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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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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从旁人看,程守宽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土农民”。如程守智曾表示,程守宽这一辈子,除了曾经是程村“红旗派”的“突击手”这一点之外,都是些琐碎之事,没什么可说的。在某种程度上,程守宽本人也认可程守智的说法。但当他真正谈起自己的人生时,很显然并非完全如此。从他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构成了讲不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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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程守宽生于江北自然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程守宽的爷爷原属南塘自然村,因家境贫困为一个大户人家跑船运,在江北自然村江边搭棚居住,后移居于此,生下程守宽的父亲。程守宽的父亲除了租田耕种之外,还会做裁缝,聊以糊口。程守宽的母亲麦某生于一个家道衰落的地主家,是个小脚女人,嫁到程村后不久,信了基督教。据程守宽说,因为在宗族房支上他们属于南塘而非江北自然村,所以在很多生活琐事上常受周边邻里欺负。但对于过日子来说,恰恰是琐事不好处理、只能忍受,如果很出格的大事,反倒可以请南塘自然村的族老出面协调。程守宽表示,他母亲曾提起过,这是她信仰基督教的初始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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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有两个弟弟,程守恕生于1947年,程守忠生于1949年。因经济拮据,1950年“分配劳动果实”得到2间住房后,程守宽的父母才送孩子进小学读书。程守宽与长他2岁的程守德成为同班同学,直至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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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他原本对程成仁这些干部是很尊重的,每次见到程成仁都以“阿叔”相称。但是,当程守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后,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对此,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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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年轻活泼,在学校里,我经常当体育委员,是个好动的人。到了生产队,哪里受得了那么严格的管理。凡事都要受管。那个陈林,好像一处不管就不能显示他的权力似的。比如说,有一回,我在食堂吃饭架二郎腿。你说这关他什么事啦?他看见了,也要管,说我懒懒散散。我又不是做工(干活)的时候懒懒散散,吃个饭懒懒散散,有什么可管的啦?他是大队支书,但是开工,有时候跟我们一个队。他管得更死,态度也更加不好。陈林还只是嘴巴上说说,程成仁经常会动手的呢。有一回,我们在东山挖红薯,有个老人家挖了一会就坐在坡上抽烟。程成仁看见了,直接就抢了他的烟斗,说:“别人都在挖,你为什么就在一边享福啊?不能一边挖一边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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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严重不自由的程守宽变得开始讨厌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常在与程守德等同龄人闲聊时,发表一些对干部们不满的看法。程守德因一向比程守宽稳重,常告诫他千万不能随便乱讲话,否则必定被“枪打出头鸟”。但是,程守宽对陈林“四不清”的问题未得到彻底处理而表示不满,这还是传到了程成仁耳朵中。1965年,当程成仁将程守宽所在的第一生产队的“飞地”划拨给第十生产队时,程守宽终于当了“出头鸟”,被程成仁威胁要当作“坏分子”“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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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当他听到“造反有理”的号召之后,确实发自内心地高兴。他说:“我本来早就看不惯他们那些当权派了。这个时候连毛主席都说可以造反,造反有理,多激动人心啦。”于是,程守宽很快成了程村“红旗派”的积极分子。当程成仁宣布,他也属于“红旗派”时,程守宽劝程守义、程守德等人批斗程成仁。他说:“程成仁是典型的当权派,别信他们当权派的这些幌子”。但是,程守义、程守德都认为,“红旗派”也要善于学习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于是,程守宽不得不放弃了批斗程成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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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七一六事件”前夕,程守宽学会了自制手榴弹,并自告奋勇担当投掷手榴弹的突击手。忆及往事,程守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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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生产队搞建设剩下一些火药。我发动了几个助手,到江边上捡了一些小小的鹅卵石来,另外又砸了一些玻璃瓶子。然后,我把火药连同碎玻璃、鹅卵石一起装到空的白酒瓶中,加上引信,就成了土制手榴弹。一共做了十多个。现在想来,这个还是蛮危险的。石头倒不怕,主要是碎玻璃,真要是近距离炸到人了,是有杀伤力的。幸亏没伤到人,否则肯定会一辈子都心里不安。当时不这么想。当时很疯狂的,想着那些可恶的当权派,平时管我们管得这么死,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们“东风派”还支持他们(当权派),当时真的想炸他们一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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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6日当天,在程守宽发现程村“红旗派”落入渡桥居委会“东风派”的包围圈之后,遂带着土制手榴弹“冲锋”。当他冲到政府的围墙边时,被对方一个人拿着枪顶住,双方一看是自己的初中同学,于是各自撤回。对此,程守宽说,“中国人还是有点讲感情的,虽然派别不同,但老同学毕竟下不了手”。在第二轮“冲锋”中,程守宽投掷出去两个土制手榴弹,现场冒出烟雾,“红旗派”大部分成员趁此得以逃回程村。事后,程守宽见程守义等少数人并未能撤回程村,准备重新“冲锋”回渡桥圩镇,被程守德等人劝阻下来。程守宽曾一度被认为炸死了“东风派”的成员而被程成仁、程成功等人抓押,在死者被证实死于枪伤后方得以解脱。