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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狐狸和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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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现代性总是与马基雅维利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利与其说是个天才还不如说是个坦率的人,他自认为特别敢于直陈真理,“我毅然踏上了迄今未有人涉足的道路”【16】,他不装谦虚。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问世之初很恐怖,人们认为他够无耻够邪恶,什么坏话都敢说,后来又觉得他的思想很特别,似乎有什么微言大义,一直到当代还有大量分析解读。尽管马基雅维利甚至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人,但他的政治思想其实不是现代政治的基础,甚至与现代政治理论没有太多必然关系,他没有想象一种能够被确认为现代政治的政治理论,他喜欢和怀念的是罗马。可是马基雅维利又确实给了传统政治观念可怕一击,客观上有助于现代政治的来临。这一打击很是特别,它没有发明什么新政治,而是指出传统政治观念是假的装的,并且指出政治的真相。传统政治观念认为政治追求的是一些高尚的道德目标,以至于政治理论往往被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马基雅维利没有跟随这一套路,他藐视这种思路,所以没有编造另一种更好的道德目标来批判和取代传统道德观念,而是指出传统政治观念在关于政治这件事情上说了谎,因为传统政治观念所谈论的实际上只是某种道德,根本没有讨论到政治。他不谈道德,而要从头来谈论政治,就好像前人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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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决心直截了当而且诚实地讨论政治的真相,并且仅仅从政治的角度去讨论政治,而不需要给政治蒙上完全不合身的道德外衣,从而让人们(他想象的是君主们)看清道德其实不仅与政治无关,甚至对政治非常有害,他鼓吹说,既然要搞政治就只需要按照政治自身的规律去赤裸裸地做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需要任何道德负担,因为道德负担使人目标矛盾,头脑混乱,意志软弱。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方式被后人认为是第一次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开的创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从马基雅维利以来,“政治的理论观察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17】。克罗齐也说:“马基雅维利发现了政治的必要性及其独立地位,即超越了道德善恶的政治,它有自身的、与其对抗纯属徒劳的规律,依靠圣水是无法将它从世界上驱除或禁止的”【18】。马基雅维利剥开道德外衣,露出政治真相,把政治看成是“为政治而政治”的行为,这当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政治固然并非从属于道德,但也并非与道德无关,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道德与政治是部分重叠关系,政治大于道德并且包含了一部分道德问题。马基雅维利显然不理解道德在政治中的功能,尤其是道德对于政治的长期成功和稳定的重要意义。马基雅维利嘲笑基督教道德观念使人们变得懦弱伪善顺从,却不知这正是基督教在统一人心方面的政治优势。看来马基雅维利不懂精神政治。无论如何,把马基雅维利和现代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实有些勉强,马基雅维利并不知道现代政治将会是什么样的,他也想象不出来,因为他沉溺于怀念罗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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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与其说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还不如说是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s),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的实用博弈技艺,但也够不上博弈论。而且,假如马基雅维利知道古代中国政治中的那些权术、阴谋和策略,一定会发现他所津津乐道的古代西方的那些权术阴谋其实颇为粗糙生硬,从他描述的那些故事可以看到,那些“懂政治”的邪恶君主们的主要策略无非是当自己取得压倒优势时就杀它个血流成河,当不再需要朋友时就背信弃义,能骗就骗,能抢就抢,欺软避强,此类坑蒙拐骗斩草除根的“技艺”与其说手段高明,还不如说是无耻和残酷,大概相当于“无毒不丈夫”之类的狠毒策略,远远不及中国式的成形取势不战而胜的远大策略,也远远不及基督教的换心夺魂的深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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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一些经常被伪善观念所掩盖的东西,他发现道德解决不了政治问题,政治要面对的和处理的仅仅是争权夺利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主要是如何击败对手压服人民的技巧。这一思路的前提是对人性的悲观估计,马基雅维利对丑恶人性的评论比比皆是:“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伪装、做戏、逃避危难、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质”【19】,“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先是谋求不受他人侵害,继而便要侵害他人”【20】。如此等等。政治家为了成就伟业就必须不择手段,伦理说教可以用来欺骗对手但自己不能被其所骗:“不管什么人,都会认为,君主应当守信,立身行事,一本正经,不施诡计。这确是值得赞美的!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却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业的君主却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与此相反,他们不但不把守信放在心上,而且非常善于运用诡计,搞得人们晕头转向,并且最终把那些讲究信义的人一个接一个征服了”【21】。在需要阴谋诡计的时候就用阴谋诡计,在需要立威克敌时就可以杀人如麻,马基雅维利于是说出著名的“狐狸和狮子”理论: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狮子没有狐狸具备的那种识别陷阱的本领,狐狸则没有狮子具备的那种战胜豺狼的本领。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辨认陷阱,他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让豺狼望而生畏。