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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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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四清”工作队从程村大队撤走，政治意见纷争进一步升级，“革命积极分子”纷纷宣称自己“革命”，而别人则属于“保守”的“保皇派”。在渡桥公社及附近地区，人们总体上分成了“东风派”和“红旗派”，前者寓意“东风压倒西风”，源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革命”口号。程村大队的农民普遍宣称自己属于“红旗派”，其中也包括程成仁这样的干部。与程村大队一江之隔的渡桥圩镇属于渡桥居民大队，居民是城镇户口（但1956年后嫁入该大队的农村籍妇女仍为农村户口），在这场运动中多数人宣称自己属于“东风派”。此外，渡桥公社干部也大体上属于“东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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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在“红旗派”与“东风派”争论中，基本上很少发言。至于公开的活动，他更是从不参加。这使得不少“红旗派”的人认为，程成仁只是嘴巴上说自己是“红旗派”而已，实际上是个“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例如，后来成为渡桥公社“红旗派”“头头”的程守义至今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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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程）成仁只想当他的官。他是最实际的，上面是什么立场，他就什么立场。公社干部都是“东风”（派）的，他当然跟着他们走。但是在程村，他又没办法，只好说自己是“红旗”（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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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本人对此回忆道，他其实对派别纷争没兴趣，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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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队支书，整个大队的人都说是“红旗”（派）的。我能说不是吗？（如果说不是）领导工作怎么做啊？冇办法啊。公社领导都是“东风”（派）的，我在工作中也不能跟领导顶啦，也冇办法啊……生产不能停啊，生产还要抓啊。那我就只好尽量不说话啦（不参与派别斗争），只抓我的生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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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6日，“红旗派”与“东风派”在渡桥圩镇发生武斗，程村大队被枪杀一人。事后，程村“红旗派”的几个积极分子筹集了一点油票、布票给其家人，以作“革命补偿”。程成仁对此没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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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在“革命大联合”的口号下，程守义被调到梧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任职，在程村大队党支部只兼职副支书，不再实际分管工作。此时，新上任的大队长、来自东河自然村的陈卫华资历和工作能力都较弱。在程村人的印象中，“（程）守义去梧城后，程村大队就彻底成了（程）成仁和（程）成功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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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程成仁发现，社员管理起来不是比原来更容易，而是更难了。在他的印象中，在“大跃进”之前他当支书时，敢质疑干部管理的社员，甚至敢于在背后说“坏话”“怪话”的社员少之又少。而从他第二次做程村大队支书起，讲“坏话”“怪话”的社员比原来多了很多。尤其是因“停课闹革命”回家劳动的年轻学生，“怪话”很多。对此，程成仁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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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些文化，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干部。读了点书，有点文化，就喜欢讲怪话，拐着弯骂人。也有些人不是因为书读多了，就是喜欢讲怪话。那个时候，都要服从管理的，天天有人讲怪话，怎么行？会扰乱军心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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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当今中老年程村人的记忆中，这段时间程村出现了一个“上龙眼树”的新的整人办法。它指的是在南塘自然村南面的大晒谷场上，开“千人大会”（大队全体社员会议），批斗讲“坏话”“怪话”的人。当时，晒谷场旁边有一棵大龙眼树和两棵大榕树，树根所在之处地势较高，相当于一个舞台。通常，程成仁、程成功等大队干部坐在榕树下，然后让被批斗的人站在旁边的龙眼树下，接受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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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少村民口中得知，被程成仁、程成功批斗多次但“屡教不改”的程南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为此，我专门和程南山聊过几次。讲起当年的“斗争史”，程南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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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时候很调皮的，小错不断，大错不犯，他们（程成仁、程成功）也拿我没办法。第一次“上龙眼树”，是因为我讲“怪话”。我当时也是……人家是“吃饱了撑着”，我是没吃饱“撑着”。就在榕树下乘凉的时候编了句顺口溜：“（政治运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被（程）成功听到了，他就把我告到（程）成仁那里，第二天晚上就“上龙眼树”。他们要我承认攻击（政治运动），我说，“没有”。他们要我承认错误，我说：“我确实吃不饱。你们吃得饱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承认错误可以，下次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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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几次编顺口溜。有一次是说（程）成功没文化。他在大队部拿着报纸看，说“呃，这条火车‘顶盖’（怎么）飞起来了？”其实是他把报纸拿倒过来了，他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啦。