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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70326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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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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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致共产国际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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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获得的中国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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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第一、二节所述，1920年下半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首先在上海摸索展开，同年10月至翌年初，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不一——开始响应并形成程度不同的组织。中国各地的这些共产主义者和有相同思想倾向的留日学生代表，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后，于1921年7月齐集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大会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即1920年底至第二年的前半年，恰值曾指导上海中共发起组工作的魏金斯基回国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1921年6月）之间的时期，形成了史料上的一段空白，既没有俄国方面的较为确切的报告，也缺乏中国方面的原始资料。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回国后，由于经费不足，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曾出现短时期停滞；但建党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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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空白时期”的史料，有《中国共产党宣言》，这可算是中共最早的正式文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苏俄影响，各国相继成立了共产党，这些共产党为了表明其诞生的必然性和奋斗目标，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制定了各国的《共产党宣言》；所谓《中国共产党宣言》即属此类。不过，《中国共产党宣言》有不少疑问没有解决，因为其现存文本译自英语，而原文写就的时间、地点以及过程不得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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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时期”的另一个谜团，是所谓“中共三月会议”，即中共“一大”前的1921年3月，为了清算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而召开的会议。最早赴俄的中共党员张太雷，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中共三月会议”，但是，是否真正召开过这次会议，至今尚无定论。也就是说，中共最早的正式文件和正式报告都有待解决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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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节中，作者拟探究上述疑点，并就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间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此，有必要对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及其刊物的情况首先加以探讨因为，上述文件和报告，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伊尔库茨克写成的。魏金斯基暂时离开中国的时期，恰好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在新成立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以下简称“远东书记处”）之下终于得到统一的时期相重合。那么，负责指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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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21年1月成立的远东书记处的人员构成及其到任时期，尚有若干不明之处，但是，其中心人物是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鲍星斯·舒米亚茨基（Boris Z.Shumyatsky，1886—1938）。另外有全权副代表明斯克尔（Minsker）、布卡蒂（Bukaty）、斯列帕克（Slepak）、鲍格里茨基（Bogritsky）、加蓬（Gapon）等[136]，初时没有中国人（后来加入了张太雷）。该书记处1921年2月创办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杂志（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137]，同年5月又创办了《远东人民》杂志（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 о Востока）[138]，从这两份杂志可以了解远东书记处所获得的部分中国情报。不过，《远东人民》且不说，在此前的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利用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见图7；以下简称《通讯》），故在此略加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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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第一期刊登的《中国的罢工运动（摘要介绍中国的工人刊物）》（署名：布拉索夫斯基）和《文献目录（中国共产党刊物概观）》（署名：伊里伊奇）这两篇文章[139]，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伊尔库茨克在多大程度上，以及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得到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共的刊物。前一篇文章在开头部分介绍说，作者手头存有1920年7月至12月出版的部分中国工人刊物，并从其中的各期《劳动界》引用了数篇。[140]远东书记处的前身即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1920年12月的报告[141]称，上海的魏金斯基寄来了一些杂志和小册子，其中包括《劳动界》。可见，1921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刊物至1920年12月已经传到了伊尔库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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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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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篇《文献目录》举出的中共的刊物，除汉译《共产党宣言）〉（文章将其出版地误作北京）外，小册子有《苏维埃·俄罗斯》，定期刊物则有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和《劳动界》、北京出版的《劳动音》、广州出版的《劳动者》，并分别做了简要介绍。其中，关于《苏维埃·俄罗斯》，除了出版形式（1920年北京刊，共31页，附列宁肖像）外，对其内容的介绍也尤其详细。中国方面的资料里见不到《苏维埃·俄罗斯》（也没有原件遗存），从《文献目录》介绍的概要判断，大概为《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的文章集成。如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述，《俄罗斯研究》的资料来源是美国出版的《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可能是在出単行小册子时沿用了该杂志的名称。定期刊物中的《劳动者》，如前一节所述，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与共产主义者分裂前发行的；但是，饶有兴味的是，《文献目录》却断定它是中共的刊物。《文献目录》还称，关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刊物，已收集到至前一年12月号的各期；可见，中国出版的刊物，伊尔库茨克大概在一到两个月后即可收到，这与前述《中国的罢运动》所介绍的情况差不多。可以断定，伊尔库茨克和上海间人和物的交流大概需要一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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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言之，同一期《通讯》刊登的未署名的《中国的劳动者》（Рабочиев Китае）一文，转载自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这恐怕也是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的魏金斯基等人连同中共的出版物一起寄到伊尔库茨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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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该期《通讯》还刊登了三封中国同志即瞿秋白、俞颂华和杨勋（音译，Ян-Сюнь）的来信。瞿秋白、俞颂华当时都在俄国，分别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的驻俄国特派记者。瞿秋白后来是中共领导人，但是，这个时期还没有直接参加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瞿秋白的来信题为《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苏俄的期望》，俞颂华的来信题为《我为何来到苏俄》，后者注明撰稿日期为1921年1月29日。[142]他们二人1920年10月16日离开北京，与北京政府的外交人员一同经哈尔滨、满洲里、赤塔进入俄国，第二年1月7日抵伊尔库茨克，两天后即9日离开伊尔库茨克，同月25日到达莫斯科。[143]从他们的行程看，俞颂华的来信应该写于他们到达莫斯科之后，再经某种方式传回伊尔库茨克，发表在《通讯》上的。瞿秋白的来信没有注明日期，但似乎不太可能写于在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期间，大概是在途径赤塔逗留约半月期间写成，而后传递到伊尔库茨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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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来信中首先叙述了中国的社会状况，然后谈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向。