……当遵守信义而使自己陷于不利处境之时,当自己原来做出诺言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之时,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会再操守什么信义。假如人类都是善良的,情况就不同了。问题是,人是恶劣的,别人对你并不忠信不渝,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须对他们讲什么信义”【22】。马基雅维利赤裸裸鼓吹阴谋与暴力的思想被认为开创了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路,后世的现实主义政治论者尽管从马基雅维利那里收益良多却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能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论点太缺德而又太坦率。人们更愿意采取似乎不太缺德的“学术性”语言以免面目过于狰狞。后世多数现实主义政治论者迫于形势而都有些伪善,好像只有卡尔·施米特坚持了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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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政治理论,他的政治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都是在分析历史上种种实例,基本上都在说明成功的君主对敌人如何残酷无情、背信弃义、坑蒙拐骗以至于恶魔也自愧不如,但他对君主也有所告诫,有趣的是,他不断劝告君主必须有所节制的事情主要是不能抢夺自己人尤其是有用将士们的“妻女财物”,对敌人可以烧杀奸淫,对自己人则万万不可,否则将众叛亲离。这说得上是“话糙理不糙”。这一双重标准模式倒是影响深远。尽管现代政治在建立有效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之后就削弱了阴谋诡计之类的马基雅维利权术,但却把那些残酷斗争的原则全都用于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政治有某种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上。马基雅维利对自己人和敌人的双重标准演变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对国内和对国外的双重标准。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在对待其他国家时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军队的南京大屠杀、美英空军对德累斯顿的全民毁灭轰炸、美国原子弹攻击日本、美国对越南和伊拉克的空袭,诸如此类,都是马基雅维利的现代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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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说,马基雅维利所揭示的“政治真相”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一种误解。马基雅维利所批判的那种自欺欺人的伪善道德固然是对政治的误解,可是他所推荐的仅仅作为技艺的政治同样也是对政治的误解。正如中国在汉帝国之后的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政治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政治也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都回避了政治合法性以及政治目的等基本问题,简单地说,都不知道“政治何为”。儒家式的反政治的政治和马基雅维利的反政治的政治当然不同,可谓南辕北辙,一种“崇文”,一种“尚武”,但都错误地以为政治的目的仅仅是统治。如果政治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幸福共享的世界,而仅仅是战争与统治,那么与动物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又何须什么政治思想?弱肉强食、唯利是图、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些都是自然本性和自然规律,根本不是思想,因为这些都不是想出来的,而且不用想就会。人类所以发明政治,不是为了重复天然罪恶,而是另有追求。世界是坏世界,但思想不能是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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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总结为“狐狸加狮子”的政治博弈技艺也是有缺陷的。毫无疑问,冷酷无耻的人在与善良仁慈的人的博弈中占有心理优势,坏人在博弈中的心理弱点比较少,顾忌少,优势就大。但品德败坏这一博弈“优势”并不稳定可靠,它只是暂时有效,而且,这种缺德的优势到底是不是优势也还两说着,这要看相对于多大规模的政治事业而言。所有的背信弃义心黑手辣坑蒙拐骗行为都只在单方面拥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有效,所谓信息不对称。《孙子兵法》中早已说清楚了这一众所周知的道理:一方知己知彼,而对方不知彼,甚至不知己,这样就容易战胜对方。当代博弈论也同样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或者在一次性的博弈中,背信弃义的一方具有优势。但问题是,情况总会发生变化,知识可以学习,优势的博弈策略将会被模仿,一旦优势策略被普遍模仿,人人都学会了如此这般的博弈策略,比如说按照马基雅维利语境,最后人人都学坏了(学坏容易学好难),此时坏人就没有优势了,因为大家都变成了坏人,人人将因此利益受损。马基雅维利策略是经不起普遍模仿的,普遍模仿的结果就是引火烧身,自食其果,自取其祸,所以,从长期或多次博弈来看,它是个失败策略。马基雅维利策略只有在人心淳朴的古代社会里作为君主独知的政治“秘笈”才有意义,绝非普遍有效的政治规律。启蒙时代终结了各种知识秘笈的优势,知识变成公开共享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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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策略至多相当于简陋版本的古代中国“霸业之术”。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不择手段的成功只能成就一时之“霸”,而威德兼备才能够成就万世之“王”。但是在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时最好忘记诸如“西方科学好,中国道德高”之类的新儒家幻觉,新儒家的此类自我表扬会让马基雅维利笑话,而先秦法家已经提前笑过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高明并非来自道德理想,而是来自深思远虑,所思考的政治问题规模更大,视野更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思想总是把“他者”认真计算在内,这种以他者为核心的思考模式是非常优越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专门爱护他人(这种道德高调没有意义),而是说,中国思想特别重视他者的存在意义和互动能力。如果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勇敢地揭开底牌,可以这样分析他者的政治意义:(1)政治的成功是为了让他者为我所用。假如消灭他者,等于毁灭可用资源,这是愚不可及之事。