时隔数十年,当年的一些“红旗派”积极分子谈起程守宽这一“壮举”时,仍夸他“有几分英雄胆气”,如果没有程守宽,他们可能要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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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程村,以程成仁、程成功等人为代表的干部,虽然不怎么敢于针对程守宽个人进行刁难,但整个大队的管理严格程度则依然如故。程守宽表示,他从此对政治意见纷争变得失望,因为除了让程守义当了一个大官之外,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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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说,“干部们管得越严,如果是合理的,大家当然赞成。但是,如果是不合理的,那大家还不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程守宽认为,“合理”的范围就是“糊口”或者说“温饱”。为此,程守宽举了1970年代初期“偷”红薯的例子来说明“合理”的限度。程守宽有一回在地里“偷”红薯时,正好碰上了一个曾与他有过矛盾的村民,事后后者并未举报他。更有一回,程守宽与另一村民都去“偷”红薯,碰在一块之后,双方几乎同时说了一句,“你也在这里啊?”在回忆过程中,程守宽就此事评价道:“人活着就要有吃的,种田的人都没有吃的,这样的社会就有问题。如果‘偷’一点吃的也算偷,那这样的法律也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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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着程守宽的话,程守德曾做过更细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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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偷”价值一块钱的红薯不算偷,但如果直接偷一块钱现金当然就是偷,或者偷一条毛巾,也是偷。另外,就算是吃的东西,多了也不行,比如说你一下子偷一百斤红薯,那就真是偷了,(如果)被发现了,不但要退还赃物,还要挨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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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则认为,程守德的说法不够严谨。程守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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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大家都缺吃的情况下,哪怕偷一点吃的,也不对。像陈林那样就不对,那时大家都饿得要死,偷一点点都不行的,他还偷那么多。(一九)七十年代初期那时,已经不那么缺粮了,但是这些干部们那非要管那么死,那就是不合理啦。他们就是狐假虎威,生怕别人不怕他们。搞得我们没有一丁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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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中后期,程村已完全不缺口粮。此时,社员已经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养家禽,在农闲的时候可以申请花钱买断生产队的工分,去搞副业。买工分的计算方式为壮劳动力每天以10分计,每个工分的价格以全年生产队决算,在生产队开工每个工分多少钱为准。但是,程守宽表示,反而在这个时候,对干部们有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埋怨管得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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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他是不是认为干部跟社员不公平时,程守宽答道:“这个当然也有,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感觉不自由”。他表示,干部们有点工分补贴,甚至开工的时候有点挑肥拣瘦,搞“定额包干”[1]时,把好一点的工具,如新锄头、镰刀之类的,优先安排给自己的家属用。这些情况也让人感觉不公平,但没什么大不了,都是小事。最不公平的事情其实就是陈林多吃多占之类的行为,不过“四清”的时候已经被清算。另外,后来程守义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也算是不公平,但毕竟他也受了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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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认为,当时程村的普通社员最希望的是有更多自由,而程成仁、程成功这样的干部们可能希望有更多的权力。于是,冲突就更深了,“单干”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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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磨洋工”的事情吗?“磨洋工”说的就是大家干活慢悠悠的,出工不出力,磨时间。那个时候除了梧桐江改道,像我们这个地方,该要修的水利早就修完了。可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我们开工,一起去修水沟,七七八八的。那点点事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但是你不去的话,就不给你工分,你要是自己搞副业,还得交钱给(生产)队上。那不大家都去磨洋工?我最不喜欢的是,就算磨洋工,你也得准时到场,睡个懒觉都不行的。你说这程成仁,就不能让我们休息一下吗?他就见不得人休息。农忙的时候搞“定额包干”,农闲的时候也可以搞啦,我喜欢什么时候开工就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收工就什么时候收工,反正把事情做完不就行啦?呃,他偏不。本来嘛,要是那个时候的管理再松一点,我估计也就不会那么多人都觉得不自由,想单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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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虽然他搞“单干”搞得不怎么样,但在那时,他在程村确实属于特别想自由单干的那一批人。为此事,程守德还曾劝过他几次,不要乱说话,免得犯政治路线错误,将来搞起运动来要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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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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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宽的回忆中,1980年代是他人生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将之形容道:“就像一个坐了很长时间牢的人,刚刚(被)放出来,突然感觉天宽、地宽、精神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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