他说，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报刊有《晨报》、《时事新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来信的最后说，“不久前，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党（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 коймоло дежи）。虽然成员人数不多，但这个党的组成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瞿秋白来俄国前是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外交部的俄语专业学校）学生，曾在北京的《新社会》等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呼吁解决社会问题；而他所属的人道社，是“改造联合”这一事实上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发起时的团体之一（尽管不清楚瞿秋白是否参加了发起会议），所以，瞿秋白即使不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应该了解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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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颂华在来信中自称“社会主义者”，介绍了中国的产业状况、工界状况，并表达了对革命俄国的期望，但没有直接谈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杨勋（Ян—Сюнь）在来信（《中国的劳动问题》[144]）中用统计表对中国工人的处境做了介绍。该信日期是1920年1月，发自南京，杨勋的身份是新闻记者，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里没有此人，因此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物。通观各期《通讯》，来自中国人的信仅此三件，并不见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投稿。至1920年底，就连魏金斯基从上海直接寄给伊尔库茨克的报告也只有一件[145]，所以，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对收集到的中国情报，包括这些中国记者的文章在内，看来几乎是无从甄别地悉数刊登在《通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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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约一个月后发行的《通讯》第2期（1921年3月20日）所载文章，却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组织的活动。这篇文章就是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亲自执笔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146]该文如其题目所示，是介绍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特别是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状况的。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以相当篇幅引用了武汉、广州、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披露了自1920年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在上述三城市召开的共六次会议的记录。其中一部分，在本章第一节探讨广州和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时已经介绍过。包括青年团章程在内的这些记录，是会议的原始记录，极具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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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米亚茨基在文中并没有解释是如何得到这些会议记录的，但是，他在7年后为追悼张太雷所发表的文章中说，这些记录是张太雷1921年初来伊尔库茨克时随身带来的。[147]关于张太雷赴俄国，本节第四小节将作详述，总之，他于1921年初抵达伊尔库茨克是事实，因而，会议记录由他带至伊尔库茨克，概不为虚。舒米亚茨基在文末注明执笔的时间和地点是“伊尔库茨克1921年2月”。如果他引用的会议记录是张太雷带来的，张太雷这时应该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似乎自1921年初才格外丰富起来，寄自中国的刊物是其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则是中国的活动家们直接带来的资料，他们从这个时期逐渐开始来到伊尔库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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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书记处继《通讯》之后发行的《远东人民》第2期（1921年6月23日）上刊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148]（无署名），则证实了这种推测。该文列出了四十二种汉语社会主义刊物（包括单行本、小册子、杂志、报纸）。其书目本身自属难得，而刊物名称全部用俄语和汉语（以俄文拟汉音）两种文字表示，尤其耐人寻味。[149]这样的处理，如果没有熟悉中国国内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中国人——也许是张太雷——的合作，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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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迷，舒米亚茨基领导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直至1921年2月前后，都是通过偶尔来自俄国国内或国外的情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的，是不全面的；自同年2月以后，中国活动家们开始携带着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来到俄国，这增加了远东书记处所得到的情报量。基于这些情报写就并发表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和《远东人民》上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自1920年底至翌年上半年的活动进展。而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进展的，正是中共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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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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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苏共中央1956—1957年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部分汉语文件之一。[150]该《宣言》由正文和一位姓“Chang”的人写于1921年12月10日的前言部分组成，正文又分三章，即“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正文有汉字两千多字，不算太长。这份文件的存在及其内容之被披露，是档案移交后的1958年的事，北京的《党史资料汇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第一期最早做了报道。[151]不过，该刊物是仅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一般人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知道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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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看《宣言》正文的内容。第一章“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张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并预言，由于政权、军队等统治机构是保护少数人利益、压迫劳动群众的，将被废除。不过，这些“理想”并非一蹴而就，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章中，提出了逐步实现的步骤，强调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而关于政权，则须与俄国革命一样，从资本家那里夺取政权，取得由工人、农民掌握的政权。引人注目的是，此处强调了由产业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作为对资本制度斗争的方式将发挥巨大作用。也就是说，按照设想，由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产业工会，将不断地通过罢工动摇资本主义国家；而在夺取政权的关键阶段，由共产党号召实行的总罢工，将给予资本主义国家最后一击；这些产业工会在革命后将转化为执掌社会经济命脉的机关。这里所设想的，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不如说更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模式。但是，在“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中论述世界革命形势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被当做不仅是俄国、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并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只要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和反革命势力还存在一天，就具有其积极意义。总之，《宣言》从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和其一般的实现步骤谈起，后半部分则更加具体地解释了在当前时期应该采取的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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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就正文的内容看，《宣言》的确是正在组成的中共在即将开始活动时的重要文件。但是，《宣言》是由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经过怎样的过程写成的？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用来回答这些问题。[152]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该《宣言》虽然也被收录在中共中央现今的正式历史文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中，但并非作为正式篇目，而是作为附录资料。因此，我们只有通过“Chang”写的前言来探讨《宣言》的制定过程。下面是前言中有关《宣言》的制定和形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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