假如仅仅武力征服他者,这样无法获得人心,反而如坐针毡,疑心他者永远不合作,而且伺机反叛,所以武力征服也不可取。因此,尊重他者才可能与他者合作。(2)他者具有模仿一切策略的能力,因此不存在一种具备永远优势的策略,而在经得起普遍模仿的对等互动策略中,与人为善、与人合作是最优策略。中国所以反对强者逻辑的霸业而推崇和谐原则的王业,道理在此。马基雅维利鼓吹的霸业虽不虚伪,但却是简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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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也许值得一提。他认为,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对马基雅维利的主流解释把区分政治与道德看做是马基雅维利的主要成就,虽大体不差,但却不够深入,不足以解释西方人持续数百年的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热情。伯林自己的发现是,马基雅维利蔑视道德理想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暗含了文化多元论,不同的人们认为各自的理想才是神圣的,这等于说各种理想相对于不同的人们来说同样神圣,同样终极。在理想上寸土不让注定了无法解决理想之争,现实主义的暴力征服就变成是唯一可能的策略。伯林说:“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贡献是他揭示出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他在后来者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块永恒问题之碑。他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各种目标同样终极,同样神圣,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整个价值体系可能相悖,而且没有合理仲裁的可能……如果马基雅维利的信念为真,它便瓦解了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假设: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总可以找到最后的答案”【23】。在这个意义上,伯林说马基雅维利是现代多元论的创始人也不无道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还可以说,马基雅维利还暗示了永远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是亨廷顿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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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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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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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省本来只是罗马境内的行政区,后来也指由征服而得的由罗马官员治理的地区,即向罗马国家纳贡的属地。开始时行省由元老院制定治理该行省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纳贡的品种与数量。行省的土地以及各种自然资源为罗马国有财产。元老院向行省派遣总督。后来又有自治市,行省城市有了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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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英]巴洛:《罗马人》,1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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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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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lato: Republic, 544c-569c. Statesman, 291c-292a.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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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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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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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19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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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ertullian: The Apology of Tertullian for the Christians. Ch. 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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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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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约·约翰福音》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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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约·马太福音》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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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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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根据奥古斯丁的名言“相信因此理解”(crede ut intelligas)的意思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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