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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二章 集权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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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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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庆节期间，我去程村调研，曾和程守德开了个玩笑：“你们村这么多人，这么多事，简直够写一本《史记》”。程守德说：“那（程）成仁和（程）守义两个应该要写本纪。”我相信受过高中教育、当过中小学老师的程守德，其体会应该具有相当强的敏感性。至少在当代程村中老年人心目中，程成仁、程守义的人生故事的确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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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生于1922年。当时是一个战乱的年代，程村人先受了桂系、粤系军阀混战之苦，之后，受过日军直接侵略，再后又遇上了解放战争。在当今的程村人用语中，解放战争是“革命”的年代，不少村民会说起某“革命烈士”的故事。但我后来查知，这位“烈士”乃是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主席，牺牲于1927年，1950年7月被追认为烈士。老年村民能记起与国民党军人的“斗争”似乎只有一次，即1948年有一支“中央军”驻扎在程村。一个士兵夜起不小心掉在水塘中被淹死，该部队捉拿了几个村民，准备将其作为“地下共产党”杀掉。之后，“族老”们想办法联系上了一个出生于程村、在国民政府广东省法院任职且兼任某大学法学教授的人，出面斡旋才将几个村民解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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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本人也承认，他“新中国成立前没参加过革命活动”。至于细节，他不愿意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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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少老人则提及，程成仁“新中国成立前”算不上“革命”，但其家境倒确实很贫寒。他们记得，程成仁曾是渡桥圩镇“互励赌坊”的伙计，负责端茶倒水和看门。与他一起当伙计的还有三个人，都是程村人，四人“桃园结义”、以“兄弟”相称。其中，有一个叫程立国，与程成仁同属江北自然村，但在宗族排行中，他们本应为“叔侄”关系。四人之所以去赌坊做伙计，乃是因为家中无田可耕。但也有老年人认为，这中间也有好逸恶劳的成分，“否则为什么不去租田种？”同时说，这些事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的啦，只不过那个时候他鸿运当头，是红人，别人拿他没办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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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程村的政治主角不再是“族老”，宗族色彩很浓的保长、甲长也已靠边站。在新的国家政策下，渡桥的乡政府开始给在村庄中地位低下的小姓、穷人“撑腰”。江北自然村的陈新担任了程村农会主席，并前往桐城经简单培训入了党。陈新负责的第一件事情是“分配劳动果实”，将原地主家和宗族共有的房屋及其他财物（不含土地）分配给家庭贫困者使用。1951年夏天某晚，江北自然村一些村民坐在祠堂门口、梧桐江边的榕树下乘凉。一个叫程成六的村民和人议论，怀疑陈新在“分配劳动果实”时有谋私的行为，恰好被陈新听见（也有村民后来回忆，估计程成六等人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陈新与之争论之后大呼“冤枉”，并于当晚上吊自杀，以证“清白”。程成六等几个参与议论的村民本也是贫农，渡桥乡干部将之批评教育了一通，未作实质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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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互励赌坊跑腿，接触数字的机会比较多，程成仁虽然只读过两年书，却也会一些简单的算术和文字。他是陈新在“分配劳动果实”时依靠的对象之一，协助陈新登记财物。陈新自杀后，程成仁被推到了程村的“前台”。在“土改”工作中，除了梧县驻程村“土改”工作队之外，程成仁成了程村最核心的人物。据不少老年村民回忆，程成仁确实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比较顺利。在接下来的“合作化”运动中，他的特长再次发挥了优势，渡桥乡的领导对他比较满意。程成仁于1955年入党，并于1956年和1957年分别被任命为程村大队长、大队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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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仁正式成为程村的“一把手”之后，曾安排陈新兄长的儿子陈林担任江北生产队队长，安排程立国为记工员（后改为会计）。由于陈林本人家境贫寒，且不少社员对陈新自杀的事情颇感惋惜，所以对陈林任队长并无异议。他们对程立国任记工员，却有些议论，认为程成仁特殊照顾他的结拜兄弟。程成仁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批评过这些讲“坏话”的社员，并为自己辩解：其一，“结拜兄弟”“宗族叔侄”等说法都是封建社会那一套，他从不搞那一套；其二，他和程立国关系是比较好，他信任程立国，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贫农，有阶级感情；其三，他推荐程立国是出于公心，属于“贤不避亲”。之后，他另外两个结拜兄弟也在南塘、北塘生产队担任了记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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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此时，普通社员开始对程成仁“敬而远之”，“他出头了，好像高人一等”（程守德语）。他们对程成仁担任干部的权威毫无异议，但原来程村人那种以宗族排行称呼人的习惯，在程成仁这里已悄悄改变。“大家叫他支书，不再叫‘阿几、阿几’或者叔、伯。表面上是尊重他，实际上是有点怕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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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程成仁与普通社员的隔膜越来越深。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程成仁认为程成六等几个村民说“坏话”导致了陈新自杀，属于“坏分子”。程成六等人随即被“打倒”，先在生产队群众会议上作检讨，随后在大队的群众大会上遭批斗。在日常劳动中，作为“坏分子”的程成六也处处低人一等。例如，在生产队领取劳动工具时只能等别人挑完再领。除此之外，程守德的妻子程菊在江北生产队也受歧视，理由是程守德在相邻公社的山塘中学担任代课老师，属于“整天跟右派混在一起”的人。而据程守德本人后来讲，“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这种没有被划为“右派”的人，应该不属于“运动对象”。