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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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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混合经济以非正规经济的方式,悖论性地“发展”。不管是镇干部,还是普通农民,很显然并不满意,甚至多有抱怨。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他们毕竟还是享受到了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甚至这原本就是他们主动追求的结果。用程守德的话来说,这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果干部和普通农民的欲望不是如此强烈,“发展”或许就不至于如此极端地从手段变为目的,就不会有以“断子绝孙”的方式“为子孙后代谋发展”的极端悖论。这种欲望,显然已非自然状态的正常欲望,而是被某些文化和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欲望。现有农工混合经济的常态发展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它的需要。在农村经济领域,已发生费孝通所说“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1999d: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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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从欲望到需要”,自有它合理的地方。至少,它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使得农村经济出现悖论,并不是夸赞“苦行僧”的理由(王宁,2009:43)。在当下经济环境下,即便是生活相对不如意且偶有抱怨的程守宽,也直截了当、义正词严地表示,谁也不想回到“苦行僧”的时代。即使是曾经“又红又专”的程成仁,在晚年也终于承认,程守义注重赚钱是比他聪明的表现,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则颇有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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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需要”使得“消费”变为农村经济的中心之后,“消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渗透到了乡村社会当中(王宁,2009:206)。再者,又因为“半农”“半工”的混合经济水平仍比较低,欲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随即制造出了更多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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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对人生经历的诸多急剧变化,程守德显然比较看得开。他曾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习而数次错失逃港良机,辞掉民办教师职务逃港却未能成功,后来其他民办教师却获得了转正的机会。对此,其他村民常认为他“亏了”,他本人却认为人总要做出权衡选择,所以无所谓“亏”不“亏”。就此而言,人生面对不确定性做出选择,颇似有些“赌”的味道。程守德与程守义一样“有点赌性”。所不同者,程守德“赌”输了,但觉得对家庭而言不算“亏”。程守义“赌”赢了,却总认为赚得不够,还强调“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农闲时,程守德常在已几无生意的钟表修理店里,与人闲聊。在程守义看来,这些都没有实用价值。而程守德自己又常批评杨显宗、程守智等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书生气”。质言之,被人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程守德,反而觉得“知识分子”并不好。他虽豁达,却明显难以摆脱以“消费”为标准的世俗评价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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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民眼中,程守宽比程守德更豁达。之所以说“豁达”,有两层意思,一是遭遇过不幸或经济状况比较差,吃了“苦”,二是吃“苦”者并不十分在意。正因为经济拮据,吃了不少“苦”,程守宽对已变成农村经济中心的“消费”,比其他村民有更深的体会。他清楚地知道,种粮、种菜已不是自给自足,而需要考虑利润。所以,他比别人更常感叹,种菜利润薄甚至亏本,如果种粮食就亏得更加厉害。他对于进入深山养蜂,以及菜贩子、批发商等人的比较收益,也有清晰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他自己并不具备条件去从事这些经营。让他更为愤怒的是,在利润比种菜高得多的农产品加工产业中,如“三鹿”牌婴幼儿奶粉,生产者为了追求更高利润,甚至不惜“心狠手黑”给人“下毒”。充满讽刺的是,程守宽庆幸因自家经济条件差,孙子躲过一劫,儿子程敬宗却反驳他,穷毕竟不好,要比别人更富才是“硬道理”。在程敬宗看来,真正远离“毒品”的办法还是“富”,直至“富”到可以在消费上与脚下土地上的市场没什么关系。也即,不是不要“消费”,而是要更高的“消费”。这似乎忽略了,毒奶粉本就是不够“富”却强求快速致“富”的非正规经济的恶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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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程守德眼中,程守智的“心”更是因“半农”“半工”的经济收入不高,满足不了“消费”欲望的增长,而被弄乱了。程守智执迷于地下“六合彩”,被程守德批评是典型的“财迷心窍”,实则比“鬼迷心窍”还可怕。买“码”中奖,可让程守智高兴不已,但实际上他赔得更多。这正是一个循环悖论的缩影。