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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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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平民思想家——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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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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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上是一个闪亮夺目的时代，政治上的纷争和军事上的征伐，带来了思想上的激荡与创新。夹杂着兵器撞击的铿锵声，混同着五霸七雄的喊杀声，思想家们的声音反而更加响亮与清澈，也更容易碰触到历史的深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平民思想家墨翟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朴实如老农一般的笑容和他朴素的理想主义一起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一笔，千载之下仍然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他非王非侯、非公非爵，只是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他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打造精巧的木器，也用聪敏的头脑打造着不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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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创了一个学派，而这个学派便因他之名，被称为“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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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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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国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较，墨家的思想既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的很多观点和言论都只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社会现象有感而发的，轻理论而重实用，有很强的实践性。荀子在评论墨家思想时就曾经说：“墨者蔽于用而不知文。”但是正是这种实用性的特点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下层民众。墨家思想在战国初期有很大的影响力，成为“世之显学”。鲁国人墨翟是这一学派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稍晚于孔子，本身亦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思想观点的不同，使他抛弃了儒家的主张，转而另辟蹊径，提出了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为主要特点的墨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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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画像。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墨家学说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其现存《墨子》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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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是墨子全部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所有的思想家一样，墨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决定着他思想关注的焦点，面对战国时期列国兼并、社会秩序急剧动荡的现实，墨子从个体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并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他认为社会的动荡和失范源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起自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父自爱也，不爱其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在纷乱的社会现实中，小到盗窃大到战争，都是起源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爱”。动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减少和人民生命的损耗。所有的“王道”、“仪礼”、道德伦理规范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制止社会动乱、恢复和平安宁的根本途径就是使人们“兼相爱，交相利”。这种兼爱的思想，实质上是为消除一切等级差别和怨仇，在人与人之间实行平等互利原则的政治化伦理道德观念，是要取消人我之间的界限，“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而不野战，家主相爱而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所说的这种兼爱思想和儒家的仁爱观念相比较，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都是试图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爱”推广到整个社会，以此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但是，二者实际上是不同的：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有差别的，以血缘的远近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区别爱的程度不同，并且以忠孝为仁爱的根本；而墨子所提倡的“兼爱”是超越了这一切关系的，是同一的、没有差别的、无条件的爱。它是抽象的，又是绝对的，没有现实生活和切实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虽然高尚但却不真实，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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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兼爱的思想出发，墨子认为战争是不仁不义的罪行，无论是国与国相攻，还是家与家相篡，或者是人与人相残都是天下的大害。因此，他强烈地反对战争，提出“非攻”的观点。在他看来，战争是社会进步最大的不利因素，它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给社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在战争中，会有戈矛剑戟的破坏，牛马兵车的损失，而且会有成千上百的人因为战争而死去；即使是战争中的获胜者，也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些利用战争作为聚敛财富的手段的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往往“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之多”；而那些征伐战争中，并没有任何的胜利者，只有受害者，都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墨子的非攻思想并不是毫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他对“攻”和“诛”两种战争形式作了区别，认为为了正义而进行的战争是“诛”，是合理的；而为了利益进行的战争是“攻”，是应该加以反对的。这种区分对待的看法和评价方法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但是他却没有对“义”和“利”的标准给出一个严格的和明确的定义，因而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的社会根源，也不能严格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质。他只是笼统地把大国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都看做是罪恶的，而把防御性战争都看做是正义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划分方式对于现实政治没有鉴别意义，纷乱的战国时代在他的眼中看来，仍然是遍地的征伐与罪恶，他看不到在这征伐与罪恶掩盖下的社会的进步因素。为了实现自己的“非攻”理想，墨子到处反对和游说诸侯，希望能够凭一己之力和“兼爱”的思想来制止征伐战争；他甚至还制造出了用于防守的战术机械作为最坏的准备，一旦战争不能制止，就准备以此来帮助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守地护城。不能说墨子的奔走游说完全没有结果，毕竟他曾经成功地劝阻了楚国伐宋战役的爆发，但是在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兼并将要发展成为历史进步的主要方向的时候，他的“非攻”思想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和“兼爱”的思想一样，它们都太理想化，因而在残酷的社会政治当中显得相当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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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双鞘剑。在纷乱的战国时代，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政”的政治思想，他认为战争是不仁不义的罪行，并试图用“兼爱”的思想来制止征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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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认为社会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们不兼爱，而战国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不能尊奉共同的“义”，由此而引起了彼此的攻伐与不合，是故天下之乱，在于“义异”，解决的办法就是“尚同”。他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合；天下之百姓皆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天下之所以乱，生于无正长。”他在这里所说的“正长”，就是一个统一人们意志的绝对权力，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义”。具体到国家政治当中，便是需要一个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地建立统治秩序，统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并以强权来保证这种力量的权威，以力量来确保民众的服从。