但程成仁仍坚持己见，于是高中毕业的程菊失去了任何评“先进”和担任干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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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程村农业丰收。同时，渡桥人民公社开始推行“人民食堂”政策。程成仁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开始“吃国家粮”，担任渡桥公社所辖企业——鹅场场长。接替程成仁担任程村大队支书的是原大队长程立方（南塘自然村人），来自西溪自然村的一位梁姓村民任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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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方和梁大队长接手程村之后，除了要搞好农业之外，还需落实“大炼钢铁”等“大跃进”政策。程村山林被大肆砍伐，树木源源不断地通过刚开通不久的公路外运，无偿支援外地建设。同时，“浮夸风”也刮到了程村，上报给渡桥公社和梧县政府的水稻亩产量越来越高。梧县政府组织了干部到程村参观。据程成仁回忆，程立方和梁大队长手足无措，曾向之讨教办法。程成仁建议说出实情，程立方和梁大队长却拿不定主意。后来，在公社干部的“指导”下，程立方和梁大队长动员社员将几处偏远水田里的水稻搬到靠近村庄和马路边的稻田。之后，他们调集了全大队的风车，安排人手对着密集的水稻扇风，说是加强水稻通风。此外，还架上了电灯，说是加强光合作用。参观访问团离开程村后，北塘生产队某村民曾当着公社干部的面，与人议论说那些水稻肯定通风不够，会变成“叉烧包”[2]。结果该村民当即因“说社会主义的坏话，打社会主义的退堂鼓，为‘地富反坏右’涨威风”，被批斗，并成为“坏分子”的一员。言及此事，程成仁感叹，幸亏他没有出面说出实情，否则肯定也被打成“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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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风”带来了恶果。1960年和1961年，程村大队的农业并未减产，但因为被政府收走太多粮食而陷入了饥荒。食堂随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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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饥荒中，江北生产队陈林“多吃多占”的行为引起了社员的愤怒。当我在程村调研时，不少老人提及当时的情形仍激愤不已。例如，程守智说当时他还在读小学，有时候跟陈林的儿子一块去他家玩，其中有一次就曾见陈林家还有剩红薯喂狗。当程守智试图把剩红薯拿来吃时，被陈林发现并赶了出来，而随后就听到他训斥和打儿子的声音。另有一个村民曾想到渡桥供销社买半斤食用油（需凭票购买），多次求之于陈林想办法拿半斤油票，陈林都答复说，“油票已发完”。该村民猜测，陈林手中一定还“卡”了社员不少油票（后在1964年的“四清”中被证实），因为在普通社员严重缺营养而出现迅速消瘦甚至浮肿等症状时，陈林家的人都没有这些症状。对此该村民在和我聊天时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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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怪那个时候太穷了。要是在今天，反正我们老百姓吃饭不成问题了，他们当干部的多吃多占点也无所谓。当时，大家都缺，他们多吃多占，哪怕一点点，立竿见影，我们就少了一点点啊。感觉就是你正饿得眼花的时候，直接把你饭碗里的饭扒到他们碗去，你明白这种感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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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的饥荒到1962年早稻收割后才得到缓解。是年冬，生产队规模变小，江北生产队分为3个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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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4年，程成仁并没有在程村工作，按说程村的事情应该与他关系不大。虽然有不少村民提及，“他家的营养状况好过普通社员”，但应该与他在鹅场任职有关。可我在调研中却发现，很奇怪的是，只有说到某件具体事情时，村民才会说某某怎样（如陈林多吃多占的细节），如果只是笼统地说那时的饥荒，不少人都会说“都怪程成仁”、“程成仁当支书那个时候，我们饿得要死”之类的话。程成仁俨然成了“大集体”时期程村干部的象征和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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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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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仁自己的回忆中，“1964年是我这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说，不是因为其他村民常说的“四清”运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而是因为这一年他被再次派到程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说：“否则，我就会继续在鹅场工作，鹅场撤销了，也只会把我安排到其他岗位上，总之是继续吃国家粮，不会再做农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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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程立方被狗咬，不久因狂犬病发作而死，梁大队长也长期生病。于是，渡桥公社让程成仁回程村大队主持工作，让“四清”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程守义担任副支书，另有一位叫程成功的村民担任治保主任。同时，还有一支由广州某大学的两位老师和梧县一位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驻扎在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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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仁看来，程守义是“四清”工作队一手扶起来的年轻人，群众基础没有他牢靠。程成仁曾多次让程成功从旁递话，让程守义做工作要扎实点。程守义则认为，程成仁水平不够。另外，一些群众认为程成仁与“四不清干部”[3]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程成仁则认为，这可能是程守义在背后捣他的鬼。程成仁在晚年回忆此番与程守义的合作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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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他（程守义）年轻气盛，很“马列”[4]的，程村抓了不少“四不清干部”……有一次就在我们江北生产队开群众会，（程）守宽就说，“陈林这样人，当初不就是程成仁提拔的吗？”我就觉得是他支持（程）守宽捣鬼的。我说：“那人家（程）立国也是我提拔的啦，人家怎么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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