通过正常“半农”“半工”的劳动难以满足“消费”欲望,于是难以抵制走捷径的诱惑,但事实上能走成功的捷径总是很少,以至走捷径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连正常的劳动所得也得赔进去。若不能看穿这一悖论,则往往更倾向于再走更快的捷径,而大多数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更好。可是,要做到真正“看穿”,也非易事。程守德的劝说和呵斥,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甚至,即使在程守德家庭内部,其妻子程菊在信仰基督教之后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她之所以赌气不再去福音堂做礼拜,是因为渡桥福音堂把程村“片区负责人”的位置,转给了新入教但家境富裕的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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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消费”欲望剧增带来的悖论,在程守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程守义在外本是个力求低调的人,认为穿着、出行只要过得去就行,绝不“显摆”。由此,许多村民才说他“土”得“掉渣”。但实际上,程守义在家内追求的享受则毫无疑问很高档,液晶彩电、冰箱、照相机、摄像机、高档音响和家具一应俱全。如果说这尚算是“闷声发大财”的“生意经”所需的话,从他第一次掏出一把百元面值钞票摆在负责“小姐”卖淫的酒店前台起,彰显的既是他不愿被人误认为“消费”能力低而受气的“高调”心态,又是“消费”欲望的急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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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有高血压,也即刺痛地意识到人生有限之后,程守义对于财富的看法更是进一步突出了“消费”,而不是相反。这也是他所说的,赚了钱之后要懂得花钱,舍得花钱,钱才是自己的(但当孙子批评他穿着“山寨”时,他却又以外表简朴为上的标准责骂孙子)。甚至于,他会极端地认为,“消费”不再是一个有时间延续感的过程,拥有钱的感觉其实“就是花(钱)的那一瞬间”,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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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村民眼中,程守义显得更加矛盾。一方面,他越来越爱惜身体,明确提出赚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命”花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戒烟,而且从不沾染“吃”“喝”“赌”“抽”;另一方面,明知过量的性行为会影响身体,他却乐不知疲,说是成瘾似乎也不为过。他表示曾无数次想戒掉“嫖瘾”,却每一次又因为自己“‘黄’能愉悦身体、放松心情”的独特“理论”而犯戒。甚至,他从根本上就认为,这种“消费”原本就是很自然的,并歪曲孔子“食色,性也”和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用其为自己做论证。一方面,他极其注重有钱之后要低调;另一方面,高调地把自己与“小姐”的性爱录像保存起来,还与朋友共同“欣赏”,并常自诩为“师奶杀手”。当程守智以数钱的动作,暗示这乃是金钱的魔力时[5],常说自己曾经很“马列”的他,却很认真地试图用录像中的“事实”,证明自己比很多年轻的白领性能力强得多,而不是仅仅因为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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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很清楚,性“消费”和情感截然不同,而且有冲突。所以,对于以“女朋友”角色长期与之保持暧昧关系的有夫之妇,他只送礼品而不送现金给对方。因为,他认为钱是冷冰冰的,只有找“小姐”,才能用现金。但问题在于,其实他知道,这并不是纯粹的情感,而是附加了“感情”外衣的性“消费”。所以,金钱仍是必需的,花了十几万元在“女朋友”身上。对于以“二奶”形式包养的“湖南妹”,程守义则更明白,虽也有感情成分,但金钱的成分更多。由此,他使用了比“女朋友”更多的现金,来匹配这种更为直白的性“消费”。至于到“桑拿”或“洗浴中心”找“小姐”,更是赤裸裸的性“消费”,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为了让这种“消费”哪怕从表面看起来,变得稍微不那么像“消费”一点,他更喜欢模仿男女朋友约会的样子,然后再交易。这是一种“满足淑女标准的小姐”(萧楼,2010:201),虽然本质上就是性“消费”,但其价格比赤裸裸的性“消费”高得多。质言之,不像“消费”的“消费”,其实是一种包含了更高要求的“消费”,哪怕这一切实际上只是自我欺骗的幻象(像约会,但也只是“像”,并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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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本身当然也会重新塑造某种“文化”,用以调和因之而起的悖论。曾经做“小姐”的“湖南妹”认为,被人“消费”的时候,“我”并非真实的“我”,而是另一个“我”。在这种“文化”里,真实的“我”俨然并未被“消费”。程守义则更是认为,“消费”的既不是“小姐”的心,但也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身体,而是服务,是劳动。程守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狡黠”并不能解决“消费”与“被消费”带来的矛盾,因为,“是人,就不能买卖(消费)”。而其实,“湖南妹”也骂程守义是“烂人”,程守义自己也曾感叹,人生恍如梦幻,不知道哪一个“我”真的是“我”,甚至认为自己“该死”。可见,“消费”的深层悖论并不那么容易被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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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悖论还在继续。程福稻已是千万富翁,在某些时候表示,已深深厌倦了每天只想着赚钱的生活。