图研究集体行动——以及穷人为防止“狗咬狗式的”竞争而加诸地主和雇主以及他们自身的“约束力”。然而，更为隐蔽和更加个人化的反抗领域是存在的；它包括种类繁多的偷窃和杀害牲畜的行为。研究这一领域必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的沉默与就研究者而言可理解的规避危险的要求混合在一起。在没有积极寻求这方面事实的情况下，两年来的闲谈依然可以浮现这类事实的某种模式，它表明此类行动与阶级关系和反抗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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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偷窃行为很平常；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几乎都是农业生活的持久特点，并且国家及其代理人也无力控制。然而，当此类行为表现出对财产权的质疑斗争的特点时，它却成为所有认真分析阶级关系的关键因素。英国部分地区的案例就很典型，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当中，偷猎在这些地区是再普遍不过的——并且是非常流行的——犯罪行为。在法国，左拉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个农民的内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388]在此偷猎的政治和阶级意涵极其明显，因为农民从未完全承认过那些宣称对森林、河流、“荒地”以及先前属于社区共同财产的公共牧场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权。偷猎并不仅仅是一种必需的生存选择，而且还是被视做自然权利的实现。[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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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相比，1950年以前吉打州的偷窃行为要普遍得多。塞达卡上年纪的村民仍能回忆起那个并不久远的年代，那时偷盗水牛的事件那么普遍，以致每个男人睡觉时都在手腕上系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沿着地板拴到水牛鼻子下面来提醒他防止偷牛贼靠近。他们还能记起最著名的乡间盗贼的姓名和行为，比如阿旺·坡、沙勒·图伊和纳扬，他们劫富济贫，赢得了“社会强盗”的名声。那个时候，村落比较小而且很分散，丛林和森林还没有被清除。吉打地区的这种边疆性质、乡下警察部门的弱小，以及农民的贫困和流动状态，都为抢劫和偷窃行为提供了便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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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任何怀抱野心的抢劫行为提供有利条件的地形和逃离追击的便利都不存在了。塞达卡周围的所有土地都很平坦并被开垦出来，而且凯帕拉·巴斯塔镇和燕镇的警察数量更多，机动能力强且武装精良。针对一两个特大地主的阶级挑衅行为也不复存在，这些地主实际上垄断了所有土地，面对的是同样贫穷并团结起来的农民。人们发现，塞达卡现在的偷窃类型反映出这样一些情况：它在黑暗的掩护下匿名进行；它看上去是个人的行动，或者至多是两人配合进行；它仅被警察记录为“小偷小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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