专制君主的言行是善恶是非的标准，而且民众必须以君主为榜样，一言一行都效法君主，任何人在君主面前都不得保留自己的意见。“上使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人们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被剥夺，权力成为真理。这种绝对统一的是非标准和上下一致的是非观念，既包含有统一和治理天下的要求，又开创了思想独尊的先例。强调“同”，强调思想一统，必然要排斥异己，所以墨子的思想当中带有很明确的“非儒”色彩。他认为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厚葬久丧以谩亲，安贫乐命而不思有为，弃实务虚而不干实事，不敬鬼神而天鬼不悦，都是“足以丧天下”的观念。他对于孔子理论中的强调传统、注重礼仪、偏于保守、调和持中的观点都大加攻击，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自己的论点，这就是历史上的儒墨之争。儒墨之争的出现，标志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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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子所设计的理想主义的政治方案当中，治天下需要有统一的“义”。为了保证这种统一的“义”能够实现，帮助君主治理好国家，墨子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施政原则上提出了“尚贤”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中，从商周传承下来的严格的宗法制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世卿世禄的不合理现象大行其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被宗族和血缘隔开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国家的高位都被世族所占据，选拔人才不以能力为标准，“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尚贤·下》），“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尚贤·中》）。这种不合理的等级制度，已经危害到了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安定。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在主观上也都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往往“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在客观效果上适得其反，归根到底是因为“不能以尚贤使能为政也”。墨子认为，不尚贤是国家失政的根本原因。要想使国家得治，就应当任人唯贤，以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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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主张任人唯贤，以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图中的苏秦就是战国时代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能力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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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提出尚贤的主张，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礼崩乐坏”（孔子语）的时期，周王朝的一系列仪礼规范都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被废除和破坏，宗法制度和宗族政治也成为挑战的对象。社会上新的阶层出现并且力量逐渐壮大，动荡的时局和混杂的社会秩序又为这些人接近权力提供了可能性与途径，更催生了新的政治评判标准。同时，纷乱的社会现实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下层民众都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政治统治，因而也迫切地需要真正有才能的人进入国家政权，为现实的政治目标而努力。所以，“选贤举能”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更是这一时期很多思想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墨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是由其阶级出身决定的。墨子本身就是一个小手工业者，而墨家学派的很多信徒也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他所宣称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做是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权利宣言，反映了小生产者劳动群众希望参与国家管理的正当要求。这种“任人唯贤”的政治思想，在儒家的理论体系当中也曾经出现过，但不同的是，儒家的观点是在一整套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限制下的，即使他们主张以“贤德”、“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君君、臣臣、亲亲、尊尊这些伦理规范仍然是儒家政治哲学中根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则。相比之下，墨子的尚贤主张就显得激进得多，他跨越了所有的社会等级标准——无论这种等级标准是来自于血缘还是来自于财富，而只是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无条件地唯贤是举，比儒家的尚贤主张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也正是这种绝对的标准导致了没有标准。墨子只是提出了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期待，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措施方法，更没有在制度方面作任何的具体设计，在现实政治当中没有办法与有着牢固、复杂的社会基础的宗法制度相抗衡；关于选贤举能，墨子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原则提出来，希望各国的统治者能够接受这一原则并以此为施政的指导，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配套的关于“贤”的具体标准，而只是空洞地强调它的重要意义。即使是这一思想为各国统治者所认同，它也不能变成现实，因为没有人知道墨子提出的“贤”究竟如何衡量，又到底有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贤能”。它缺乏一个可以操作的途径和达到目的的方法，所以“尚贤使能”的思想主张到最后也只能是一纸具文，难免流于空谈。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有着先验的合理性，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却带着虚幻的理想主义色彩，终归也只是想法和希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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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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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墨子虽然被后世尊称为思想家，但是也无法从他的思想当中找到任何一点具体的标准来判断他本人到底是不是一个“贤者”，具不具备参与国家政治的才能。尽管他的学说曾经盛极一时，以至于一度“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但是由于墨家思想浓厚的理想主义性质，难以在现实政治中实现，最终没能够像法家或是儒家那样与政权相结合，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变成具体的施政方针，在治国的实践当中验证自己的观念与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小生产者阶层不断的分化，墨家学派也逐渐衰落下来。墨子之后，墨家学派一分为三，其中墨辩派继承了他墨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专注于名辩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另有墨侠一派，流于民间，变为武侠；至于“墨学”本身，则日益式微，秦汉以后几乎成为“绝学”。直到清代，才作为被历史遗落的明珠被重新拣回，再度出现在研究者的案头。只是时光已经过去了千年，再也不是墨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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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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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何事纷纷说魏齐——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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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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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前371—前289），名轲，邹（今属山东）人，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孟母在中国历史上也因其对孟子的严格教育而流芳后世。首先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据说孟子出生在邹县的傅村，住宅靠近坟地，因此孟子小时常常和小伙伴一起学埋葬的哭声和刨坑。孟子的母亲认为这不利于孟子的成长，于是搬家到附近一个热闹的集镇。孟子又常常模仿江湖骗子，孟母认为这仍然不利于孟子的成长，于是再次搬家，迁到了一所学校的旁边。孟子开始跟着读书人学习诗书礼仪，孟母这才满意。另一个故事就是孟母断布教子的故事，据说孟子小时候喜欢逃学，孟母十分生气，就在一次孟子逃学回来后当着孟子的面割断了织布机上的线，已经织好的布也就断了。孟子十分惊诧，孟母就说：布是线织成的，需要不间断地织，如果线断了，布也就织不了了；学习跟织布的道理是一样的，也需要一点一滴不间断地积累，如果常常逃学，那么也是无法成才的。孟子深受启发，也十分感动，从此开始努力学习。正是因为孟母的严格教育，才有了这历史上的佳话，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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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自称为孔子之孙子思的私淑弟子（就是指老师没有直接授业的弟子）。孔子去世之后，儒家不景气，内部发生了分裂，杨朱和墨翟则在这一时期崛起，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孟子视自己为孔子学说的正统传人，曾经说：就是孔圣人重新复活，也不会改变我说的话。他立志恢复儒学，因此广收门徒，周游于列国之间，对各国的国君直陈利害，毫不讳言。孟子曾经说过：“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虽然各国对他待若上宾，魏、滕、薛等国国君致敬尽礼，问道求教，尤其是齐宣王甚至要聘孟子为上卿，但是这些国君都不愿真正采纳他的学说，认为他的学说并不实用，所以终其一生，他的思想都没有得以实际施行。孟子晚年的时候和孔子一样，与一些弟子一起回乡著书立说，写了《孟子》一书。大约公元前289年，孟子逝世，享年约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