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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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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九州生气恃风雷——变局中的政治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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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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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满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已走到了封建时代的末期。繁华的康乾盛世已经消逝，而人们尚未从繁盛昌荣诗酒风流的“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及时醒来，没有嗅到这庞大僵化的帝国从锦袍下透出来的衰败与腐朽的味道。但是事实上，王朝的末路已经悄悄到来，内忧外患纷迭而至，很快，一场“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就要开启。在帝国内部，由于人口的激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乾隆末年就开始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重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如同地火一般燃遍全国，终于震撼了这个老眼昏花的王朝，也惊醒了那些在书画琴棋、文恬武嬉中沉湎的士大夫们。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帝国不可摇动的权威和祖先留下的固若金汤的江山。在那些曾经俯首帖耳的小民爆发的怒吼声中，政局动荡不安，时势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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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风平浪静的南中国海上，遥遥地停着西方的船舰。他们带来了贸易也带来了鸦片，他们载着羊绒也载着枪炮。他们从中国运走华丽的瓷器，又指着那些瓷器叫嚣，中华帝国就像这瓷器一样，外表华丽坚固，内部空空如也，只需一击就会破得粉碎——而这一击没有等得太久。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虚幻梦想，中国开始一步步地陷入近代耻辱历史的泥沼。在内忧外患面前，权贵们仍然自欺欺人地沉醉于先辈们“文治武功”的苍白梦想中不肯醒来，而一些不满于清朝腐朽统治，要求改变现状的士大夫们开始放眼看世界，把关注的目光从故纸堆中转移到了经世致用、匡时救世上来。他们关心时局，倡言改革，希望通过王朝政治的变更来起到“除新疾，起陈疴”的功效。一方面，他们批判清朝统治中一些僵化腐朽的环节，强调只有变革才能富强；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有识之士，或是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因而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突破时代与阶级加诸于自身的限制，不可能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改革的目的仍然是维护而不是推翻封建统治，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虽然站在时代的交替点上，他们所作的努力与尝试从主观上讲都是为了挽救与重现旧日的光荣。但是客观上，他们把视线转向西方，接受并向人们传递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信息，已经不自觉地为延续了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敲响了丧钟，成为中国近代开端时期新时代和新思想的启蒙者。他们的思想、言论、观点、著作也如春雷一般，唤醒了死水一潭的社会政治文化中最活跃的变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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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雕像。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为嘉道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重要人物。主张道、学、治三者不可分割，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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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便是这最早一批地主阶级改革家中间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活经历基本上在近代以前，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大致上代表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基本政治思想。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簪缨文史世家，自幼家学渊源，又富有一身才华，按照当时通行的致仕之途，不日便可青云直上。但是，惊人的社会现实、动荡的时局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催促着他放弃了传统的经学儒道，转而寻求“经世之务”，广泛接触多种新的思想和流派，成为了典型的“杂家”，自称“治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希望能从中寻找到挽救时局、变革图强的方式。后来，他师从于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经师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接受了其中的一些概念和论点，并以今文经学【9】为武器，行微言大义之旨，抨击朝政，针砭时弊，成为清代第一个站出来宣称衰世已经到来，并对当时的政治作深刻批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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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一生仕途崎岖，官卑职小，不像林则徐、黄爵滋等人可以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地推行改革实践。由于手中无权，因而他更侧重于改革理论的建树，著书立说。龚自珍一生著述甚多，多淋漓挥洒、针砭时弊的辞章，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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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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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所作的首要贡献，就是倡导“通经致用”，开了晚清一代“议政”风气。他这种观点是针对当时学术界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提出的。政治与学术的脱离，既使得政治缺乏通明的理论为引导，又使得治学之人所作的研究没有现实意义，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因而也就缺少价值。而那些“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的所谓士大夫，对现实毫无所知，空有一肚子经史子集的锦绣文章，也终于无益于世，形同废物。这种现象在科举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僵化的科举制度以八股取仕，也是把政治与所谓的“学问”完全分隔开的。这样选拔出的官吏都只是可守律令步成规而不能议政论道的胥吏。他们对时政完全不了解，根本没有能力行使治国治民的权力，甚至连总督大吏都不能“行一课，走二事”。他在《与人笔四》中写道：“《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这便是对以陈腐的脱离实际的经书取仕，而不以时致取仕这种不合理现象的不满与批判。即使不从科举致仕，当时的士大夫和学术界也有一种明显的脱离实际、崇尚考据的倾向。而这种每日只与故纸堆打交道的做法与对现实政治和时局的改革与发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以至于“国有养士之资，士无报国之日”。长久以往，则必然危害到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他明确地提出了“通经致用”的主张，号召士大夫要面对现实，抛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儒学传统，积极地参与到国事当中去。他力倡“箸议”、“塾议”等私人议政的形式，并论证了私人议政的合理性。他提出：议政并非只是统治者的权力，居下位者也应有探求是非、发表见解的权力与途径。龚自珍的论述为当时的士大夫议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号召了士大夫们关心时局，承担社会责任。在他看来，只有士大夫和掌握知识的人利用手中的学问，积极地为社会政治的发展出谋划策，视天下事为己任，才能改善社会风气，改变社会政治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的局面，也才能在整合“致用”的过程中激荡出变革的灵感，从根本上开辟强国的途径。这种“通经致用”的思想和“私人议政”的实践不啻是一片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它一方面表达了觉醒了的士大夫要求参与政事，变革社会的政治愿望与要求；另一方面，“私人议政”的形式，又曲折地反映了清王朝统治中言论闭塞，不重人才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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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在他那首著名的《己亥杂诗》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方面表达了他因士大夫群体对时代变局保持沉默，以至于无人能够响应时代潮流的苦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希望统治者改善人才选用标准，渴望参政议政的强烈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一直以来被看做是龚自珍人才理论的代表观点和改革主张之一，可以作为他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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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龚自珍反对晚清官员每日拜见皇帝长跪不起，提出为人君者要礼遇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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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在治学中也实践着学术与政治相结合，通经以致用的观点。