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仍认为不够“消费”的想法。至于性“消费”,他一方面认为必不可少,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又感叹它并不能解决商业合作伙伴间的信任问题[6],甚至还败坏了性欲。试图掩盖悖论而又更加悖论的还在于,他妻子将性“消费”看作“生意应酬”的一部分,以区别于“二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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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程村普通的年轻人,无论是程敬道,还是程敬祖、程敬宗、程敬娴,无一不感到“消费”压力越来越大。程敬业则干脆不再去想存钱的事情,变为“月光族”,而力图保持时髦的“消费”。在程敬祖、程敬宗看来,程敬业打台球、电子游戏,抽烟、吃夜宵、喝啤酒都要好的,穿白衬衣、西裤、黑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与“半农”“半工”的“消费”水平是多么的不相称。唯独程敬修,真正“看穿”了“消费”的“虚幻”,而对之以犬儒的“晃悠”。他认为,靠种田、打工,反正也发不了大财,跟不上“消费”的形势,还不如“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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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根本变化,并不仅限于普通农民,甚至也包括基层政府。一些基层干部出面“说情”,甚至用“烂仔”恐吓,谋取农村经济资源,无疑也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甚至于,镇干部“兼业”,基层政府同时扮演“商人”角色,也正是“消费”变为中心,“发展”由手段变为目的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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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半农”“半工”混合经济的重心已由原来的“消遣”,变成了会随着“发展”水平增长而增长的“消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则正说明,“发展”水平的增长难以追上“消费”的增长。虽然“碗”里的“肉”在增多,却仍“欲壑难填”,于是“放下筷子骂娘”的不仅没减少,反而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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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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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混合,至少在近代已是常见的农村经济特征(费孝通、张之毅,2006;彭南生,2007)。只不过,那时“工”的因素在乡村仍较弱,生产要素从乡村快速流出(1999a:129),家户间大量存在宗族公共财产,财产关系(如最为核心的田产)宗族人伦色彩浓厚(陈翰笙,1984:30;弗里德曼,2000:15;滋贺秀三,2003:123;张佩国,2002:92)。在“大集体”时期,农村经济中进一步增加了“工”的因素,生产要素则仍在最大限度地流出,家户间的公共性及财产关系被以阶级话语为特征的组织替代(张乐天,2005:193;毛丹,2000:57)。从更高层面来看,它是农工关系重新布局、变动中的一环,打破了自由市场意义上的“农”“工”分工机制(斯密,1972:12~15),克服了资本对小农的剥削(马克思,2000:50),以及“理性小农”(舒尔茨,1987:73;波普金,1979)难以克服的“生存风险”(斯科特,2001:33)。但是,这种为“工”服务的“农”,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从根本上是服从于“工”的需要。由此,它与小农“家计”为上的经济的“小算盘”有内在冲突,同时在管理上造成了“自由”缺失的问题。当“工”转型,尤其是工业体系相对完整之后(对农民而言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工”对“农”的依赖下降,“农”被统得过死,已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客观问题。是故,自由不足,而非经济“崩溃论”(杜润生,1981),农民“偷懒论”与“产权模糊论”(周其仁,1994:217),“精英主导论”(老田,2007),甚或“‘土改’有误论”(秦晖,2001;高王凌,2005:8~12),才是理解农民有“反行为”(高王凌,2006:5),并“离心”离德(张乐天,2005:315),力图挣脱该体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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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结合”本是一种可发挥“双层经营”优势的农村经济制度安排(温铁军,2000:380),但在实践中因无相应组织机制配套,“分”全面超过了“统”。这使得“双层经营”实际上变成了“家庭经营”。小农几乎耗尽了所有农业剩余补“工”(“剪刀差”),却在未得到“工”的反哺之前,快速进入了“农”“工”不平等的市场体系。在自然、市场面前,单家独户的农业风险剧增,不少小农的低迷人生由此被“注定”。而“你不种,人家会种”的格局使得竞争更加无序化,小农摆脱了农业“内卷”(黄宗智,2000b:10~11),推动农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黄宗智,2010:127),却在利用土地、农药时日趋“竭泽而渔”。因此,它虽发生了从“以粮为纲”向“粮食、蔬菜、鱼肉并重”的“隐性革命”(2010:127),但以笔者愚见,可能还未构成黄宗智所指真正的“历史性契机”(20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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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上,“工”进入乡村,农民在农业上改变了“愚”的状态(梁漱溟,2006d:348;晏阳初,1989a:117)。