好多人都把它当笑话讲。我就说，“文盲会打（肿）面（脸充胖子），火车会顶盖”。他又拉我“上龙眼树”，说我阿叔是个右派，我被右派分子教坏了，说话阴阳怪气。我就说，“你也是我叔啊”。好多人都在笑。他生气，说“我冇资格做你的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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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宗族关系上，程成功是程南山未出“五服”的叔叔。在程村人看来，这种关系还算是比较亲近的，晚辈常会以“叔”相称。但程成功所说程南山的“右派叔叔”则另有其人，其名为程成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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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南山的父亲叫程成友，生于1912年。他弟弟程成邦生于1925年，他们是程村人记忆中“手足情深”的典范。1932年，其父母双亡，家境破败。程成友靠给人做长工抚养程成邦。此后，程成友学会做裁缝，在渡桥圩镇开一间小铺，靠微薄收入支持程成邦读书。当程成邦13岁在渡桥小学毕业时，程成友已26岁。据说，在当时这已经接近结婚年龄的“警戒线”，错过这个时间将很难再结婚。所有亲友都认为，程成邦已经算是读了很多书（据说当时一般男性村民最多只能读书3年左右），于是劝程成友不要再送程成邦读书，而该考虑自己的婚事。但程成友推掉了所有说媒的亲友，坚持送程成邦到桐城读初中、高中，直到其参加工作才开始考虑自己成家的事。此事确如亲友所料，程成友相亲十分困难，34岁方结婚，且婚后又因妻子病逝而单身过了数年。1949年，程成友再婚，于1950年生得程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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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友还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程村“维持会”会长一职。1954年，因听到有风声说政府要追查此事，程成友只身逃往香港。程成邦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抚养程南山，并接济其多病的母亲。1957年，程成邦与妻子在桐城某单位被划为“右派”，后又被调往广州，自身难顾。但此后，他们仍抚养了程南山，并供其读书至小学毕业。1963年，程南山的母亲前往广州看病，逝于程成邦家，程成友至广州办理丧事，未回程村（后于1972年病逝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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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程南山小学毕业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程南山长大成人后，程成邦夫妇曾多方托人给程南山说媒。但因其家境困难，政治出身不太好，尤其是还多次“上龙眼树”，此事竟毫无进展。对此，有一位村民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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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南山这个人说话是有点小小的油腔滑调，从正面来说就是有点小幽默，但人是个老实人。（程）成功与他本来是自己人来着，但抓他“上龙眼树”的就是他（程成功）。他们同我们不是一个队的，连我们都看不下去。当时好多人就讲，可能（程）成功自己“唔哒”[5]，结不了婚，就让别人也结不了婚啦。你想想啊，你家里本来就穷，还经常“上龙眼树”，那个年代谁愿意嫁给你啊？……哎呀，做人不能做“太绝”啦，而且是（对）这样的“苦命”人。要说讲“怪话”，那个时候发牢骚的人多着呢，为什么就偏偏喜欢整他这样的人啊？欺软怕硬嘛。没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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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村民认为，这位村民的说法有些偏见。据他们描述，程成仁、程成功他们并不只是专门针对程南山，而是一旦在做工作中遇到阻力时，“都凶巴巴的”。例如，不少村民都曾给我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说1977年程成仁、程成功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就格外显得高调，比周边其他大队管得严。他们纷纷提到，尤其是在1979年，程成仁、程成功曾拿着绳子，踹了不少村民家的门，并用村民很不能接受的方式说（大意）：“你们自己主动去结扎，要不然我们就捆你们去。再要是不配合，要上吊，马上把绳子给你们，要喝农药，去给你们准备。”还有两次在开“千人大会”时，程成仁表示，如果抵制计划生育，“刀子、绳索还是农药随便你们选”。在这样的“工作力度”推动下，1979～1980年程村大队计划生育工作推进迅速，稳居渡桥公社第一位，被当作先进典型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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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少村民认为，政治运动本来应该是针对所有人的。但程成仁、程成功这样的干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政治运动加强了他们的权威，以及以权谋私。例如，他们举例子说，程成仁照顾程立国的次子程成信参军。1968年，程成信参加征兵体检合格，因体检合格人数远远大于征兵人数。程成仁跟程立国和程成信谈话，说前几年已优先考虑了程成恒参军，这次让程成信让一让。1969年底，程成信再次参加征兵体检合格，遇到的情况仍是体检合格人数远远大于征兵人数。这次，程成仁优先考虑了他。对此，程守德曾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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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程成仁）还是很照顾他的结拜兄弟的。你看，程成恒、程成信两兄弟当兵，都是他开的后门。另外两个结拜兄弟呢，他也照顾了的，但是那两个是扶不起的阿斗，没结果。这个事情，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议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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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后门”之说，程成仁表示不认可。他说，“这是政策范围内允许的”。而且，他认为程成信平常表现好，政治可靠。他还曾给别人举例以证清白：他儿子文化程度不够，他就没去走后门，因为凡是政策范围外的，他都不会违反规定去走后门。不过，不久后人们发现，1972年程成仁为其子程守望在渡桥供销社谋了一个没有编制的售货员职位。在当时，这是令人极其艳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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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子女婚姻问题上，程成仁既有传统父亲的威严，又有“革命”的特色。两个女婿和一个儿媳妇，都由他“拍板”确定，标准是“根正苗红、为人老实、忠诚可靠”。结果三个子女的对象家境都较贫困，个人能力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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