他文章多做政论，师学今文经学以后，又以此作为武器，“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借以抨击时弊，倡言变法，成为把经学引向时政的带头人。这种方式，为士大夫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和可行方式，启发和引导了维新时期的思想家，进而引发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从后来维新变法时期的“托古改制”等思想中，仍然可以寻觅到龚自珍的思想特点。他开了晚清一代士人议政的风气，否定了清王朝的言论控制，一代宗师的地位是难以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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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制度的多种弊病逐渐浮现的时代。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王权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变本加厉地加强专制统治，而专制统治反过来又暴露出更多的制度与社会的弊端。封建君主政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阶段。封建末世各种黑暗腐败的现象刺激着时代的思想者，使龚自珍的理论中充满了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造成社会黑暗和腐败的专制王权，向封建帝王的权威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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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中的绝对王权是对人才的异化与摧残。封建君主为了保有无限的权势和利益，对天下人才除了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术以外，还要塑造“唯我才高”的形象与威信，封建君主的权威与才干是不能受到质疑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封官设吏，虽然有选任贤能之意，但是君主与官员的关系却形同主仆地位，等级被强调而才干成为次要的因素，有些甚至因亲疏关系而定职位高下，才能完全不具有参考价值。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官僚体制下地位与才能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主人之遇大臣如遇犬马”，每日大臣拜见皇帝，“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久而久之便没有什么廉耻可言，因而便会危害政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调整君臣关系，变主奴为主客，臣子效力从政而不为王者之奴，为人君者要礼遇群臣，即“历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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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君主制中，君王通过对选仕资格的设置和对多种律令条例的制定来约束和控制天下臣民。这种严格控制的结果只能造成政治的僵化。臣子处于这种僵化的、时时受束缚的制度之中，即使很有才能也无法发挥出来。“乃卧之于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以冥心息虑以置之。”在这样的钳制之下，连圣人都难以有所作为，更何况资质平平者，这实质上体现了封建王权下，士大夫阶层自由独立思想的觉醒。他把一切弊病都归于皇权，归于最高统治者的绝对专权，并从施政效果的角度对君主专制的制度与精神提出了批判，论证了其不合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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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龚自珍从人性的角度入手，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判。他提出人性是为私利的，国家君主自然也不例外。以帝王之私要求群众为公，要群臣的大公无私为帝国的一己之私服务，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帝王既以天下为私，则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候讲仁义廉耻。为达到统治，维护私利，他们甚至不惜任何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气节的士人要在王权面前保持尊严，维持亲疏适度的宾主关系，不自轻自贱。“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才能维护独立的人格。他的这种观点，集中表现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虽然表面看来只是仪礼方面的细节，但却是对封建君主权威的否定，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一定程度上对自由、平等精神的反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自由平等关系的争取，是仅限于君臣关系间的，君民关系不在龚自珍的关注范围内。在他看来，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对平民的奴役和民众对君主的服从是天经地义的。因而，龚自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对是不彻底的，这是其对封建制度批判的局限之处，并且这种局限带着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是无论如何，龚自珍的思想对已经发展到顶峰的皇权提出了挑战，成为后世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权和制度批判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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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黑暗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龚自珍呼吁“更法”，开出“医国”之方，提出了变革的思想。他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制度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因而世无常法，亦无定制。社会的兴衰如同一天当中的晨时、午时和昏时一样，是有规律地变化着的，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而在危机面前，唯一的出路和解决方法就是改革。若是“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侈”，结果只能是政权的更替与社会政治的重组。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龚自珍开出了一张“医国”的药方，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上。在政治上，主要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君臣之间的关系，要求对封建君主的专职权力加以限制。具体地说，是要改变君臣相见的礼仪，以恢复臣僚的人格尊严，增加各级官吏的权力与俸禄，相对提高他们在官僚体系与施政环节中的重要性。这样既限制了王权，又鼓励了官员的积极性。相应地，龚自珍还对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标准给出建议，提出废除八股，改革策论，用人唯贤而不论资格等等。在经济方面，龚自珍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和建议，比如限制对外贸易、移民开发西北等。但是他最主要的思想还是体现在《平均篇》和《农宗》里面。他提出了“田相齐”的主张，并且设计了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来解决历朝历代都没能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在这一方案里，他主张按照封建等级划分来分配土地，把土地分别授予按照血缘关系来区分的大小宗主，而不是授予男丁。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方案，使农宗成为万世不变之根基，以此来限制、避免或消除由皇权、特权所造成的一切违反这一制度的“不平”，或是其他弊端和不安定因素。在如何消除社会的“贫富不相齐”的问题上，龚自珍提出要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道德或是刑罚的力量来“正世俗”，“定民心”。这显然是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违背的，与他提出的“农宗”制度一样，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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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的鸦片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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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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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思想，仍以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为主。虽然他对社会的批判始终没有超出一般针砭时弊的范畴，对于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本质性的突破，但是，他毕竟是第一个对清代政治作了强烈的否定批判的思想家，第一个突破了清代二百年专制主义思想的束缚，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时代变革的敏锐把握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代表着封建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代表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共同主张。后世的洋务运动和改良主义思想以及鸦片战争【10】后的维新思潮，虽然不能说直接受他的影响，但是溯其根源，总能在龚自珍这里找到些启蒙的细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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