在农业“推”力和工业“拉”力的作用下(张培刚,1991:367~368),农村经济中“离土不离乡”的“工”成为一个亮点,但在市场竞争、分化以及资本积聚的效应下,大部分中度发展地区的“半工”终究衰落,不得不走向“离土又离乡”的打工之路(黄平,1997:3;秦晖,2003a:58)。虽然农民“半工”的目的仍是服务于“半农”,即“寻求生存”(黄平,1997:57),而且仅仅只能满足“在”农村生存(白南生等,2002:61;刘世定,2003;刘林平等,2007;苏黛娜,2009:305;蔡禾,2010;加拉格尔[高敏]2010:113;潘毅,2005;潘毅等,2012:33),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却进一步形成了“农”服从于“工”的局面(墨菲,2009:207)。在大市场总体背景不变的情况下,“半农半工”的小农仅仅依靠自身,显然难以摆脱“相对剥夺感”(斯托夫,1949:254~259)。一方面,小农的生产经营从金融到种子、化肥、农药,再到住房、医疗、教育及其他日常用品,无一不深深依赖于大市场,买进来的样样贵。另一方面,小农“能够”而且“不得不”提供给大市场的,从农产品到劳动力,样样都便宜,以至于外出打工也易不停跳槽却始终得不到满意的工作[7]。这个隐形的“剪刀差”,尚远未像有形的“剪刀差”那样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明晰土地产权、农业产业化等,会被认为可作为帮助农民有效摆脱在市场中不利局面的手段。但从程村农民与市场打交道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农村经济中“半农”“半工”的复杂关系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悖论,一方面从产量上说“老人妇女农业”也可以很有效率,另一方面即使强壮劳动力务农,在市场中能实现的效率也很有限。在大市场条件下,只有能实现交换的价值,在经济上方能被视作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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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让小农都到大城市里去变为市民(潘维,2004;姚洋,2013;黄祖辉,2013),还是就近转为小城镇的主人(费孝通,1999f:87;沈关宝、李友梅,1988),都将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半农半工”是小农家庭在经济上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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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农”与“半工”的摆动中,“半工”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高收入水平,而“半农”则是小农家庭降低生存风险,保命的底线。这里的“农”并不是笼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经济资源在社会意义上的“农”。如对于农地,小农家庭倾向于将林地看作用于提高收入的经济资源,较为看重它的经济效益,而对于耕地,则更看重它保命的社会效益。由此,同样是在征地的过程中,围绕林地,农民侧重争取的是征地价格;但围绕耕地,大多数尚不能脱离“半农”的小农,侧重争取的是保持现状。而那些已经摆脱了“半农”的小农,虽在争取权益过程中,也会指出耕地与林地的差别,但其真实目的只是争取更大利益,而并非真正在乎耕地的特殊性。这种非均衡的“半农半工”结构,使得土地权利流转(含征用)呈现出了某种悖论。越是那些已经不再靠“农”生存的“农民”,其虚假“保护”耕地的声音在大众媒体中越大。这种声音几乎完全掩盖了那些中度发展地区还依赖“半农”生存的农民,以及他们真正保护耕地的想法。这种声音,在为发达地区不再靠“农”生存的“农民”从土地中“攫取”到更多利益的同时,却让资本混杂着基层权力或灰色力量,在中度发展和欠发达地区“静悄悄”地完成了进入林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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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导致这一过程的也不仅仅是“资本下乡”的冲动(仝志辉等,2009;周飞舟,2012;陆文荣等,2013)。在大市场条件下,资本有配置更多生产要素的冲动,本是它的自然属性,但也仅仅是自然属性。如没有小农自身的配合,它似乎也难以“得逞”。言及此处,不得不提到小农从“被土地束缚”的状态(费孝通,1999a:439),转向“半农半工”状态,以及与此相伴随,从满足基本自然欲望的“消遣经济”(费孝通,1999a:476),转向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需要”的“消费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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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是以一种市场为基础、由资本主导的经济“规划”(王宁,2009:206),是一种“市场意识形态”将由重意义转向重欲望的“价值”观(格瑞伯,2001:257)。它在中度发展和欠发达地区导致的悖论体现为,一方面,小农家庭因为已经有了“半工”而与消费主义有亲和性。另一方面,小农家庭又因仍深深依赖于“半农”,而跟不上消费主义的步伐。如此一来,“半农半工”的小农家庭在经济上既是大市场的支柱之一,又与之有着深刻、巨大的张力。在中度发展地区,大多数农民感受到了“金钱至上”原则的压力(曹锦清,2000:4;谭同学、王首燕,2013:88;阎云翔,2014),常怀念小农经济的“温情脉脉”(欧爱玲,2013:224)。他们对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如老板,依据血缘、地缘上的传统伦理关系寄予某些希望,却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他们也终究不得不认可,老板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资本增值本身的规律要求办事”,有其道理。这种针对经济差别的自我心态调适(罗红光,2000:140;张慧,2010),在通常状态下有一定作用,但又有其限度,轻则责怪老板们不够照顾“叔伯兄弟”,重则批评其“为富不仁”“没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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